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素以庄重典雅之造型、繁褥神秘之纹饰，而充满着一种狞厉之美。它们许多是以食礼器为主的庙堂之器，为华夏古代青铜艺术的珍品，但亦有一些小巧可爱、栩栩如生、生动传神的动物造型之器，彰显出娇小玲珑、憨态可掬、灵动活泼的生命气息。这其中就包括造型别致、精美绝伦的牛形及牛纹青铜器，在神秘威严的青铜艺术中别具一格。
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勤奋坚韧、温和忠厚；牛还是财富的象征、祭祀的供品、氏族的图腾。从我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可知，牛的纹饰或造型很早就出现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牛方鼎、河南郑州出土的青铜尊等，都在其显著部位绘有牛首兽面纹；商周时期的酒礼器非常发达，一些墓葬出土过直接以牛为造型的牛形尊与牛形觥等各类酒器。可以说，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牛的喜爱之情，寄托人们对生产丰收和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并且将牛的这种勤劳忠厚、顽强坚毅的美好品德作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延续数千年。
商代牛方鼎
安阳殷墟是商朝的王都，也是中国考古学起步的地方。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以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发掘最为重要，这里分布有众多的商王大墓。1935年在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墓中出土的牛方鼎，高73.2厘米、口长64.4厘米、口宽45.6厘米，为商代晚期饪食器。虽然体形比起著名的后母戊鼎要稍小，但是精美瑰丽的纹饰却远胜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王室重器。这件方鼎的口沿有厚实的立耳，长方形的腹部，以及4个粗壮的圆柱足，使得这件器物具有庄严神圣的凝重感。大鼎四隅及四面正中均饰有扉棱。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腹部正中装饰的牛首兽面纹，牛角的特征非常写实。两侧装饰有伫立状的鸟纹，鸟首有后卷的冠羽，羽毛丰满华丽。在牛角兽面纹的上端还装饰有变形鸟纹和变形龙纹，圆柱足也装饰有牛角兽面纹、变形龙纹以及三角形蕉叶纹。这些浅浮雕的纹饰之下使用精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体现了商晚期以“三层满花”装饰为代表的青铜艺术的最高水平。
牛方鼎不仅有牛首兽面纹作为主题纹饰，还在腹部内铸有一字铭文“牛”。相比于纹饰而言，金文的“牛”表现为一头牛的侧面形象。众所周知，鼎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牛也是最隆重的祭祀牺牲。古代文献中称作“太牢”，即牛、羊、猪三牲。根据文献记载，只有王和诸侯才能使用太牢祭祀，卿士和大夫只能使用“少牢”祭祀，即羊和猪两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牛在古代社会的礼仪活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件牛方鼎可能就是商王在祭祀天地、祭祀祖先时盛放牛牲的礼器。
商代牛首饕餮纹铜尊
商代牛首饕餮纹铜尊1982年7月出土于河南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高37厘米、口径32厘米、壁厚0.35厘米，现藏于郑州市博物馆，为商代酒器。商代牛首饕餮纹铜尊大敞口，束颈，折肩，鼓腹，圜底，圈足，圈足上有3个“十”字形镂孔。尊颈部饰三周弦纹；肩部有3个牛首，眼目突起，具有较强的立体感；牛首间饰带状夔纹和联珠纹；腹部饰三组饕餮纹，线条严谨，纹饰精美，饕餮纹上下界以联珠纹，圈足上饰三周弦纹。
商代牛首爵
商代牛首爵1952年出土于河南新乡辉县褚丘，高23.5厘米、腹径7.8厘米、腹深10.5厘米，现藏于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博物院，为商代晚期酒器。该器宽流尖尾，口部微收，深腹圜底，下腹弧收，龙首鋬，三棱锥足微外撇，有盖无柱，盖中部凹处饰一半圆环钮。盖前端为水牛头形，昂首前探，大眼突睛，口鼻前突。叶状两耳竖立，额顶双角，向后并向内弯曲呈半月状，硕大而醒目。在与流、角位置垂直一侧的足上，设有半环形鋬，鋬的横截面为长方形，鋬顶与腹壁连接处饰一龙首，做衔物状。其纹饰精细华丽，盖顶以云雷纹为底饰夔龙纹，盖面中线微凸似牛脊，脊饰“人”字形纹，并以此为中心，饰夔龙对称的复合兽面纹。全器表面色泽匀称，大部为黄绿色表层，局部或析出有绿蓝色锈斑。其铸造精美，造型别致，比例匀称，轮廓清晰，力度感很强。且器表与造型、纹饰关系协调，形成精巧大方、典雅优美的风格。
