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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娄东篆刻刍议

明清娄东篆刻刍议

文/陈道义

西泠印社社员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书法篆刻中心负责人

文/李紫君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篆刻硕士研究生

娄东,太仓旧时之别称,因娄江由此东流入海而得名。据2007年太仓双凤维新村遗址考古发现,这里有4500年以前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遗迹。之后,娄东在汉晋时大体隶属吴郡、吴国,隋唐时隶属苏州,宋元时主要隶属平江府(路)、苏州府之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明《弘治太仓州志》卷一“沿革”称:“按旧志云:‘春秋时吴王于此置仓,故名太仓,又曰东仓。’”[1]明弘治十年(1497)割昆山、常熟、嘉定三县部分地区立太仓州,辖崇明县(今上海市崇明区)。清雍正二年(1724),升太仓为江苏直隶州,并析州地置镇洋县;直隶州辖镇洋、崇明、嘉定、宝山四县。太仓历史上,其明清地域文化则常以“娄东”冠名,如娄东印学、娄东诗派、娄东画派等。

娄东篆刻是太仓地区篆刻状况的历史总和,在明清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与发展的,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制约。太仓位于江海交汇之处,历史悠久,至元代,海上漕运发展迅速,明永乐元年(1403)又开刘家港(俗称“六国码头”,明代航海家郑和统领大明船队,先后七次从刘家港起锚下西洋),号称“天下第一码头”,成为当时中国四大口岸(广州、泉州、宁波、太仓)之一,这大大促进了太仓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使其地域文化艺术的生成有了物质前提,“百工技艺”之人亦皆可衣食于自己的一技之长,既实用又能陶情冶性的篆刻艺术便在这里应运而生。元末明初,娄东文化开始崭露头角,在篆刻方面,吴门印学史上被重点提及的由昆山顾阿瑛(1310—1369)开创、时为东南之冠的玉山雅集[主要活动于元至正八年至二十年之间(1348—1360年)],出现了亦匠亦文之朱珪及其篆刻实践,受到诸多文人所赏识。玉山雅集之旧址茜泾,其实在今太仓境内,只不过当时隶属昆山州(元延祐初昆山州治迁太仓),故长期以来一直标明昆山。此外,元代昆山(太仓)人顾信,曾任浙江军器局提举官,工书法,从赵孟游,辞官后回府专建墨妙亭以勒石珍藏赵书,想必赵氏印学亦可能影响到娄东篆刻。

明代中晚期、清初,娄东文化达到了鼎盛,娄东篆刻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这与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的更新及部分太仓文人的导向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1526—1290,太仓人)将文学复古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标志着文人流派观念的自觉。其弟王世懋亦好学而善诗文且多藏宋版书和古法书名迹,联想到文彭时代至明万历年间吴门印坛掀起的仿汉篆刻热潮,涌现了久居娄东的徽州人汪关及周边如归文休、李流芳等一批优秀篆刻家,不能说没有“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导影响。而且,汪关开创的娄东印学更是其中直接的产物。其他还有史学骄子张溥、首辅大学士王锡爵、著名诗人吴伟业、江南大儒陆世仪等,于娄东篆刻艺术文化的发展皆有推动之言行。

清中后期,太仓镇洋人毕沅(1730—1797),字秋帆,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官至湖广总督。他精通经史,富著述,小学、金石、地理无所不通,撰修《续资治通鉴》巨著。毕沅生平最爱礼贤下士,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对印人、篆刻亦有所偏爱,仅其藏书印就数量可观。其胞弟毕泷工诗善画,精于鉴赏,遇书画篆刻经典作品不惜重金购藏,故多宋、元、明人珍品,北宋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便曾为毕氏所藏,今仍可见画上有毕泷、毕沅二人印记。毕泷藏书亦可与其兄媲美,藏书印也相当丰富,还有专辑《广堪斋印谱》二卷,收入元明清印作共290方。其后,状元陆增祥(1816—1882)亦好学博览,精通金石学,在古文字学上的贡献流芳千古,为地方文化建设贡献良多。另外,明清两代,娄东绘画、工艺等亦很发达,绘画“清初四王”有三人是太仓籍,其中王原祁克绍箕裘而创娄东画派,且多弟子传人,这些画家用印的审美观也渗透到娄东篆刻中去。工艺方面如明代中期的玉雕大师陆子冈,其雕刻技术被称之为“吴中绝技”,受到不少文人的青睐,其“子冈牌”成为明代及以后苏州精美玉雕的符号。其他如红木雕刻、麦秸画、微雕、漆画、瓷绘、蜡染、刺绣等工艺亦皆有娄东地方特色,这些工艺之能工巧匠或与印人有共通之处。

