兑卦新解：协商、决策与政治动员
作者简介
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
摘要：在经学的视野中，“兑”为“言说”之“说”。《象传》以“朋友讲习”作为“兑”的核心意象，它指向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协商；《彖传》提出“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为协商的基本原则，并指出协商具有提高决策质量和强化政治认同的功能；六爻区分了协商和决策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及其要求，通过具体情境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有效开展协商的方法。兑卦所展示的多层次协商观念可以丰富学界对协商的理解；兑卦所揭示的协商在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动员作用有助于当代协商系统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兑卦对协商过程复杂性的认识及其基于阴阳互根原理提出的解决之道为协商民主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思想资源。
正文
关于兑卦，历代有不同的解释。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解释是释“兑”为“悦”。汉代的虞翻、魏晋的王弼、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程颐和朱熹、清代的李光地等，均持此说。直至今天，张善文、余敦康等著名易学家仍坚持这一思路。但是，在漫长的易学研究史上，也有少数学者对这一思路有所保留，认为“兑”亦有“言说”之义。例如，王夫之在《周易内传》中指出，“兑”既为“欣悦”之“悦”，又为“言说”之“说”。【1】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今注》中主张“兑即说之古文，从八，从口，八象气之分散”，“《彖传》等训兑为说，当取谈说之义，非喜悦之悦也”。而且，他还特别强调“本卦兑字皆谓谈说”。【2】张舜徽先生从文字学上考证，认为“兑之本义，乃谓言辞也。凡谈说、解说，皆当以兑为本字。从言之说，乃后起增偏旁体”。在此基础上，他分辨道：“解者多读此说为怡悦之悦，失之矣。《易》有《说卦》，《书》有《说命》，而《礼记·缁衣》引《说命》作《兑命》，是兑、说一字之证。”【3】然，主张释“兑”为“说”的学者大多并不排斥释“兑”为“悦”的思路。船山就认为二者“义固相通”，因为“善为辞而使人乐听之”（《周易内传》，第370页）。高亨在其晚年的《周易大传今注》中也是两种解释思路并存。【4】
考之原文，船山和高亨先生的分疏是有道理的。《周易》中兑取象“口”，表示与言语相关的事物，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兹举几例。其一，“议”。中孚卦上巽下兑，《象传》曰“君子以议狱缓死”，其中的“议”直接取象于下面的兑卦：“兑为言说，以详论而酌其当。”（《周易内传》，第386页）。其二，“言”。夬卦上兑下乾，处兑之初的九四“闻言不信”；困卦上兑下坎，卦辞“有言不信”。其三，“号”“泣”“歌”等。夬卦上六处兑之终，曰“无号”；中孚卦九三爻辞“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那么，在兑卦中，作为“言谈”的“兑”究竟是何种形式的“说”呢？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高亨、金春峰将“兑”理解为一般性的交谈沟通。【5】刘成春则认为“兑”指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祝”，也就是向神灵祈祷镶灾求福的一种巫术。【6】如果单纯就作为“卜筮之书”的《易》来说，这一新说还是有一定解释力的，不仅可以对兑卦的爻辞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可以得到出土文献的支持。【7】但这一解释思路无法应用于《彖传》和《象传》，因为此一巫术很难与《象传》中的“朋友讲习”统一起来。
根据《彖传》和《象传》，此“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而是明确指向一种特定的“言说”形态——协商、对话和讨论。因为《象传》中的“朋友讲习”表明，“说”的方式是对话式的，而不是独白式的；《彖传》中的“说以先民”表明，“说”的主体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为政者；“说以犯难”表明，“说”的内容意义重大，具有政治属性。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新的思路，以“协商”释“兑”，并以此来贯通卦爻辞和《彖传》《象传》，从而对兑卦做出融贯的解释。这一解释思路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欣悦”之“兑”的基础和前提，而且可以更充分地凸显兑卦丰富的政治意蕴，即通过兑卦与现代思想的对话，发掘其对当代协商民主理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就此而言，本文的讨论将从经学的视野而不是从历史学或人类学的视野展开，所关注的不是兑卦的爻辞反映了何种社会事实，或可以从兑卦的爻辞中提取哪些历史信息，而是试图说明先秦儒家在对兑卦进行阐释时试图建构何种社会政治图景。因此，传在这一解释中会占据重要位置，因为它是先秦儒家对经的定向发挥。尽管六爻的爻辞可能确实是借助上古时期向神灵祈福的仪式来指示吉凶，但经过《彖传》和《象传》的映照，其巫术色彩逐渐褪去，人文和理性精神则被注入进来。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周易》从卜筮之书转化为儒家的经典，承载着儒家的政治理想。
