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W. G. 塞巴尔德，是在二十年前的纽约，当时我在美国笔会中心采访他。采访结束后，我们共进晚餐。那是1997年的7月，他五十三岁。此前的一年，他那本神秘而不羁的《移民》推出英译本，迅速给他带来了国际声望。在一篇评论里，苏珊·桑塔格对这位德国作家倍加推崇，将其奉为当代大师。不过塞巴尔德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他温和，有学者气，富于机智。他的灰发，还有那几近花白的胡须，就像冰封之水，让人想起瓦尔特·本雅明的某一张沉思中的照片。他的人和他的文字一样，有一种飘忽不定的沉郁气质，而他狡黠的自我意识，又让这种气质几乎成了喜剧。我记得我当时和他一起站在饭店的门厅，那里有一座装饰用的池子，里面漂着一些树叶。塞巴尔德认为是榆树的叶子，它们引发了他典型的遐想。他说，在英国，榆树几近灭绝——一开始是因为感染了荷兰来的榆树病，后来又遭遇了1987年的大风暴。全没了，全没了，他喃喃自语。因为我还没读过《土星之环》（德语版已在1995年出版，要到1998年才译成英语），我并不知道他几乎是在引用自己的原文。在《土星之环》中，他将飓风过后被连根拔起的榆树优美地形容为“像昏厥了一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好笑，因为他听起来太“塞巴尔德式”了，而他眼里的一点闪光，还有声音里带着一丝讥讽的疲倦，都助长了这一印象。用餐期间，他会时不时地回到这种状态，且总伴着一种微妙的喜剧节奏感。席间有人问他既然已在写作上获得巨大成功，可曾考虑过离开英格兰一阵子，去别处工作（直到2001年离世前，塞巴尔德在东英吉利大学教了三十多年书）。比方说，为何不来纽约？这座大都会就在他脚下。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一个学期的访问学者如何？工作轻松，薪酬还丰厚。说者半是询问，半是奉承。透过圆圆的眼镜，塞巴尔德同情地看向对方，带着一种天真的真诚回答道：“不，我不这么想。”他补充道，他对自己和家人已在其中居住多年的诺福克旧宅有太多依恋。我问他还喜欢英国别的什么。他说，英国人的幽默感。他问我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德语喜剧。我说没有，并反问它们是什么样的。“它们仅仅是……无法言喻。”他用浓重的德式重音拉长了形容词，留下一种喜剧的余味，仿佛他简短的回答足以十分全面地说明英式幽默和德式幽默的相对优点。部分原因是他的声名被迅速与大屠杀文学绑在一起，并仍然被两部直接描写那场浩劫的作品形塑，即《移民》和《奥斯特利茨》。前者是一本由四篇纠缠于历史的半虚构传记组成的集子，后者是一部长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威尔士犹太人发现自己原来出生在布拉格，但在1939年的夏天，四岁的他被所谓的“儿童专列”送到英国，从而逃过了即将发生的种族灭绝。这个典型的塞巴尔德式人物疏离而孤僻，饱受抑郁的困扰，濒临精神失常，不断讲述历史的创伤，又不断因此受伤。然而他的另外两部作品——《眩晕》和《土星之环》，相对要更加多样化。而且他的这四部主要作品都具有一种怪异的幽默感。重读塞巴尔德的三部作品——《眩晕》《移民》和《土星之环》，我震惊地发现它们比我初读时要有趣得多。以《土星之环》为例，书中的大部分时间，像塞巴尔德一样的叙述者都在英格兰的萨福克郡游荡。他沉思古老乡村庄园的消亡，在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变迁中，这些庄园的阶级显赫再也没有恢复。他讲述约瑟夫·康拉德、翻译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和激进外交官罗杰·凯斯门特的生平故事，拜访诗人朋友米夏埃尔·汉布格尔，后者在1933年离开柏林前往英国，当时只有九岁。叙述的语调是挽歌式的，低沉，却又有一种奇特的热情。拜访汉布格尔让塞巴尔德得以将读者带回诗人童年时的柏林，他借助汉布格尔回忆录的帮助，一丝不苟地将其重现。但他也开玩笑地指出，当他们喝茶时，“蒸汽从它里面冒出来，就像一座袖珍发电厂” [按：此处引文来自《移民》伍德似乎记忆有误]。在该书的其他地方，塞巴尔德经常被英式服务那种顽固的不懂变通激起幽默的义愤。