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即将推出中文版，敬请期待。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924-1327
《英国议会的起源：924-1327》
By J.R. Maddicott
［美］约翰·麦蒂考特 著
不穿鞋子的刀客 译
本书系约翰·麦蒂考特教授（JohnMaddicott, 全名John Robert Lewendon Maddicott）根据他在牛津大学2004年希拉里学期（Hilary term，英国和爱尔兰一些大学的冬季学期，通常从每年1月至3月）的“福特英国史讲座”相关资料整理而成，该书英文原版于201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感谢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 Oxford）1969-2006年各届历史学专业本科生，是他们使我能够放眼长远。
绪 言
有一桩事实着实令人惊异，就是：在过去的100年里，竟没有出现过一本关于英国议会起源的一般性著作。当然，目前市面上有大批当代论著，述及设想中英国议会发端的情形，这些多以专业研究的形式呈现、且大部分聚焦于13世纪与14世纪早期——而事实上在那时“议会”（parliament）一词早已成为政治词汇中的日常用语。如果有人主张英国议会的历史要早得多，这一主张延续至今，就是要复兴一个看似已经陈旧过时的正统观念。在此我们应求诸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的《英国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England），去寻找前人已经做过的重要贡献，前人已经阐明，英国议会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试图继续追根溯源，去寻找英国议会更早的源头。但即便是斯塔布斯，也仅仅是通过论述英国宪政这一中心主题，在历史全局背景下、部分涉及英国议会这一命题，且其关于议会的叙述也并不连贯。
显然这是一个空白，本书目的即试图通过提供研究成果来填补这一空白。本书研究这一命题的时间段始于公元924年埃塞尔斯坦（KingÆthelstan）即王位，终于1327年爱德华二世（EdwardII）被废黜，总计超过400年的期间。这上下两个时间节点都是在英国历史上政治会议（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议会”）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关键时刻。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见证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会议的出现，其时王国正处于扩张进程中，远远超越了其最初的西撒克逊（West Saxon）地域、渐渐形成大体上统一起来的王国、类似今日“英格兰”（England）的概念。这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延揽了来自广大范围内的人参与其中。从那时起，一系列政治会议规模庞大、职能多样，在王国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叙述时间段的另一端，爱德华二世被废黜的时期，见证了议会下院（parliamentary commons）的出现，在历史上第一次，来自各郡的贵族、和来自各城镇的市民议员（burgesses）聚到一起，开始共同参与担当国家大事。1327年上半年，延续时间冗长、达数月之久的议会会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成型的中世纪议会已经走向成熟。在这上下两个时间节点之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政治会议在组织上曾经有过一系列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在组织机构、工作范围、及政治目标上实际形成了一种连续性。马姆斯伯里的威廉（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所称“影响王国的至关重要的事务”在他之前200年的埃塞尔斯坦时代、跟在其之后200年的爱德华二世时代，同样都是会议的主要关切事项。
如果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提出任何“原创性”主张，这种“原创性”必定基于对英国历史上这一系列政治会议变化与连续性相结合情况的阐明、同时也基于对特别重要的变革进程的发现和确认，譬如：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他亲身见证了通过在政治大会中引入戴王冠仪式的新颖形式，实现对王位所具有的神圣权力及号召力的提升；在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时期，出席参加政治大会开始与土地的保有权（tenure of land）联系在一起；在1200年前后，历史上第一次，征税开始需要获得全体同意才能实施；在亨利三世（Henry III）统治时代中期，反对国王个人统治被确立为新的议会政治主题；在亨利三世的孙子爱德华二世统治时代中期，平民开始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与贵族集团分庭抗礼。大多数当代学者论及英国议会起源时，都聚焦于这一系列进程的后半部分，即13世纪后半期及14世纪早期——在这一时期其它类似的代议制机构已经在整个西欧广泛出现。本书与这些学者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英国议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变革远在这一阶段之前就已经发生，确切地说，重大变革发生于1188-1258年的70年间，在这一阶段，王室的财政需求既改变了代表大会的模式、也改变了大会运作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全国性议会的整体法律地位。这一重要变革之所以有实现的可能，是因为英国长期以来的一系列政治会议中，积淀形成了一些传统，正是基于这些传统，英国议会才在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与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深厚而强大的历史背景下脱颖而出。