一、对话：协商的原则与方法
从协商的角度对兑卦进行阐释，大体可以沿着以下两个方向展开：协商的原则与方法、协商的功能与作用。本节先探讨前面一个问题。
（一）天与孚：协商的根据和原则
兑卦《彖传》在以“说”释“兑”后，马上提出协商的根据和原则：“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其中，“天”即“天道”，这是协商者必须遵循的具有超越地位的正当性根据。在协商过程中，参与者在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理由时必须合乎天道，不合乎天道不足以服人。
那么，如何做到合乎天道呢？《彖传》从兑卦的象出发，提出了“刚中”和“利贞”的要求。“刚中而柔外”指的是兑的形象，初爻和二爻均为阳爻，阳刚得中，故云“刚中”；三爻为阴爻，阴为柔，在外，故云“柔外”。将“刚中”这一象征运用于人事，尤其是运用于“兑”的场景之中，就是“说以利贞”，也就是在对话中要动机纯正，坚守正道。
在“说以利贞”的大原则下，兑卦在《象传》和二、五爻的爻辞中又提出了协商必须遵循的两个重要原则：
第一，平等原则。兑卦《象传》以“朋友讲习”作为“兑”的核心意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意象中蕴含着协商的基本原则——平等。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五伦中，唯有“朋友”一伦是“平等的”，其余四伦均是垂直的等级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不用说了，即便是兄弟伦，也是在长幼有序的前提下展开的。只有朋友伦，确乎是基于平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余敦康先生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君民、君臣之间的等级从属关系应当像朋友那样结成人格平等的关系，只有通过平等的交往”，才能实现兑卦之道。【8】据此，《象传》强调的是：平等是协商有效展开的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处的平等理解为今日民主社会中的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式的政治平等。“朋友讲习”所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寻求依据内在德性来获得平等参与资格的努力。朋友是那些在人格修养、知识背景、志趣爱好等方面大体相同的人，他们之间的平等对话应该成为“兑”之原型。余敦康先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平等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各种等级式关系。然而，《象传》所要传递的信息是，尽管这种等级式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维系社会秩序所必须的，但是，在协商这个特定的场景和特定的时刻，参与协商的人需要将自己的各种身份暂时悬置起来，以一种平等的资格参与其中。在协商的场所之外，人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君臣，也可能是父子；但是，在协商时，所有参与协商的人都应该以朋友相待。唯有如此，才能有真正的协商。
第二，真诚原则。兑卦的二、五两爻，阳刚居中，有中心诚实之象，故九二和九五的爻辞均以“孚”命之。孚者，诚信也。【9】
九二的爻辞是“孚兑，吉，悔亡”。以爻象观之，九二以阳居阴，其位不正，亲比于不中不正之六三，且与九五无应，处境是不利的，本当有悔。但是，九二刚而得中。刚，至诚之象；中，守正不失之象。《象传》在解释孚兑之吉时，给出的理由是“信志也”。“心之所存为志”，“信志”就是“志存诚信”。【10】因此，尽管九二履不当位，但仍然能够得吉而悔亡，关键就在于一个“孚”字。可以说，九二以真诚的态度参与对话（即“孚兑”），以诚相待、坦诚交流，充分体现了“刚中”和“说以利贞”的要求，这是其得吉的原因。
九五的爻辞是“孚于剥，有厉”。九五是六爻爻辞中唯一没有出现“兑”字的爻。初九“和兑”，九二“孚兑”，六三“来兑”，九四“商兑”，上六“引兑”，唯独九五没有采用“某兑”的表述形式，这是由其爻位决定的。九五居君位，从协商的角度来讲，属于决策者。协商不是哲学讨论，协商的目的是为了决策。从流程上讲，协商一般要经过议题的提出、协商前的准备、协商、决策和决策的实施等步骤。兑卦只有六个爻，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从大的方面着眼。但是，它还是区分了协商与决策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如果说其他五个爻都是从协商的角度立论的话，那么，九五则是从决策的角度立论。因此，九五的爻辞中没有像其他几个爻那样出现“某兑”的句式。
