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江抗”的成立及发展
“江抗”西撤后东路地区的斗争形势
1939年5月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东进后，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江抗”部队势如破竹，到处消灭伪军和土匪，并给予故意制造磨擦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以沉重打击，同时煞下了习军的猖狂气焰，从而迅速打开东路地区局面，初步建立起东路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东路地区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抗日情绪高涨，同年9月下旬，“江抗”部队以联合抗日为重，为执行中央发展苏北的战略方针，奉命全部西撤。东路地区的人民群众不仅感到意外，高涨的情绪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盼望有朝一日“江抗”部队能重返东路.
“江抗”部队西撤后，东路地区形势发生突变，日伪军加强其交通沿线据点的守备和严密封锁，并频繁地下乡“扫荡”，搜索我方人员。国民党顽固派的地方武装及被其收买的当地武装又活跃起来，四出骚扰抢劫，在各地称王称舫，东路地区再度被妖雾笼罩。
后方医院和三十六名伤病员
新四军六团东进后战斗频繁，作战机动范围大，伤病
员也日益增多，后来就把六团的卫生队和原“民抗”医院
(组建于1939年2月间)合并成立“江抗”后方医院。由六团卫生队队长林震兼任院长,叶森任指导员，张贤为医务主任。开始时医护人员中有从上海同仁医院来的张贤、大德助产学校来的庞露和原在那里工作的陈翠、陈宇、程瞒、李善娟。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从上海同仁医院来参军的王湘、赵熙、张力和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下来的王嶙、包蕴、白山、征红等
“江抗”西撤时留在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有刘飞、夏光、黄烽、童袭予、吴立夏、袁阿缪、梁玉贵、叶成忠、张世万、谢钧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褚学潜、王佐才、陶祖金、杨弟二、章立、赵阿山、尹桂宝、陈新一、彭海清等.还有一个日本战俘叫高桥(经改造在团敌工股工作)。刘飞同志因胸部受伤受医疗条件限制，无法动手术，后通过地方党安排，到上海同仁医院治疗。
“江抗”西撤后，后方医院所处环境更加恶劣，当时医院活动在阳澄湖畔村庄和常熟梅李一带，那里是个湖叉水网地带，每移动一次，都要用小渔船和罱河泥的小船作交通工具，由于重伤病号较多，上下船都要人抬上抬下。每到一地，农民家里的客堂或柴草间就算病房，门板就是病床，东藏一个西掩一个。夜晚。不论天多么黑，也不论刮风下雨，道路泥泞，医护人员都要下到各分散点去巡诊，给 伤病员换药送饭。工作十分艰苦。尤其是医疗条件特别差， 医疗器械几乎没有，药品也奇缺，但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为伤病员治疗，也曾用土法制造一些代用药品以应急需。
地方党的同志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去搞些药品。院长林震同志曾七次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潜人敌占区上海，寻找 各种关系，设法弄来药品以解憔眉之急。尽管当时环境十分恶劣，条件非常困难.我医医护人员仍不辞劳苦、精 心治疗护理伤病员，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至今深深地留在 我的记忆之中。
再说，苏(州)、常(州)地区的乡亲们，他们视“江、抗”留下的这批伤病员为亲骨肉，不怕冒风险把伤病员隐 藏在自己家中，当敌人下乡“扫荡”时，想方设法来掩护， 宁愿自己担惊受怕，也要保护伤病员安全无事。乡亲们平 时用自己的小船运送伤病员，遇到紧急转移时，更是冒着 敌人的枪弹枪运伤病员。每当情况紧急、无法转移，伤病 员需要分散寄养在各乡亲家中时，都受到乡亲们的悉心照料，供养和保护.尽管当时敌占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们还是千方百计为伤病员调理饮食，还常到阳澄 湖去捕虾捉蟹，给伤病员们补养身体，使伤病员尽早恢复 健康。
那时敌人频繁地下乡“扫荡”，搜索我“江抗”留下的人员.我后方医院虽不断转移，仍不免遭到敌人的袭击。最 严重的一次是1939年12月26日拂晓，遭到乘汽艇下乡“扫荡”的敌人包围。因为医院驻地人家分散，有些人撤离了，有些人被当地群众及时隐蔽起来、但其中来不及撤离和隐蔽的伤员及医护人员数十人全被敌人抓走关进牢房受尽折磨。有的已壮烈牺牲。高桥原是日本商人，在战场上被我军俘虏后，受到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提高了觉悟，改变了对侵华战争的认识。当时的军部敌工部干事陈超寰是日本留学生，后来被派到六团政治处敌工股任股长。高桥也从军部敌工部分配到六团敌工股做敌军工作。高桥在跟随部队行动的过程中，也亲身耳闻目睹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认识有进一步提高后来，高桥也跟随六团东进，因病也住到后方医院。那天，当日军发现高桥是日本人，就要他做翻译，要他当场在被抓的人群中辨认出我方人员.据说高桥当时对我方人员能掩盖的尽力掩盖过去当我方被俘人员被押送昆山城后，高桥还到监狱为狱中的女同志送日用品，并暗示她们要设法出钱保释。
当时领导指定林震同志去设法营救被俘人员，又派包蕴同志回去与各个家长联系，通过各种关系出钱保释。后来这些被俘的女同志都被保释出来了。其中许多人都一如既往，有坚定的抗日救国意志和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大部分都回到我们部队来工作了。