总之,明清娄东篆刻的发展,离不开太仓“市民殷富”的经济条件,也离不开地方文化人士的开拓与导引,以及书画、工艺等相关艺术门类的促进。因此,我们综合考量流派篆刻与文人及书画艺术、社会思想文化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深入理解娄东篆刻的必由路径。

就篆刻艺术本体而言,不可否认,明末张灏集辑印谱是助推娄东篆刻艺术发展与印学研究深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张灏(生卒年不详),字夷令,为晚明南京工部尚书张辅之之子,嗜印成癖,所集《承清馆印谱》汇辑文彭、何震、苏宣、王炳衡、沈野、李流芳、归昌世等22位印人共480枚印蜕(以词句闲章为多)而成,历来被推为明代首创汇辑诸家印作之印谱,这对印文化在娄东乃至东南的传播至关重要。接着,张灏又主动约请在世篆刻名家为其命题创作,印文内容多据自己的志向好尚而撷取子史诗文佳句和成语箴言,并于1633年编成《学山堂印谱》,颇见匠心且影响深远,清初周亮工之《赖古堂印谱》、清乾隆年间汪启淑之《飞鸿堂印谱》的编辑即由此而生发。从鹿城张大复所作《承清馆印谱·序》言“吾友张夷令,独好名人篆刻,集录成谱,既已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而好未已也”[2],也可知张灏之功绩与专心。

在篆刻实践方面,久居娄东的歙县人汪关是典型的代表人物。汪关(生卒年不详),字杲叔,初名汪东阳,于明万历甲寅(1614)年在苏州购得汉代“汪关”铜印一枚,遂改名,且更字尹子,并以“宝印斋”名其室,是娄东印学开创者,当时名士李流芳、程嘉燧等颇相推重并延誉。汪关治印多用冲刀法,朴茂稳实,章法一丝不苟,渊静工致,将文彭吴门印派的雅正印风发挥到极致,即周亮工所谓“以和平参者”,为明人追求汉印中平和一路的先锋,使当时篆刻面目为之一新。汪氏所刻印章,篆法精严,用刀稳健,线条挺洁,布局则停匀而富有变化,有的采用左右均匀法,有的中间丰实而两端收敛,在白文印笔画线条的镌刻中,常采用大面积的并笔法,使印章气势浑穆、开阔,突出体现空间意识。若论明代以精工建树者,可以说无出其右。且看他的朱文“王时敏印”(图1)、白文“方诚明印”(图2),于方整中见委婉,静中寓动,丰润而秀逸,说明他对汉印美的认识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他的朱文印多用宋元人法,线条作圆转弯曲弧势,舒展,以增加印章整体上的形态变化,表现流利的玉箸篆;笔画交接处时有一个粗重的“墨点”,可见其精雕细刻,展现了其驾驭刻刀的高超技巧(图3)。曾辑有《宝印斋印式》二卷,第一卷是藏印,第二卷是自刻印。明代朱简在《印经》中列篆刻流派,没有提到汪关,后人认为是慑于当时张灏的威望,因为张灏在《学山堂印谱》中对汪关有贬词,说他“素不解奏刀,每潜令其子代勒以溷世,遂浪得名”。然清初周亮工为其翻案,斥为“私憾”,并在《印人传》中说:“以猛利参者何雪渔……以和平参者汪尹子……”将何、汪并列,可见用心。

汪关之子汪泓,字弘度,篆刻得家传,偶能稍变虚实而有新意。性旷达,身有余金绝不为人奏刀。今天我们从汪关、汪泓父子传世作品分析,二人作品总体风格一致,但父强子弱,还是有高下之别,可证张灏对汪关之贬词非属实。笔者认为,汪关的印作既有雍容华贵的富坦气,亦有温文恬静的书卷气,是雅俗共赏的妙品。