从协商的角度立论，考虑的是按照何种原则和方法可以有效开展协商，产生富有建设性的协商成果；从决策的角度立论，需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对协商中产生的不同政策选项进行抉择，做出明智而健全的政治判断。由此，我们在九五的爻辞中看到的是对九五的警告：如果“孚于剥”，就危险了！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九五处于九四和上六两个爻之间。九四居大臣之位，能够审慎思考，介然守正，依据理性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它本来应该是九五所信任（孚）的对象；与之相比，上六参与协商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上六爻辞“引兑”，“引”是引诱、引导，试图引导对话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且，上六以阴居阴，它会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其“引”是“隐蔽的，不易被觉察的”。【11】“剥”者，阴消阳也，此处的阴当然是指上六。所谓“孚于剥”也就是信任上六。九五的问题是，身处高位，很容易过分自信，以至于独断专行。所以，这时候很容易被上六投其所好的诱惑性建议所迷惑。此时的九五，需要在九四所代表的正确意见和上六所代表的错误意见中进行抉择，必须以自己的诚，顺天而为，从公共利益出发，方能抵御上六的诱惑。正如程颐所言：“虽舜之圣，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周易程氏传》，第334页）因此，九五的爻辞警告道：九五如果信任上六，那就危险了，会做出错误的决策！
可见，九二的“孚”和九五的“孚”在含义上是有所差别的。九二的“孚”是协商过程中的“孚”，其基本含义是“诚”，它是协商能够取得建设性成果的保障；而九五的“孚”则是决策过程中的“孚”，其基本含义是“信”，它是协商成果能够得到有效运用的关键。但二者又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天”，它们都必须以天道为依据。在这个意义上，九五的“信”也是以【12】
（二）和与商：协商的方式和前提
如果说《彖传》“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中的“刚中”“利贞”“顺乎天”讨论的是协商和决策所应遵循的原则，那么，其中的“柔外”和“应乎人”则是对协商方式提出的要求。
“应乎人”有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是应乎民心，这是就协商的议题和内容来讲的。协商议题应该是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和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回应民众的关切。其二是顺乎人情，这是就协商的方式来讲的。它强调协商的方式必须本地化，要用对话双方熟悉的形式、听得懂的语言来进行，才能取得良好的协商效果。兑卦的初、三、四、上这四个爻都是在讲这个问题。其中，初、四两爻是从正面立论，三、上两爻是从反面立论。
初九的爻辞是：“和兑，吉。”这一爻强调的是，以一种和顺、温和、和而不同的态度来参与协商对话，才是吉利的。首先，初九虽为阳爻，但居兑之初，地位卑下，不会暴戾粗浮，而能够以和顺的态度待人接物，谦以处世，柔以待人。其次，初九虽地位卑下，但阳爻居阳位，为得其位，故能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不卑不亢，【13】以温和的态度参与协商，“无厉言怒色，则他人乐于倾听”【14】。最后，初九和九四均为阳爻，此为无应。无应则无所牵挂、无所羁绊，在协商中可以做到公而忘私，对不同立场不偏不倚、和而不同。一方面，就像初九《象传》所言“和兑之吉，行未疑也”，如果协商的参与者都能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彼此之间就不会对对方的言行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和而不同所体现的开放包容，可以有效防止协商中的极化现象，保障协商质量。
可以说，初九的“和”是《彖传》所说的“柔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从初九自身来讲，“和”是协商参与者的个体德性和协商能力的体现；从整个兑卦来讲，“和”则是协商有效进行的前提。尤其是对于一些存在严重分歧的议题而言，“和”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兑卦初爻将“和”作为一种协商方法提出来是非常深刻的。
九四的爻辞是“商兑未宁，介疾有喜”。正如前贤所指出的，此处的“商”不能理解为“商量”或“协商”，而应理解为“商度”（《周易程氏传》，第333页），【15】也就是对不同立场的斟酌、权衡和考量。由于斟酌、权衡是一个内在的思考过程，因此，“商兑”之“兑”不能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应理解为人内心的对话。所谓“商兑”就是以“商度”为特征的内心对话。“未宁”不是指情绪上的心绪不宁，而是指理智上对不同的立场和主张拿不定主意。“介疾”之“疾”为六三，“介”为隔绝，“介疾”是指九四介然守正，依据理性（也就是《彖传》中的“顺乎天”）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远离六三的“邪佞”之见。如此，则“有喜”。
在此，兑卦九四指出了协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审慎的思考和权衡，而且凸显了慎思的原则——介然守正，不为各种片面的信息或偏私的观点所诱惑，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慎思作为协商的基础，还是介然守正作为慎思的原则，都是一种普遍性的要求，是所有参与协商的人都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兑卦将这一要求放在九四中来表述是有深意的，因为九四乃宰辅大臣之位，是最终决策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口，九四必须承担起看门人的角色。即使其他的人（如六三和上六）做不到“商兑”和“介疾”，九四必须做到。九四这一关如果失守，九五就可能基于错误的信息做出决策，从而导致决策失误。
三爻和上爻则从反面讨论了两种需要防范的错误协商方式。