不幸的是其中身着军服的章立等8名伤病员，被押解到昆山城后，全部被日军杀害了。临刑时，章立同志在刑场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不屈不挠，慷慨就义。
这36个伤病员，大多是闽东红军老战士，经历过许许多多战斗和艰苦环境的锻炼，是一批坚强的骨干力量。新“江抗”和以后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就是在这几十个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新“江抗”的成立
1939年10月下旬，杨浩庐同志奉命回到东路地区，他到达常熟后，先后与在阳澄湖畔休养的刘飞、夏光和在东塘市一带坚持斗争的张英、李建模、任天石等会面，传达上级指示。之后，东路特委在东塘市附近召开部队和地方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分析了东路形势，讨论了重建部队计划，对继续坚持东路斗争作了具体布置，并对工作做了明确分工。
1939年11月6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成立，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新“江抗”的诞生表明“江抗”仍在东路坚持抗战。
不久，“民抗”(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也开展扩军工作，任天石任司令，薛思民任参谋长，李建模兼政治处主任。
新“江抗”宣布成立后，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没有人，二没有枪，怎么办?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中有10多名干部战士已基本痊愈，就把他们集中起来，编成一个排，番号叫“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特务连”。原“江抗”五路二支队支队长周嘉禄拿出了轻机枪一挺、步枪10余支装备了特务连。其实“江抗”东路司令部当时所指挥的部队就是一个特务连，人和枪都不足一个排的实力。
后来，从上海下乡到东路参加新四军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不断增加，除了补充特务连外，又组建了一个数十人的战地服务团，直属政治处领导。那时，我曾一度兼任战地服务团团长、副团长吴中，最早从上海下来参军的团员有陈本奎屯、丁毕克、载昭、陈光、陶群等。战地服务团的任务是:帮助部队开展文娱活动;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做宣传工作;有时给部队或地方群众演出节目;战时还帮助医务人员做救护伤员工作。洋沟按战斗那天，战地服务团原准备在春节军民联欢会上演出节目，后来仗打起来了，戏也演不成了，就参加战场救护工作。
1939年12月，常熟新“民抗”从地方常备队中挑选组建了一个连，这个连后来编为新“江抗”一连。1940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团被日军击溃。郭曦晨、李超同志收集该团溃散人员和枪枝，二由新“江抗”帮助整顿后，编为新“江抗”的另一个连。这样新“江抗”就有了3个战斗连队。随后，成立了新“江抗”第一个支队(相当营)番号叫二支队。这时新四军六团的一营原营长陈挺同志在延安学习后被派到东路来工作，就由他担任支队长。我这时也下到第二支队负责党政工作。那时部队已有400多人。
艰苦的岁月
从1939年的严冬至1940年的寒春是我们坚持苏、常地区斗争的一段最艰苦的日子，那时敌情严重，环境恶劣，部队经常处在紧张的战备状态中。一为了保证部队安全，避免遭受敌人的突然袭击而造成损失，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几乎每天夜晚都要移动宿营地，有时一个晚上要移动两次。
苏、常地区是个水网地带，不仅打仗困难，行军也不容易。有的地方没有船寸步难行。有些地方虽不用船只，但几乎没有大道，到处都是独木桥。每逢多雨的时节、漆黑的夜晚，通过独木桥，只能手拉手摇摇晃晃地走过去，真叫人提心吊胆。那时夜行军是一桩很苦的事，摸到宿营地后仍不能好好休息。因为拂晓前就要起床，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吃了早饭就要作战斗准备，以防敌人突然袭击。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夏光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对于这点是特别谨慎和严格的，切实做到了“有备无患”。
美丽富饶、素称鱼米之乡的苏(州)、常(熟)大(仓)和阳澄湖地区，在敌、伪、顽的掠夺和苛捐杂税重压下，弄得民不聊生。为了不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我们当时的物质生活宁可艰苦些，伙食费每人每天开支9分钱，后来提高到一角二分;津贴费每人每月伍角，后来提高到一元，官兵都一样过艰苦的生活，那时不论是军民之间，还是干部战士之间都团结得很好，个个精神愉快，斗志昂扬。
谭震林等同志到东路后的大发展形势
1940年春，继陈挺之后，何克希、吴仲超到东路上作。接着谭震林同志奉新四军军部命令于4月下旬到达东路，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军部和江南指挥部先后调派来东路的干部有张最真、张开荆、温玉成、戴克林、樊道余、白玉章、刘飞、张鏖，朱长清、阮文光、邱布、谭肇之、俞求清、王坚、颜伏，王徽明、王琪,还有从皖南突围出来留在东路工作的吴泳湘等。
谭震林同志来东路后，“江南抗日义勇军“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谭震林化名为林俊，任令员兼政治委员，何克希任副司令员，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