商代凤纹牺觥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代凤纹牺觥，高12.7厘米、长19.5厘米，为20世纪50年代拣选于上海冶炼厂。觥是盛酒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时期仍有少量使用。这件牺觥整体作一头牛的造型，牛的头部和角形是南方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首和牛背为器盖，牛的颈部作流口，可用于倾倒酒液，有的觥还配置有挹酒用的斗。肥硕的腹部、粗壮的四足，将牛健壮、魁伟的英姿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腹下部的乳突，以及偶蹄的特征，反映了古代工匠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所以这是一件写实风格较强的古代艺术品。牛背上立有一只小虎作盖钮，小虎纤细、瘦弱的体型，与牛壮硕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夸张的艺术设计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呈现出一种活泼、可爱的趣味。牛首的吻部微微翘起，双目直视斜上方，表情肃穆。牛背后端装饰有大耳兽面纹，牛的颈部两侧装饰有龙纹，下部为虎耳兽面纹，在臀部还装饰外卷角兽面纹。腹部的主题纹饰为长冠凤纹，占据腹部3/4的空间，凤鸟纹表现为大圆目、尖勾喙，头顶有一条向内卷曲的华丽长冠，长尾上卷，凤爪贴于牺觥的前足上，并以精细的云雷纹为地纹。显然，凤鸟纹与龙纹、兽面纹一样，都不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动物，而是一种神鸟纹。
商代牛铜觥
商代牛铜觥1977年出土于湖南衡阳包家台子，高14厘米、长19厘米，为商代晚期酒器，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和凤纹牺觥造型一样，这件牛铜觥也是以一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牛身上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此觥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且在造型纹饰上均具有浓厚的南方地域特征。据考古学家考证，这件牛铜觥是当时湖南地区的人们用来祭祀的酒器。
商代牛铜觥
写实风格是长江流域青铜艺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闻名遐迩的双羊尊、四羊方尊、象尊、猪尊等皆发现于这个区域。而牛铜觥等青铜器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对牛的喜爱和重视，并将写实风格的造型艺术和抽象风格的装饰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
商代“亚长”牛尊
商代“亚长”牛尊于2001年在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通长40厘米、带盖高22.5厘米、腰围52.5厘米、注口长12.9厘米、宽9.1厘米，为商代酒器，也是目前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
商代“亚长”牛尊
这件青铜牛尊牛首前伸，双目大睁；牛角后仰，弯曲有力；牛口微张，似在低吟。牛的背部微凹，开有长方形缺口，设置有器盖。牛的体态健壮，憨态可掬，腹部肥硕，四足粗短壮实，臀部稍稍抬起，牛尾下垂，生动地展现出一头成年水牛的雄姿，反映出早在先秦时代，工匠们就能将牛行进站立的姿态通过写实的艺术手法完全呈现出来。
此外，牛身满布龙、鸟、鱼等20多种动物纹饰。牛的下颌部有鱼纹和鸟纹，上颌部有小虎纹。颈部两侧装饰倒置的龙纹，颈部上端饰兽面纹，背部的盖面饰对称的卷龙纹。臀部饰相背的小龙纹，四足上端饰龙首纹。最引人注目的是牛腹两侧各饰有猛虎，虎首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虎口大张，并以细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全部纹饰虽然以线条勾勒而成，但是主次分明，层级感较强。专家认为，这种写实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明显受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影响，与殷墟抽象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截然不同。牛形尊与牛形觥虽然造型比较接近，却是两种不同的盛酒器。觥是牛首作盖，尊是牛首与身体相连，只能从背部的缺口处挹酒。