另一位娄东篆刻代表人物何通,是地道的太仓人,字不违,或作不韦,生卒年未详,活动于明末。何通为著名学者、文学家王锡爵门下世仆,是位身份比较特殊的印人。王锡爵(1534—1611),字元驭,号荆石。曾经会试第一,廷对第二,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后出为首辅,一生门庭显赫,文采风流。何通在其家为仆,耳濡目染,应受到一定的影响。何通篆刻艺术成就的标志是他于明崇祯年间所成《印史》一谱,盖以秦至元史传人物姓名,逐一刻为私印,共约500纽,下注释文及人物小传。这是一部被称为“借古人姓名抒其胸中所不得已”的人名印集(明陈元素《印史·序》)。此书共六卷,成书于1620年,有陈元素古白、沈承君烈、朱修能简、陈万言居一、王开度亮、苏啸民宣序,以及何通不违自题并附《印史歌》。云间冯承辉言《印史》有蓝格、绿格两种,蓝格者人尤重之。从该书篆刻作品来看,何通印风取法秦汉,以朴厚为主,间又受到文何、苏宣的影响。冯承辉评曰:

变化从心,笔意古雅。[3]

由于何通的社会地位底下,明末张灏的《学山堂印谱》最后附录何通,并注云:“此吾州王文肃公家世仆,技颇不恶,故亦录之。”(图4)然明代朱简在划分当时的流派阵营时,似乎未顾及何通的低微身份,而将他列入苏宣的泗水派,对他的篆刻成绩应该是肯定的。

◎ 图4  《学山堂印谱》关于何通的附录

何通治印的实物遗存今已罕见。1966年,苏州市博物馆发掘太仓王锡爵墓时,出土了两方狮纽玉印,一曰“锡爵”(图5),一曰“荆石”,是王氏的名、号,根据印风推测,应为何通所作。

◎ 图5  锡爵

至清代,尤其是乾嘉以后,娄东篆刻有些式微,名家渐少。清初有沈遘,字逢吉。周亮工评其篆刻云:

一以和平尔雅出之,而又不失古法。……秋岳每语余曰:“眼中之人毕竟以逢吉为正法眼藏。”逢吉为名流所重若此,足以传矣。[4]

其后有王松取法何震,清嘉道年间有王谐传承王松篆刻,另有嘉兴印人杨大受客居太仓,篆刻仿汉凿印,亦宗浙派,浑厚古拙,颇得天趣,边款亦苍劲生辣,有《杨啸村印集》二册传世。清代后期娄东篆刻代表人物是王应绶(1788—1841),一名曰申,字佩章,号子若。王原祁玄孙,诸生,一生清贫,鬻画于吴门。精铁笔,摹秦汉铜印,古茂浑成,能得神韵,篆刻创作受浙派影响较大(图6)。又兼工书画、擅篆隶,山水苍劲浑厚,得王氏家传,与王学浩齐名,曾为郡守万承纪缩摹汉碑整本百种刻于砚背,墨拓成谱,名《百汉碑砚》,又为宿迁相摹刻高凤翰《砚史》,未竟而卒。

◎ 图6  王应绶篆刻作品

清代娄东篆刻的亮点是娄东印学之风对外影响较多,并在虞山、云间得到发扬光大。云间王睿章、王玉如、鞠履厚篆刻皆从娄东印学出而化之;虞山沈龢(活动于清初,一名世龢,字石民)宗法文彭,更受汪关影响,运刀如笔,所作工整恬静,自具面目,清康熙间辑自刻印成《八咏山房印谱》《虚白斋印谱》。林皋(1658—1726后,字鹤田)是既传承吴门印派又宗法娄东印学的篆刻集大成者,最终自行创立虞山印派,在江南一带“历康、雍、乾、嘉数朝”而不衰,使得文彭和汪关的影响在清代再度升温。其所刻粗白文印一路风格,其一与汪关印风十分相似,比较汪刻“徐光启印”(图7)和林刻“程熙之印”(图8)便一目了然;其二是将斯冰小篆加粗,笔画起止处全圆,字形方中亦带圆势,但结构不像汪关那样并笔显苍茫,而是“光洁见底”,怡然自得,然观之“肥而不腻”,仍能达到“秀润”的艺术效果(图9)。林皋为娄东书画家刻印也较多,如“颛菴珍玩”“王掞之印”“王奕鸿印”等;娄东文人为林皋印谱作序的亦不少,如王撰、王掞、王抑、周象明等。