谭震林同志到达后，对东路的斗争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决策。例如建立东路军政委员会，加强统一领导，制订了《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明确了斗争且标;大刀阔斧地开辟新区卫作。并由他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去打开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局面，有的地方派下级干部率一个连或一个排去开辟新区工作。也有的部队以班组为单位分头下乡，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广泛地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为加强地方党的工作，把上百人的战地服务团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区乡做民运工作，归地方党领导，以充实地方党的骨干力量;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并由上海地方党动员大批工人、青年学生、店员下乡参军，开办教导队培训干部，并且普遍建立了地方政权。
谭震林同志到达东路后所采取一系列措施，成效颇大。东路局面迅速打开，武装力量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继第二支队成.立之后，以常熟“民抗”的3个连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队，支队长戴克林，教导员陈岳章；以青浦、昆山部队为基础，加上嘉定外岗游击队;常熟东塘市常备队等组成第三支队，支队长王明星，教导员XXX；以无锡独立支队为基础加上锡南地区游击队组成第四支队，支队长朱长清，教导员薛永辉;又将常熟地区的新扩大的“民抗”，常备队上升为第五支队，支队长薛惠民，教导员XXX；以第二支队的一部分为基础加上江阴“民抗”常备队组成第六支队。为培养干部还成立了教导大队，大队长赵伯华、二教导员白玉章。到1940年底，东路的武装力量已从4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这时已初步建立了以苏、常、太、澄、锡、虞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后来又把六个支队和一些地方武装合并加上上海不断下乡参军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编成三个纵队(相当团），第一纵队司令夏光、政委刘飞，辖一、五支队；第二纵队司令陈挺、政治处主任张鏖，辖二、六支队；第三纵队司令朱长清、政委温玉成、辖三、四支队。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3月上旬)，东路部队正式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旅长兼政委江渭清，副政委温玉成(后任政委)，参谋长夏光，政治主任张英 (后刘文学)下辖五十二团(原第二纵队)，团长陈挺、参谋长胡品三、政治处主任张鏖；五十三团一(原第一纵队）团长刘飞、参谋长韩云、政治处主任彭冲，五十四团(原第三纵队)，团长吴泳湘、参谋长王.明星、政治处主任黄吉民。以后又成立了五十一团，团长张开荆、政委陈光，参谋长赵伯华。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些地方部队。到1941年6月底，东路武装部队已发展到4500余人，武器装备也基本上配齐了。
随着新“江抗”的发展壮大，战斗日益频繁，规模也愈来愈大,从洋沟溇战斗之后仅二支队成立不久与日军打的硬仗恶故，至今记忆犹新。是在1940年夏桐岐战斗，新“江抗'三支队，在澄西桐歧镇打垮高杏宝部后，与从横塘来到桐歧镇的50多名日军遭遇，发生激烈的巷战。副连长叶成忠(阳澄湖畔伤病员之一)带头向退到桐歧镇前殿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冲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当场就有10多名日军被击毙。敌兵抵挡不住我军勇猛的冲击，全部龟缩到大殿里企图固守待援。叶副连长率部继续猛攻固守大殿之敌，但几次冲击均未能攻下。后来陈挺支队长决定用火攻。随即在大殿四周架起干柴，点起火来，一熊熊烈火烧得鬼子兵哇哇叫，退到大殿里的40多名日军，除少数人窜出企图逃走，被我击毙外，其余的全部葬身火海。桐歧的破庙成了这股日军的火葬场。这次战斗还是新“江抗”成立以来缴获日军武器最多的一次，有步枪、掷弹筒、还有一挺崭新的日式重机枪(这挺重机枪在后来的多次战斗中很起作用)。桐歧战斗是对日军的一次干脆利落的歼灭战。那时的日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加上武士道精神的灌输，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部队中老兵多，战斗力是很强的。要打败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歼灭它更是要经过一场恶战的。桐歧战斗后，澄西的人民群众把二支队称为“老虎支队”，有的称二支队为“江阴老虎'，足见这一战的影响之大。
张象派浜战斗是在1940年12月13日的。那一天，苏州之敌用8艘汽艇拖载日军80余人，携带轻重机枪、掷弹筒等武器，由胡肇汉部派向导引路，奔袭我新“江抗”二纵队的二支队宿营地张家派浜洪。我部奋起抗击，以机枪步枪火力猛烈射击登岸之敌，顽敌不顾惨重伤亡!仍向我猛扑.战斗非常激烈。后来敌人从苏州、吴塔两路前来增援的汽艇也到了。敌军增至200余人，当时我二支队仅有不到两个连的兵力坚守阵地;苦战至夜，敌军不支，但因惧我设伏，当夜.未敢撤退;至14日天大亮进行了一阵掳掠烧杀后才撤走。张家浜战斗的激烈程度在东路地区是空前的。这次战斗，我军以少胜多，粉碎了日军和顽伪的勾结进政,再次显示了·“老虎支队”顽强的战斗作风,鼓舞了东东路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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