六三的爻辞是“来兑，凶”。“来”是迎合，“来兑”就是以谄媚逢迎的方式展开对话。为什么这么讲呢？从爻象上观察，六三阴爻居阳位，不中不正，处上兑下兑之间，对不同的观点左右逢迎，有柔外之态而无刚中之德。这当然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在对话中不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单纯迎合他人的意见，这一方面不符合协商“孚”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无法达到朋友讲习“相益”的效果。众所周知，协商的目标是通过协商实现信息的汇集，通过观点的碰撞，激发出新的想法，同时让协商的参与者从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受益，帮助自己反思和转化既有的偏好。如果参与者一味迎合他人，既对他人无益，又无助于新的观点和想法的产生，这是达不到协商效果的。其二，在对话中单纯迎合他人的意见，可能会导致对话中的极化现象。换言之，来兑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这才是断语“凶”的含义。
上六的爻辞是“引兑”。“引”字各家解释有异，有人将其理解为引导或引诱；【16】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引荐；【17】还有人将其理解为引而长之（《周易程氏传》，第334页）。本文赞成第一种解释。上六以阴爻居阴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阴爻，其目的不正。第二，以阴居阴，引诱的手段非常隐蔽。这一点与六三不同，六三是公开的。第三，处上爻之位，为一卦之终，非常高明，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再将其置于对话的场景之中，“引兑”，就是在对话中试图通过各种隐蔽的手段，巧言令色，引导对话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角度，摆事实、讲道理。从协商的角度来讲，它违背了刚中的要求，所以《象传》对它的评价是“未光也”，这种做法是不会成功的，九五不会受其引诱。
六三和上六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说”不以道，没有“孚”作为基础，从而背离了“兑”之道。
二、“说之大”：协商的功能和作用
协商不是谈话秀，也不是学术讨论，其目的是为了形成更加合理的决策。因此，协商不仅有时间约束，而且追求实践效果。兑卦的《彖传》和《象传》分别从决策和政策执行两个方面讨论了协商的功能和作用。
（一）“朋友讲习”：协商提高决策质量
首先，兑卦的《象传》从决策的角度揭示了协商提高决策质量的功能。
历代易学家们在阐释兑卦《象传》时分歧较大，有人从个体角度讨论协商在提升个体素质方面的作用，有人则从集体角度强调协商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象传》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泽”和“朋友讲习”，一从自然，一从人事，阐释的其实是一个道理——“相资相益”。但是，在解释如何“相资相益”时，易学家们分道扬镳了。其中的一个方向是从个体着眼，认为受益者是个体。如程颐认为：“两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观其象，而以朋友讲习。朋友讲习，互相益也。”（《周易程氏传》，第331页）
另外一个解释方向是从集体角度着眼，以船山先生为代表，认为受益者是集体决策。船山先生首先对“丽泽”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两泽并流，有若将不及而相竞以劝于行之象。然其归也，则同注于大川以致于海”（《周易内传》，第372页）。在此，船山区分了三种形态的水：泽、川、海。兑当然是泽，重兑是两泽。两泽并流，从表面上看，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及而相竞”，所谓“不及”就是不合，“相竞”就是相互竞争。但是，船山先生紧接着指出，就其归宿而言，二者会通过大河而同归于海。这就像洞庭湖和鄱阳湖，两泽并流，相隔百里，但是，它们都通过长江汇入东海。因此，两泽相丽的“丽”，不是通过程颐所说的“交相浸润”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相竞”而相合来实现的，其“丽”表现在它们最后都同归于大海，在大海中交融交流，合而为一。丽泽强调的不是交流对于两泽本身的贡献，而是两泽交流交融对于一个新的集体（大川、海）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船山对“朋友讲习”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首先指出“朋友讲习”的目标是“圣人之道”：“君子之道，学之者一以圣人为归。”（《周易内传》，第372页）朋友讲习是通过相互“论难”，使之“皆至于圣人之道”。所谓的“圣人之道”，对应的就是前面的“大海”之喻。在此，需要注意的有两点：其一，讲习的原因是每个人由于“博约文质、本末先后之异趋”，对于圣人之道的理解有差别，“相与讲习”可以防止每个人“专己而成乎私意”。其二，讲习的目的不是每个人知识上的增长，而是“皆至于圣人之道”。此处的“皆”字，强调的是“共同”达致对于圣人之道的正确理解，就像“丽泽之不相后而务相合也”。（《周易内传》，第372页）
在树立起这一客观的目标之后，船山先生进一步指出了达致这一目标的手段——“相与讲习”。他指出，讲习的方式是“各尽其说以竞相辩证”。尽管在讲习之时“争先求胜而不相让”，但其目的是贯通，是“相合”。船山先生还以战国时期的稷下元老淳于髡和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为例指出，像他们那样“务以口说相竞，流而不及”，只能称之为“佞人”，是不足取的。（《周易内传》，第372页）换言之，协商的目的是寻找最大公约数，是寻求共识，而不是为了争强好胜，将一己私意凌驾于众人之上。如此，方可通过讲习，求同存异，逐渐趋于圣人之道。
