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重心南移
“魏晋南北朝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出现南移趋势”[1]。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割据东南自立，对江南进行大规模地开发，主要表现为征山越（散居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山区的古代越人后裔）和屯田。从200年开始，吴国多次向山越进攻，在“强者为兵，羸者补户”[2]的政策下，大量山越人或充军，或成屯田农民，或成为地主豪强的佃客。无疑，这场野蛮的征山越的行动，给东吴政权开发江南农业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征山越同时，孙吴政权还大力屯田，在吴郡、会稽、丹阳等地设立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等官职管理。毗陵（今江苏武进）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屯田地之一，有数万人在此耕作。与屯田相结合的是大力发展农田水利设施，如在太湖地区修建东南海塘、修太湖东缘湖堤、开凿河塘、整治江南运河等。孙吴政权屯田与水利开发并举的措施，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对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不容低估。
西晋永嘉之乱后，“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3]，北方大量人口南迁，他们给南方带来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据《宋书》记载“（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可见南朝时，江南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唐朝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再次形成移民高潮，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与成长，时人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4]。
两宋时期，中原军民抗击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南侵，使得南方地区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宋政府因与契丹、女真人长期对峙，在境内兴修水利、引进占城稻，鼓励耕作，这一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生产得到长足进展，据《宋史·范祖禹传》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陆游在《常州奔牛闸记》中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它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从此开始了长江流域在全国的经济霸权。
农业兴，则百业兴。太湖流域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兴旺，当时主要手工业部门如丝织业、造纸业、制瓷业、造船业、印刷业等得到很大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带动了大批商业城镇的繁荣，当时著名的商业城镇有：苏州、湖州、明州、临安、建康、扬州等。根据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南宋时期嘉兴府有市镇39个，临安府有市镇36个，湖州府有市镇35个。
二、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两宋时，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苏湖熟，天下足”标志着长江流域在全国的霸权的开始。然而到了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布局发生了变化，由“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这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南宋《耕织图》（局部）
到了明代，原先以天下粮仓闻名的苏州、湖州及其周边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手工业、商业的迅猛发展，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日益加剧，大量耕地改种经济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桑、棉之类），以适应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农业生产格局由原先的粮食作物为主，改变为经济作物为主，使得原先的“粮仓”逐渐转化为缺粮区。与此同时，另一个新的“粮仓”在悄悄地形成，那就是长江中下游的湖广地区。大约在15世纪中期，湖广作为“天下粮仓”已成为定居，所产粮食沿着长江而下，源源不断地供应江浙各地。
“湖广熟，天下足”局面的形成，得益于新的水稻品种的引进和推广。旅美华裔学者何炳棣指出：占城稻的引进和水稻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保证了两熟制的成功。南宋时，水稻早熟品种的传播范围还局限在浙江、江苏南部、福建和江西。皖南低地和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缺乏早熟品种，农业并不发达。他还指出：“早熟稻不仅保证两熟制的成功，而且延长了长江地区的经济霸权。这一霸权的确凿证据是：在整个宋元明时期，稻米区的人口增长比华北快。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也相当普遍，两湖从此成为中国的谷仓。”
吴金成《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说道：（万历年间）外省巨商，鳞集辐辏，搬运不绝，以致本省（湖广）米价腾涌……富家见价之高，甘心商贩，贫民绝称贷之路。晚明苏州地方官黄希宪说：“吴中五方杂处，日食甚繁……吴所产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江西、湖广）之米不特浙属藉以济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
清初以降，这种形势更加明朗化。雍正时皇帝和大臣都在探讨江浙依赖湖广的问题。鄂尔泰说：“湖广全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通流之故。”杨宗仁说：“湖广产米之地，为东南所仰给。”
三、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江浙由原先的“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缺粮区，不仅因为地窄人稠，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早期工业化（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科文献，2000年）解释道：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比重）。