萨福克的海滨小镇洛斯托夫特曾是一个繁荣的度假胜地，现在则穷困而乏味。他住在这里一家极其糟糕的酒店里，是偌大餐厅里唯一的用餐者，而侍者端上的鱼：一定是在冰柜里面埋藏了几年，沾着面包屑的鱼皮有些地方因为烧烤而焦煳了，叉子的齿尖碰到上面竟然弯曲变形。事实上，我费力地在这份东西的内部搜寻之后发现，就像最后所展现的那样，除了它那坚硬的外壳之外就没有别的组成物了，结果我的盘子在经过这样的操作之后呈现出了一种可怕的景象。伊夫林·沃要是写出这样一段话，一定会很满意的。喜剧的秘密在于其细致的夸张所引发的悖论（用餐者就像在试图打开保险箱，或者解决一个哲学难题），而塞巴尔德对明显沉闷的措辞（“操作”）的冷静控制实现了这一悖论。在哈尔斯顿的天鹅宾馆也是一样，房间里的镜子让入住者看起来“古怪畸形”，所有家具都像倾斜了一般，以至于叙述者在梦里都被“一种身处一栋快要倒塌的房子里的感觉纠缠着”。在《移民》中，塞尔巴德精心利用了古怪的英国材料和新奇发明。叙述者和他的妻子在亨利·塞尔温大夫的家中用餐，食物被放在一辆保温车上推进来，“这是一种三十年代专利设计的餐饮车”。在书的后半部分，塞巴尔德讲述了1966年自己如何为了英格兰放弃德国的动人故事。当时他是一名二十二岁的研究生，曾在德国和瑞士学习，正准备前往曼彻斯特大学德语系从事初级教学工作。他一大早就到了曼彻斯特。当出租车驶过“千篇一律的成排房屋……离市中心越近”时，塞巴尔德思考着这个了不起的地方的命运——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引擎之一，现在更像一个“停尸房或陵墓”。叙述者在阿罗萨小旅馆的门口遇到旅馆主人厄拉姆夫人，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袍，它由“只在英国下层的卧室里才用得上、被莫名其妙地用烛芯这个词来命名的衣料做成”。厄拉姆夫人是热心肠的人，立即“端着一个银托盘，给我送来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电器”，叫“茶婆子”。这种笨拙的机器当时很流行，包含一个钟和一个电水壶，可以用早茶唤醒你。塞巴尔德以一种故作严肃的谨慎对待这个舒适的英国玩意，仿佛一位人类学家在展示自己的一件展品。他在书页的中央放了一张大幅的照片，并提到，钟面发出的淡绿色荧光他童年时就已熟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回想起初抵曼彻斯特的那些日子，我老是觉得，仿佛是这个由厄拉姆夫人，由格雷西——她曾经说过， 你得叫我格雷西——送到我房间来的煮茶器，这个既实用又奇特的器具，在夜晚通过它的闪光，早上用它轻声的沸腾，白天通过它单纯的存在，让我当时坚持活下去。那时，我同过去一样，受到一种莫名的离群索居的情绪困扰，很容易就会自寻短见。这些东西很有帮助。格雷西在这个十一月的下午，给我展示茶婆子的实际操作时这样说道；她说得一点也没错。在这段文字中，他从风趣迅速转向了某种近乎绝望的东西。塞巴尔德在压抑方面的才能——试探他人的压抑，并戏剧化自己的——是他写作的核心元素。当他告诉我们自己在曼彻斯特度过的头几个星期和头几个月“被异常的寂静和空虚所占据”，他同时揭示和隐藏了一段必定极其孤独的时光。很难想象在1960年代，英格兰北部的生活仍然多么拮据和贫困；战争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灰色阴影。对塞巴尔德来说，曼彻斯特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他申请该市大学的教职，主要是因为渴望离开自己的祖国，也因为喜欢弗莱堡大学的一位英国教授的课，这位英国人曾是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在曼彻斯特期间，他还获得了德语文学硕士学位。）塞巴尔德并没有像他虚构的那样住在阿罗萨旅馆，而是在大学旁一栋建于1930年代的半独立式房子里租了一个单间。在这里住了几周后，他在离市中心约三英里外的一栋建于世纪之交的高大红砖房子里找到另一个单间。在《土星的卫星》这本收集了各种关于塞巴尔德的回忆的书中，便有一张这栋红房子的黑白照片，带着一种被煤灰笼罩的北方的冷峻，让人很难想象它的彩色版本。