船山先生的解释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此处“朋友讲习”的意象强调的是协商对于提高决策质量的作用，所谓“讲多则义理明”，而不仅仅是参与者自身的提升。这一解释思路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有效打通《象传》和《彖传》。如果仅仅将“朋友讲习”理解为对于参与者个体有滋益之功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理解《彖传》中“民忘其劳”“民忘其死”的作用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说“朋友讲习”的主要功能是提升决策质量，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那么，正确的决策得到人民的拥护，“民忘其劳”“民忘其死”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民劝矣哉”：协商强化政治认同
其次，兑卦的《彖传》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揭示了协商具有强化政治认同和有效政治动员的功能。《彖传》在对“兑”的内涵进行界定之后，首先阐述了协商的基本原则，然后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称赞了协商的作用：“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说之大，民劝矣哉！”这是对协商之功能的总体评价：兑之道多么伟大啊，它可以有效地引导和说服民众。具体而言，协商的引导和说服作用又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协商提高民众的政策认同。第二，协商提高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这两句话看似讲的是两件事，实则互相呼应，互相阐发，必须结合起来看。
在此，需要对这句话中的“说”字和“先”字稍加分疏。金景芳先生认为，《彖传》“兑，说也”中的“说”是“言说”之“说”。《彖传》“是为统治阶级说的。统治阶级要人民忘其劳，忘其死，靠暴力不行，要用说，用喜悦”。【18】马恒君也将此处的“说”翻译成“说（shuì）服”，认为《彖传》是在强调说服教育而使人心悦诚服。【19】也就是说，《彖传》中“说”的本义是“说服”，心悦诚服是“说”所达到的效果。
在历代的注释中，“先”字有两解。第一种解释是“在先”，即先后之先，作副词。【20】第二种解释是“引导”或“率领”，作动词。【21】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解释，主要是基于语法上的考虑。“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这两句话是对偶，它们遵循的应该是同样的语法结构。“犯”是动词，“犯难”是动宾结构。“先民”也应该是动宾结构，“先”应该是动词。
据此，“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的意思是：以对话的方式来引导民众面对繁重的任务，民众能任劳任怨；以对话的方式引导民众直面所遭遇的危难，民众也能舍生忘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彖传》强调的是协商能有效塑造民众的政治认同，从而达到广泛政治动员的效果。民众在一般性公共事务中能够“忘其劳”，这是建立在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的基础之上；民众在战争等险难中能迎难而上，乃至“忘其死”，这是建立在民众对于政治共同体的热爱的基础之上。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说”与“朋友讲习”中的“讲”在方式上有所差别。“朋友讲习”中的“讲”是统治集团内部相对平等的政治主体之间的讨论，尤其是宋儒所推崇的君臣共治形态下理想的“公议”。而“说以先民”“说以犯难”中的“说”则是统治集团对民众的“说服”。
三、兑卦对当代协商民主建设的启示
综上，立足经学立场，释“兑”为“说”，从“协商”的视角出发可以对兑卦做出全新的诠释，并将《彖传》《象传》和六爻爻辞统一起来。《象传》用“朋友讲习”这一核心意象来界定“兑”的内涵——协商，《彖传》阐释了协商在政策执行中的重要作用——有效的政治动员，以及协商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六爻不仅通过不同爻位所代表的具体情境，从正反两面阐释了协商的方法；而且对协商和决策两种不同类型的活动进行了区分，明确了政治体系中不同地位的人在协商中所应当承担的职责，提出了协商与决策的衔接问题。可以说，兑卦勾勒了一幅非常完整的协商系统的画面。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阐释，将兑卦解读为一种古典形态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思想。兑卦所展示的当然不是一种民主的图景，无论是《象传》中的“朋友讲习”，还是《彖传》中的“说以先民”，都有非常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将兑卦所展示的图景称之为协商，而且是政治性质的协商，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它可以成为当代协商民主建设的思想资源。具体地说：