◎ 图7  徐光启印  汪关

◎ 图8  程熙之印  林皋

◎ 图9  李斯佺印  林皋

另外,活动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昭文(今江苏省常熟市)顾湘、顾浩,曾延太仓季锡畴(1791—1862,字范卿,号菘耘、松云)为塾师。季氏少时曾习篆刻,因受同里张森庄丈之影响而专攻诗文、校雠与鉴别,后受聘馆于顾氏小石山房时又复弄印而间一为之。顾氏昆仲受季氏熏陶,遂精印章鉴别,于辑录、刊行印谱、印学著作等用力甚勤,先后编辑了《小石山房印谱》《小石山房印苑》《小石山房名印传真》等,一时风行海内;还大力购藏了娄东张灏学山堂陆续散出的部分印品,拓为《学山堂印存》。皆可作娄东篆刻之影响观。

众所周知,娄东文化是太仓的地域文化,也是吴文化的一个子文化,它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亦有吴文化共有的特点,因此娄东篆刻与吴门篆刻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吴门篆刻自苏州文彭开创了中国篆刻史上第一个文人艺术流派“三桥派”(俗称吴门印派)以后,在明万历年间盛极一时,期间的几大篆刻流派如雪渔派、泗水派、娄东派等都与吴门有关,其中娄东派受文氏影响至深,亦最能完善并拓展吴门印风,且继续影响吴门。因此,周亮工叙述道:

印章,汉以下推文国博为正灯矣,近人唯参此一灯。以猛利参者何雪渔,至苏泗水而猛利尽矣;以和平参者汪尹子,至顾元方、邱令和而和平尽矣。[5]

此外,明清两朝太仓与苏州两地文人及书画家之往来亦共同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如王世贞与当时苏州最负艺名的文氏家族以及文氏师门保持着友好往来,与文彭、文嘉、文伯仁等书画家为忘年之交,曾为文家重要刻帖《停云馆帖》作跋,又受请托为文徵明作《文先生传》,可见交游不一般。又如绘画“明四家”之一的仇英,便从太仓走向了苏州,成为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类似之例不胜枚举。当然,两地印学交流最直接的便是赵宧光。赵宧光(1559—1625),字水臣,号广平,别号凡夫,又署寒山长。江苏太仓璜泾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遵乃父之遗愿将其坟葬于苏州城外西北寒山,后携妻陆卿子(吴门书画家陆师道女)于寒山守垩室,作冢人,夫唱妇随,著书立说,深居简出,以高士名冠吴中,赢得四方名士俊彦云集来访。如徽籍篆刻家金光先、印学家朱简与赵宧光相处友善,朱简还受赵之草篆影响而创篆刻风格;与赵氏同时期的印人如苏宣、邵潜、汪关等均为其治印。赵宧光一生以六书之学为主,旁及其他,著述颇丰,尤以《说文长笺》为其所独解。他自创草篆,笔意连绵,别立门户,盖原《天玺碑》而小变焉,朱简称其“是古非今,写篆入神”。赵宧光能刻印,摹古逼真,其友章宗闵将其印作集编为《赵凡夫先生印谱》,均为赵氏摹刻的秦汉玺印。另有自刻“寒山”一印,存《小石山房印苑》中。其子赵均,字灵均,承家学,亦能篆刻,所配文俶,乃文家后人,工画花卉,亦成艺术结缘之佳话。

结  语

综上可知,明清娄东篆刻的产生与兴盛是综合因素所造成的,其中地域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娄东篆刻生态环境的历史条件;地方文人、望族的审美观与用印需求,尤其是篆刻鉴赏之风一时形成以及书画、工艺直接或间接的渗透,为娄东篆刻艺术推波助澜;当然吴门篆刻开流派之先的大环境及文彭篆刻领袖人物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娄东篆刻的内涵是丰富的、特点是鲜明的,娄东印学在明末清初熠熠生辉,至今亦堪称典范,当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  释】

[1](明)桑悦、张志华主修:《弘治太仓州志》,广陵书社2010年版。

[2](明)张灏:《承清馆印谱·叙》,郁重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3](清)冯承辉:《印学管见》,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4](清)周亮工:《印人传·沈逢吉》,《篆学丛书》上册,中国书店1984年版。

[5](清)周亮工:《印人传·书沈石民印章前》,《篆学丛书》上册,中国书店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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