因牛尊头部有其主人“亚长”二字，故被称为“亚长牛尊”。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长”是南方的一个家族，臣服于殷商，受到商王的信任与重视；“亚”是武官的称谓，所以，这位墓主人是一位地位较高的武将。亚长在一次战斗中战死疆场，得到商王厚葬。为纪念他的骁勇善战，商王命人以性格倔强、勇猛坚韧的圣水牛为型铸造铜尊，将其放入亚长墓中，这或许有着殷商王室将亚长奉为“战神”的寓意。
殷墟时期甲骨卜辞中常常记载，商王外出狩猎，捕到一种叫“兕”的动物。专家推测，兕正是野生水牛。在商人的心目中，没有被驯服的野生动物是通神灵的，所以将其称为“圣水牛”。圣水牛比家养水牛的角更短，体型更粗壮，虽然与人类共生千万年，终究未被驯化，东周之后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威猛与不屈的故事千古流传。
西周牺尊
1967年，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牺尊，通高24厘米、长38厘米，是目前所知西周中期唯一的一件牛形尊。虽鸟、兽等仿生题材青铜器在西周中期较为常见，但该牛尊却独具匠心，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其通体为牛形，体态修长，腹部浑圆，四足匀称有力。牛口吐舌，舌作细流，这种设计既顽皮可爱，还有实用性的考虑。背部的长方形缺口设器盖，臀部设有环与盖环相连。盖钮为站立的一虎，虎体小巧，大头立耳，体躯后缩作扑攫之态。牛的腹部装饰有抽象的卷龙纹和云纹，纹饰构图疏朗，庄重大气，与商晚期繁缛、精细的纹饰风格迥然不同。这件牛形尊的表现手法生动夸张，牛的形象高大强壮，温驯憨厚，与灵巧凶猛的小虎形成鲜明对比。整体造型在不失生物形态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了牛的各个部位实现了酒器的实用功能，使其既实用又美观，体现了当时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
西周牺尊
商代的酒礼器特别发达，种类繁多，样式新颖独特。周人灭商后，统治者总结商人亡国的教训。在《尚书·酒诰》中明确提出，商人是因为饮酒无度导致亡国，严令禁止周人酗酒。所以，西周时期的酒器开始走向衰落，种类和数量大大减少。
西周人面牛纹大铜罍
在四川博物院的青铜馆内，陈列着一件反映古蜀文明辉煌灿烂的青铜器代表作——西周人面牛纹大铜罍，通高79厘米、腹径41厘米，于1959年在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出土。
西周人面牛纹大铜罍
这件铜罍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罍盖顶端浮雕成四面人形面容，造型饰纹犹如头上戴冠的人面。盖盘上铸有两两相向的四头跪牛，直口，方唇，高颈，圆腹，下部内收，圈足，颈肩及圈足上各饰弦纹二周。罍双耳为圆雕牛头形，而牛身一分为二饰于肩两侧，两牛尾之间再饰一牛头，腹下另饰一小牛头形耳。所有的牛纹都采用写实的圆雕或高浮雕塑造。从牛角等造型特点看，所饰之牛都有一对弯曲的牛角，当为四川地区耕田的水牛形象。全器除主图外，没有再饰其他纹饰，器身素洁，翠绿亮润，如翠玉一般。整件器物制作精美，简洁大气，是巴蜀青铜器的杰作。
事实上，牛形元素不光盛行在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中，在其他地区也非常受欢迎。古蜀文明、古滇文明中，很多青铜器上都有“牛”元素的身影，足见古人对这一动物的喜爱。
战国立牛球腹铜壶
战国立牛球腹铜壶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高35.5厘米，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为古滇国时期的盛酒器。其器口上有铜鼓形盖，盖顶铸一立牛，憨态可掬。器身为小口长颈，颈部如上小下大的圆管，腹部好像圆球。整器突出了作为财富象征的立牛形象，呈现出灵动多变的美感。
战国立牛球腹铜壶
战国立牛铜杯
战国立牛铜杯同样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高29.4厘米，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为古滇国时期的酒器。此杯敞口，深壁，腹部向外斜侈，平底圈足，豆形盖上雕铸一立牛。腹上部及圈足各铸有双旋纹、斜方格网纹，盖上铸有竹节纹和孔雀纹。从青铜器上表现饮乐场面的图像来看，此类铜杯是当时专供古滇王室饮酒的器具，造型风格上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
战国立牛铜杯
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勤奋坚韧、温和忠厚；牛还是财富的象征、祭祀的供品、氏族的图腾。从我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可知，牛的纹饰或造型很早就出现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
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牛方鼎、河南郑州出土的青铜尊等，都在其显著部位绘有牛首兽面纹；商周时期的酒礼器非常发达，一些墓葬出土过直接以牛为造型的牛形尊与牛形觥等各类酒器。