他的一位同事形容这个房间“阴沉、昏暗而冰冷”，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晚上，老鼠沿着窗帘杆乱窜。这一定与塞巴尔德童年的风景有泾渭之别。1944年，他出生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村庄，这里靠近奥地利和瑞士边境（如今距离慕尼黑大概两个小时车程），日常生活有河湖相伴，山脉像天然的大教堂一样巍然矗立。塞巴尔德的父亲为军命所驱长年在外，直到1947年，在法国战俘营中待了大约两年后，才返回德国。塞巴尔德在《空战与文学》一书中研究了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并将这个记忆中的天堂与它周围的地狱并置：如今我知道，当我躺在泽费尔德房屋的阳台上，从摇篮里抬头望着淡蓝色的天空，浓烟正笼罩着整个欧洲……在德国城市的废墟上，在烧死了无数人的营地上……那些年里，在欧洲几乎所有地方都有人被驱逐致死。在该书的其他地方，他还令人震惊地写到战后德国如何不愿审查自身的罪行，而是去压抑“构成我们国家基础的那些尸体的秘密，这个被妥善保管的秘密在战后将所有德国人捆绑在一起，时至今日仍然束缚着他们”。在接受采访时，他经常说自己1966年未定居德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意识到在那里，战后的学院生活就像家里的生活一样充满妥协和隐瞒。塞巴尔德的作品总是一再回到瓦尔特·本雅明的著名观点：没有一部文明的纪实同时不是一部野蛮的纪实。在《土星之环》中，他详细描述了比利时殖民主义在刚果的杀人机制，并将布鲁塞尔及其“特别的丑陋性”描述为“一座在黑人躯体大祭礼之上竖立起来的墓碑”。在《奥斯特利茨》中，小说的主人公得知，他就职的全新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耸立在旧的奥斯特利茨-托尔比亚克仓库上，后者是一个巨大的清算所，在这里“德国人收集了他们从巴黎犹太人住所里拿来的所有物品”。因此他继续说，整个肮脏的生意都被真正意义上地埋在这个大图书馆的地基之下了。根据大多数的描述，年轻的塞巴尔德在曼彻斯特表现低调。不用授课或写硕士论文时，他就逛逛旧货店，走很多路，为这座城市的废弃工厂和遭到清理的贫民窟拍照。1970年，他加入东英吉利大学欧洲研究学院，一直在那里任教到生命最后，开设的课程包括卡夫卡、德国电影、19世纪德国小说和20世纪欧洲戏剧，都很受欢迎。不过他的许多同事并不怎么知晓他在搞创作。东英吉利大学以创意写作硕士课程闻名，这种课程当时在英国还很少见。但直到临近生命尽头、名气无法掩盖时，塞巴尔德才在该课程中任教。2001年12月14日，在诺里奇附近，他失去对汽车的控制，在一辆卡车前急转弯，被夺去生命。Jeremy Millar 作品《献给塞巴尔德的烟火》，他曾迅速确立自己的地位，成为当代最深刻、最具野心的作家之一；他用忧虑的智慧思考和反省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并且为了用新的方式探究这些问题，大胆无畏地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将散文、小说和影像相结合。损失是惨重的，不仅因为其作品毋庸置疑的严肃性，还因为塞巴尔德的独创性中有着幽默的一面，这使他成为一个极其有趣而又不可预测的巧匠。人们想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他会带来怎样奇特而又危险的成功；他的书是如此奇异的混合体。文字和图画并置的现象早已出现（塞巴尔德向我承认，他很欣赏司汤达戏剧化的自传《亨利·布吕拉尔的生平》，书中结合了司汤达的文字与绘画）。但很少有作家像塞巴尔德一样使用照片，它们分散在整个文本中，没有解说词，因此读者无法确切知晓文本和照片之间的关系，或者，这些照片是否真正透露了它们的意义。相比之下，罗兰·巴特论述摄影的出色文集《明室》——该书极大影响了塞巴尔德的作品——较为传统。巴特书里的照片带有文字解说，并且印得和原照一模一样，而塞巴尔德的照片则具有一种转瞬即逝的、另类的氛围。它们是反说明的，部分原因在于其中许多是低清快照，暗淡、难以辨认，而且经常印得很糟糕。在《移民》中，塞巴尔德利用这种不可靠性，加入了一张自己站在新泽西海滩上的照片，可能是他舅舅在1981年底或1982年初拍摄的。那真的是塞巴尔德吗？你能做的只有凝视，继续凝视。图像质量是如此糟糕（作者的脸简直就像被涂污了），以至于读者也只能站在流沙之上，在所有的确定性都被潮汐抹除和替代的地方。本文首发于《纽约客》，[英]詹姆斯·伍德/文，曹媛、何虹霓/译这是一场举行过无数次的葬礼