第一，兑卦展示了比当代协商民主理论更加丰满的协商观念，可以丰富学界对协商的理解。根据前文的考察，作为“说”的“兑”起码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一，九四“商兑”中的个体慎思。这种形式的“兑”，其实是个体内心的对话。其二，政治精英（尤其是君臣）之间的“说”（shuō），具体表现为《象传》中的“朋友讲习”。这是一种平等而真诚的对话，旨在通过对话达成“顺乎天”的政治共识。其三，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即君民）之间的“说”（shuì），具体表现为《彖传》中的“说以先民”“说以犯难”。这是一种面向民众的政治沟通，旨在通过“应乎人”的对话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
如果本文的解释能够成立，则“兑”不仅包含了当代协商民主中deliberation一词两方面的含义——慎思（deliberation within）和讨论（deliberation with each other），而且还包括deliberation一词没有的含义——说服，即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动员。尽管兑卦所展示出来的协商思想不是民主的，但它确实是一种更为丰满的协商观念。
第二，兑卦构建了协商系统的基本模型，有助于当代协商系统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协商系统（deliberative systems）思想是协商民主理论近年来新的发展趋势，【22】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不同协商领域之间的相互衔接，以及协商与决策之间的衔接。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兑卦不仅已经提出了协商系统的基本框架，而且对当代协商系统理论不无裨益。首先，兑卦提出了协商与决策之间的相互衔接问题。在兑卦六爻所勾勒的协商图景中，政治体系中不同地位的人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他们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从协商到决策的任务。其次，兑卦注重政策的执行问题，强调协商可以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有效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动员可以达到“民忘其劳”“民忘其死”的效果。而当代西方的协商系统思想尚未注意到政策执行中的协商问题。就此而言，兑卦对当代协商系统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第三，兑卦深刻地认识到协商过程的复杂性和政治领导在协商中的作用，为协商民主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当代协商民主理论逐渐认识到，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协商不可能是哈贝马斯所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参与协商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君子，他们很多时候可能将私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23】对于这一问题，兑卦早有警示，它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即六三和上六——来讨论协商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并在九四、九五两爻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兑卦对于协商过程之复杂性的认识非常有启发性，它不仅充分认识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小人，而且秉持“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基本理念，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按照兑卦，没必要像当代协商民主理论那样将小人之心排除在协商之外，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领导和引导小人，如何保证“阳”所代表的积极力量在协商和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就此而言，兑卦其实指出了当代协商民主研究中长期遭到忽视的两个问题：政治领导在协商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24】以及如何处理协商中的私利（self⁃interest）问题。【25】其阴阳互根的基本原理为当代协商民主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清]王夫之著，李一忻点校《周易内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370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2.高亨著，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第一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1页。
3.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99页。