尽管本书对英国议会这些更为久远的起源进行了探索，但重心仍不可避免地落在1215-1327年期间，这部分是因为：该时间段可获得的历史资料远比之前任何时间段都要丰富得多，但更重要的是，英国议会诸多独特的、广为人知的特征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成型并逐步彰显，譬如：征税必须经过议会批准同意，由议会制定法律，各郡及各自治市镇在议会的代表权，代表贵族的上院与代表平民的下院间的关系，议会、国家各自的地位，以及皇室与各地方行政单位之间双向接触交往的新形式，所有这些都在这一阶段涌到了历史舞台中央，赋予了英国议会此后延续数百年的一般性特征。在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罗列出来之时，显然有落入陈腐的辉格式目的论（Whiggish teleology，即认为历史必然向进步方向发展）陷阱的危险。本书试图避开这一陷阱，尤其强调相反的因素，即偶发性、出乎意料的事件对议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包括：11-12世纪的王位继承问题，诺曼征服所带来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因参加十字军东征战争等原因而长期缺席国内政治生活的理查一世（Richard I），约翰王（KingJohn）的过早离世，及因此导致其子（亨利三世）年幼继位从而长期不能亲政的情况，以及亨利三世成年后致力于重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即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等等。所有这些历史事件迂回曲折，其历史意味除了别的以外，更表明英国议会的发展历程远非一帆风顺、亦非预先注定，也并非是单纯地进步演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它都因历史机缘和偶然性事件而受到影响。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阐明的，这些事件也只是若干历史因素的一小部分。有些历史因素可以追溯到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彼时英国议会就已经驶上它特有的航程，从而与欧洲大陆国家类似的议会发展方向分道扬镳。而通过研究英国议会的起源，也为“英国例外论”（English exceptionalism）这一观念提供了实质要素。
“制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Institutions），斯塔布斯对此有过经典的（也是冷峻的）论断：“是无法通晓、鲜有人接近理解的——除非付出艰辛的努力。”希望下面的研究不要真的太过辛苦；或者，如果确实艰难，那么我希望所有这些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本书肇始于2004年希拉里学期在牛津大学的“福特英国史讲座”（Ford Lectures on British History），成书时略有修改。本书的标题、章数、及各章标题均与当时的七次讲座相同。尽管本书实体内容较讲座时已经大为扩展，但论述的主线始终一以贯之，我希望最初参加讲座的听众在阅读本书时意识到这一点。我衷心感谢确定邀请我承担这一荣誉讲座职位的全体举荐人。同时也要向在讲座过程中对我提出过建议、评论、和鼓励的所有人士表示感谢，其中包括：罗威娜·阿切尔（Rowena Archer）、汤姆·比森（TomBisson）、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保罗·布兰德（PaulBrand）、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迈克尔·克兰奇（Michael Clanchy）、彼得·科斯（PeterCoss），后来还有里斯·戴维斯（Rees Davies）、让·邓巴宾（JeanDunbabin）、马尔科姆·高登（Malcolm Godden）、芭芭拉·哈维（Barbara Harvey）、玛格丽特·霍威尔（MargaretHowell）、亨丽埃塔·雷瑟（Henrietta Leyser）、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克里斯托弗·泰尔曼（ChristopherTyerman），以及再后来的帕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 Wormald）。尤其感谢大卫·卡朋特（David Carpenter），是他通读了第四、第五章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在后期我还从出版社两位匿名审稿人——后来揭晓是约翰·哈德森（John Hudson）及马克·奥姆罗德（MarkOrmrod）——的富有教益及鼓励性的点评中获益良多。他们将会对我已经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对草稿作出相应修改表示肯定。如果本书部分内容忽视和遗漏了这些善意批评所已经指出过的缺陷，责任都在我自己——当然我本人要对全书承担所有责任。
最后，特别的感谢要给予牛津大学出版社诸君：他们是：编辑部的克里斯托弗·惠勒（Christopher Wheeler）、马修·柯顿（Matthew Cotton）、以及凯特·海恩德（KateHind）；目光犀利的文字编辑杰基·普里查德（Jackie Pritchard）；以及观察力同样敏锐的校对员安德鲁·郝雷（Andrew Hawkey）。他们都是乐于助人和工作高效的典范，我只希望，本书能够证明，这么多人为其付出心血是值得的。
约翰·麦蒂考特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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