进入明代以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深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升，集中体现在传统的蚕桑丝织经济和新兴的棉纺织经济，带动了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导致农业结构发生变化——蚕桑压稻作、棉布压稻作，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模式，代之以与市场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的栽培，以及对蚕茧、棉花的深加工带动的手工业的飞速繁荣。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局部）
康熙《长洲县志》记载：“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以车纺丝者曰车匠……十百为群，延颈而望……若机房（即机坊）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乾隆《吴江县志》：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土人（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可见，在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在纺织业部门普遍出现了计日受值的雇佣劳动现象。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了江南市镇的繁荣。
明代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不仅是财赋重地，也是农工商各业发达的经济中心。农家经营的商品化与市场化，需要有更高层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这就给市镇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江南市镇图（局部）
“市”和“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的规模比“镇”小得多。“市”的居民大约在一百至三百户之间，“镇”的规模比“市”大多了，大致在一千户至数千户之间。市镇的基础在四乡农村，与农村的产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各地的地理状况、产业结构不同，所以市镇便呈现出不同的专业化色彩。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苏松杭嘉湖地区大体可以分为蚕桑区、棉作区和稻作区，因此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粮食业市镇就成为市镇的主要类型。此外还有其他的专业市镇如：盐业市镇（周浦镇、新场镇）、榨油业市镇（石门镇）、笔业市镇（善琏镇）、冶业市镇（炉头镇）、刺绣业（光福镇、下沙镇）等。
下面简单列举明代丝绸业和棉布业的主要市镇：
丝绸业市镇：
丝业市镇：震泽镇、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新市镇、石门镇等。
绸业市镇：濮院镇、双林镇、盛泽镇、王江泾镇等。
棉布业市镇：
乌泥泾镇、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南翔镇、安亭镇等。
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市镇经济的勃兴，不仅推动了国内商业贸易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明清海外贸易的发展。下面以丝绸业和棉布业为例：
以湖州为中心的太湖地区，号称“湖丝遍天下”，这个“天下”，不仅指全国各地，而且还指海外各国。1580年代，澳门进入黄金时代，成为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在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中，数量最多的是生丝与丝织品，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3000担，价值白银240000两，利润是白银360000两；1636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是6000担，价值白银480000两，利润是白银720000两。
1580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找到一条通往墨西哥的航路。此后两百多年，马尼拉大帆船装运着中国生丝与丝织品横渡太平洋，源源不断地运往美洲，因而有了“太平洋丝绸之路”的美誉。
太平洋丝绸之路
中国生丝与丝织品销往欧洲的数量更多，从1670年代末期起，中国生丝出口欧洲，逐渐有了历年可资比较的统计数据。1679——1833年的155年中，中国每年生丝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从1840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的量常在5万担以上，18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
江南市镇出产的棉布号称“衣被天下”，16世纪后期，中国棉布出洋，有了历史文献记载。1600年左右，从澳门开往长崎的葡萄牙商船，载有3000匹中国手工织造的棉布。据严中平研究，1580——1590年代，中国商人运往菲律宾的商品中，棉布位居第三，仅次于生丝和绸缎。中国的土布很快成为了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中国棉布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美洲殖民地，在16世纪末，中国棉布在墨西哥市场排挤了西班牙货。
显然，在近代西方工业化之前，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和竞争力，我们的工业也曾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
四、结语
宋代的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以及“苏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出现，为江南市镇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在这一基础上，开始了“早期工业化”。“湖广熟，天下足”为江浙地区的“早期工业化”提供了粮食保障，使得江南地区能腾出空间和人力、物力开始“产业升级”——由农业为主转向以工商业为主，并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于是在明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惜，明清时期出现的“早期工业化”由于政策的限制，停滞了两百多年，未能迈向真正的工业化，江南经济发展的第一次“腾笼换鸟”未能完全实现。
参考文献：
[1]朱汉国：《历史·七年级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2]陈寿：《三国志·陆逊传》，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44页。
[3]房玄龄：《晋书·王导传》，卷六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6页。
[4]欧阳修：《新唐书·权德舆传》，卷一六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76页。
[5]樊树志：《明史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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