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349-352页。与高亨先生一样用“言说”来解释六爻爻辞的还有金春峰先生，详见金春峰《人文典范的原创——〈周易〉导读与简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261-262页。
5.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349-352页；金春峰《人文典范的原创——〈周易〉导读与简释》，第261-262页。
6.刘成春《〈周易〉古经的解释原则兼释〈离〉、〈兑〉二卦》，载《周易研究》2008年第3期，第26-33页。
7.参见罗新慧《从上博简〈鲁邦大旱〉之“敚”看古代的神灵观念》，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10期，第85-90页。
8.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8页。
9.“孚”是《周易》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在卦爻辞中40余见。关于“孚”的含义，可以参看朱慧芸《〈周易〉古经之“孚”新解》，载《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第29-33页；谢向荣《〈周易〉“有孚”新论》，载《周易研究》2008年第2期，第35-41页。在《周易》中，集中论述此一德性的卦为中孚卦。《中孚·彖》曰“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与《兑·彖》“说以利贞”“顺乎天”颇可互参。
10.[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周易程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11.金景芳《周易讲座》，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12.以“诚”来沟通天道与人道的思想，后来在《中庸》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需要说明的是，《周易》经中没有用过“诚”字，“诚”字只在传中出现过两次，即乾卦《文言传》分别用“诚”来解释九二和九三的爻辞。
13.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第289页。
1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350页。
15.朱熹亦持此说，参见[宋]朱熹著，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3页。
16.王弼的解释是“引导”，张善文将其翻译为“引诱”。参见[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2-213页；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30页。
17.马恒君《周易辨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6页。
18.金景芳《周易讲座》，第366-367页。
19.马恒君《周易辨证》，第572页。
20.[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周易正义》，载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10页。
2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349页；[清]牛钮等编纂，李升召标点注释《日讲易经解义》，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456页。
22.John Parkinson, Jane Mansbridge, Deliberative Systems: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3.相关研究可参看[美]林·M·桑德斯《反对审议》，载谈火生主编《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3-352 页；Ian Shapiro，“Enough of Deliberation:Politics is About Interests and Power”, in Stephen Macedo(ed.), Deliberative Politics:Essays 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1-38.
24.Jonathan W. Kuyper，“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Neglected Dimension of Leadership，” in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Vol. 8:Iss. 1, 2012, Article 4,pp.1-32.
25.Jane Mansbridge et al.，“The Place of Self-Interest and the Role of Power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18, No. 1, 2010, pp. 64-100.
本文原刊于《周易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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