我们终将在沉降中汇合
本书是塞巴尔德继《移民》之后又一享誉国际的作品，记录了叙事者“我”一段穿越英格兰东海岸的徒步旅行以及在旅途中的所见所思所感。他行经古老的英国庄园、已故作家的宅邸、破败的海滨度假胜地、被遗弃的岛屿，回忆讲述各种奇异的故事，如托马斯·布朗的头颅、伦勃朗的解剖课、鲱鱼的自然史、康拉德的非洲之行、中国的宫廷火车、糖与艺术的历史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耶路撒冷神庙的模型、诺维奇的蚕桑业，等等。
这是一段真正的文学之旅，这些穿杂在旅程中的事件涉及文学、艺术、社会历史、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集体与个人回忆交织，图片与文本相辅，梦境与现实共生。读者受邀进入这座回忆博物馆，与塞巴尔德一同观察生存与记忆、变化与遗忘。
本书是塞巴尔德的成名之作，包括四个超长短篇小说：第一篇《亨利·塞尔温大夫》讲述了塞尔温大夫的一生，他从七岁随家离开立陶宛乡村，本想去美国却流落到英国，在晚年一贫如洗；第二篇《保罗·贝雷耶特》讲述了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国民小学教师的一生，因为家族的不幸，他陷入被驱逐者的忧郁和对德国的复杂情感；第三篇《安布罗斯·阿德尔瓦尔特》讲述了移居纽约的舅公带传奇色彩却又悲凉意味十足的一生，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大银行家的管家，但最后住进疗养院，主动接受休克疗法；第四篇《马克斯·费尔贝尔》讲述了画家费尔贝尔的一生，以及费尔贝尔母亲留下的回忆录。这些不同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关于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在原居住地和异国他乡的悲惨遭遇。本书是德国作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享誉国际的代表之作，也是其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这一名字本身便是一种隐喻，它既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名字，又是一场著名战役的名字，同时还与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发音如此相似。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的犹太男孩，得知自己的真实姓名“奥斯特利茨”后，终其一生追索自己的身世之谜。从威尔士到巴黎，从图书馆到地铁站，从安特卫普到柏林……而伴随着他对“自我”的探寻，一块又一块不可或缺的记忆拼图逐渐连缀起来，还原出一份悲恸的个人史，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家族往事，以及欧洲大陆曾发生过的那段黑暗的历史。塞巴尔德以其独特的笔法和语调，突破传统小说文体的各种边界，将虚构与事实、记忆与历史、图像与语言、叙事与评论等糅杂在一起，编织出一个既有理性的深度，又有感性的迷人的故事。通过奥斯特利茨，我们穿越到一片带着深不可测的时间感的广袤之地，一个由朦胧的画面与人影组成、笼罩于光与雾之中的世界中。[英]詹姆斯·伍德 著
上河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
在《私货》中，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对现代小说作出了一次全景式的探讨，范围从哈代到托尔斯泰，并对包括塞巴尔德、石黑一雄、奈保尔等当今著名作家做了一次深入分析，书中亦包括为作者夺得2010年国家杂志奖“年度美国最佳散文”的乔治·奥威尔评论。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