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译文】
孔子说：“齐国政治制度如果进行改革，就能达到鲁国的样子了；鲁国政治制度如果进行改革，就能合乎大道了。”
【微言微感】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最大的不变，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自然的变化似乎从没有停止过。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物质的变化周而复始，好像顺理成章。而社会，自古及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盛极必衰，乱后思治，永远都在螺旋上升。
齐国分封给姜子牙的时候，远离繁华的中原，蛮荒之地，贫穷落后。后来，齐桓公重用管仲，开始了改革，很快民富国强，称霸诸侯。
鲁国是武王弟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一度摄政大周，自己的封地由长子伯禽掌管，伯禽在位四十年，用周礼治国，加上中央政府经济支持到位，政治支持到位（允许他们郊忌文王，使用天子礼仪），所以，国家富庶，礼乐完备，堪称礼仪之邦。
后来呢？
从鲁桓公之后，“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几次废长立幼的恶作剧之后，加上周宣王胡乱干政，礼崩乐坏的鲁国开始走下坡路。以至于到孔子时代，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都是傀儡，三桓把持朝政，权不在中央，鲁国开始衰败。
齐国的第一代封君是太公望，也就是传说中的姜子牙。传说中的蛮荒之地，野蛮不开化的少数民族聚集体有“西戎”“东夷”“北狄”“南蛮”，齐国封地那时候就是东夷所在。
但是，姜子牙毕竟是姜子牙。既然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优势，那就置之死地而后生。
鲁国重礼轻利，对教化百姓固然是好的，但是过于繁琐，束缚过多，办事效率低下。而且人性本来就是趋利避害的，一切只谈理想不谈利益的管理，都是激发不了民众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于是，齐国反其道行之。鲁国繁琐，齐国简约，鲁国农耕，齐国经商。齐国当政者，重视百姓利益和实际获得，很快就富庶起来。特别是齐桓公时期，在管仲“尊王攘夷”的建议下，对内实施人事改革，土地改革，发展经济、改革军事，很快就实现了国富民强。对外管仲则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击一切不听话的敌国，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确立了霸主地位。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齐桓公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说到底是霸道不是王道。管仲死后，齐桓公日益老朽昏庸，小人易牙、开方、竖刁鼓动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你打我，我杀你，争权夺利，老爸死了好多天，尸体都臭了，爬满了蛆都没有人管。
在孔子看来，强大的齐国背后，其实是隐患重重。这就好像武打小说的高深武功。无论是金庸、梁羽生，还是古龙，大家在写正邪较量时候，都有这样的描写。邪派武功如九阴白骨爪、吸功大法、蛤蟆功等非常霸道。而且用非常手段，可以取得非常之功，打通任督二脉，用针刺一下某个穴位，就可以一觉醒来，练成神功。
倒是那些少林、武当等正派的武功，却往往拘泥于循序渐进，什么必须配合佛法辅助，内外兼修，不到那个阶段，根本不允许越级练习。
杨过被好心的郭伯父送到全真七子哪里学武功，很长时间，一无所学，还总是被欺负。欧阳锋教杨过蛤蟆功，也就几天功夫，就可以把他的师傅赵志敬同志打得满地找牙。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信奉名门正派？因为邪派武功到了一定高度，最怕就是走火入魔。天山童姥、金轮法王、欧阳锋、慕容复、任我行、东方不败……他们纵然聪明绝顶，武功盖世，总难逃脱走火入魔的厄运。
对于齐国和鲁国，尽管齐国强，鲁国弱，但是孔子更看重鲁国。他认为，鲁国走的是王道，礼乐典制的根基尚在，稍微一整顿就可以恢复元气。
孔子是有过实践的，在中都的实验，当大司寇之后的实践，足以说明，在鲁国只要倡导先王之道，一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如何才能让齐鲁走向王道？
孔子的思路是：先正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回到自己的位置去。屁股决定脑袋。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组织建设明确后，名正言顺，人心匡正了，第二步就是制度建设，就是礼教法制。“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目标明确了，愿景清楚了，职责清晰了，“先难后获”“居敬行简”，干部带头干，百姓跟着走，岂不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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