可以说，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牛的喜爱之情，寄托人们对生产丰收和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并且将牛的这种勤劳忠厚、顽强坚毅的美好品德作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延续数千年。
西周牛首饰四耳簋
西周牛首饰四耳簋于1981年在陕西宝鸡纸坊头1号墓出土，高23.8厘米、口径26.8厘米，为西周早期盛食器，现藏于陕西省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
此簋圆形侈口，深腹，高圈足有宽边，四耳分铸，一榫头套合，每耳同垂珥都饰6个牛首。器饰由颈至下腹饰乳钉纹直条纹，圈足则饰龙纹。
簋是祭祀和宴飨活动中盛放谷物的礼器，根据铭文记载就是盛放黍、稷、稻、粱之器。“稷”是古代五谷之一，周人的祖先名“后稷”，对农业生产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后人奉为“农神”。
由于周人重视农业，因此西周的农业经济在商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经验的增加使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粮食品种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也增加了，畜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青铜艺术中，周人会格外地偏爱“牛”这一元素。
西周牛首纹簋形器
西周牛首纹簋形器于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江苏南京高淳县（今高淳区），通高15.8厘米、口径长17.8厘米、底径长11.6厘米。
此青铜器椭圆形口，平唇，弧形双耳，深腹，底部有微凸形圈足。腹部由一圈凸弦纹一分为二，上腹部居中饰牛首纹，牛首双角向内弯曲，大角小耳，左右为对称的窃曲纹，下腹部素面，器型具有吴国风格。
西周牛首形提梁卣
西周牛首形提梁卣出土于江苏南京高淳县（今高淳区）下坝，通高19厘米、椭圆形口径14厘米、底径17.5厘米，为盛酒器。
该卣整体为椭圆体，失盖和提梁，直口，束颈，垂腹，圈足外撇，有折边。肩部两侧饰双耳，套接直角牛首形提梁。腹部两侧铸有两条扉棱，状若夔龙。上腹部饰一周夔纹，中间为立体兽面纹，圈足为一组夔龙纹。
卣为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和西周时期。根据金文和相关文献资料得知，青铜卣造型多为椭圆形，颈微束，垂腹，圈足，带提梁，俗称提梁卣，也有部分方形和直筒形卣。
春秋牺尊
春秋牺尊于1923年在山西浑源县城西南李峪村出土，高33.7厘米、长58.7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这件牺尊不仅可用作盛酒器，更兼有温酒的功能。其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3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用于盛酒。这个设计是利用中间的容器盛放鬯酒，通过前颈和后背的两个圆口向腹内注入热水来温酒，构思非常精巧。据考古专家考证，原先牛背上的3孔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
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最为突出的是，在牛鼻子上设有一个套环，反映了当时驯化牲畜技术的成熟。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专家认为，这是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模印技术制作的纹饰，大大提高了青铜器制造的生产效率。
战国错金银牺尊
战国错金银牺尊1982年出土于山东临淄商王村，高28.3厘米、长46厘米。此尊整体为一个小牛犊的形象，昂首，竖耳，偶蹄。颈部套有项圈，镶嵌16枚椭圆形银珠，鼓起如铃铛。背部设盖，盖钮为扁嘴长颈的水禽，水禽的颈部反折，喙部紧贴在背上，巧妙的呈现为半环形。牛首和水禽两翅均镶嵌有绿松石，牛的眼球着煤精石，口部左右有错银丝两道，各嵌8枚银质星点，腹部和四足还有以金银丝镶嵌的几何纹。
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在战国时期迎来了第二次高峰，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各种宝石和金属装饰工艺的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炫目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