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熟悉王羲之，多因其在会稽山阴之作为，右军将军之名衔也传扬后世
人们熟悉苏东坡，也多因为他在杭州之作为，“西湖太守例能诗”也成为美谈。
其实，王羲之的军事生活，主要不在会稽，而在京城建康的护军将军任上。苏东坡的军事生活，主要不在杭州，也不在“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那样意气风发的密州，甚至也不在调领军队抗洪保民的徐州，而是在他官场生涯的最后一站——位处当时国家北部边防的定州。他官衔全称是“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军州事”。王羲之和苏东坡的军旅生涯，也有很多相似处。
王羲之在护军将军任上，写过一篇《临护军教》，此篇在王羲之遗留墨迹拓本里找不到，存于《全晋文》，文曰：“今所任要在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履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王羲之是在殷浩的反复劝请下出任护军将军一职，当时殷浩为扬州刺史兼中军将军，是东晋最大地方行政长官兼主要军事将领。殷浩得到当时兼摄国政的丞相、会稽王司马昱重用，委以大权，准备兴师北伐。
王羲之和殷浩多年知交，知道其人有虚名而韬略不足，在提醒殷浩谨慎从事的同时，王羲之对自己的职守兢兢业业，这篇《临护军教》，就是他对军队实际状态了解后提出的整顿方略，为两大内容，一是公平，二是求实。对当时朝廷浮嚣气氛下军队的乱象一针见血。
王羲之深知，在东晋国力衰微的大势下，北伐决非一厢情愿之事，必须坚固国本，充实后方，整顿军心，方可图大计。为此，王羲之曾经向殷浩要求到临近边防的淮南或者更加遥远的益州、梁州去做地方官。他还曾经向司马昱建议要以天下为中心，向历史上的贤达之人诸葛亮学习经国治世之方。青年谢安，才华出众，性情沉稳，却隐居不出，自恣逸乐。王羲之带他登台观望见“四郊多垒”，劝诫他“清谈妨务”。凡此，均可见王羲之的谋略与实干。以后，王羲之虽然退隐，但他的意见，还是发挥了作用。谢氏诸人渐为中流砥柱，使东晋王朝继续维持近百年，王羲之所言所为，非为无功。
再说苏东坡。北宋时代，军人以政变开国，却文教至上，文人治军渐成常格。苏东坡出于功名正途，出任定州太守，是管带三军的元帅级别。他初到任，与以前到密州、杭州等地一样，先搞基本建设，其所呈朝廷《乞修定州军营状》，对军队营房的状态及修建方略条陈清晰，很快便付诸实施。他还检阅部队，严肃军纪，严明赏罚，激励士气，和睦民心，使当地军民大受鼓舞，赞誉苏东坡与先朝名臣韩琦作派相仿。韩琦当年与范仲淹同守西北边陲，为著名军事人物，而苏东坡的军事建构被其文名所掩，若通读《苏东坡全集》，可以看到苏东坡在军事上的许多著作，与其文艺作品堪谓表里，相得益彰。
定州处于北宋王朝与辽、金两国的边防前线，苏东坡既在其位，即谋其政，人道主义兼现实主义使得他的兴革作为往往体察人情又深入人心。他热情而负责地推荐提拔一批长期坚守边防的武将担任朝廷地方官员，使他们有更好的“出身”与作为。他更清楚国家防卫之本在民众力量，而定州地方尚武组团本来有传统，因多年武备松弛兼防民变乱，本来农耕习武两便、普及于全州的“弓箭社”已经打散。苏东坡书呈朝廷《乞增修定州弓箭社条约状》，又有《病逊帖》（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分析当时边疆形势处于小规模武装摩擦频繁状态，而“弓箭社”的“人自为战”正是“此人饮食长技与虏同，守护亲戚坟墓，人人自为战，虏独畏此耳”。
以后二十多年，苏轼早已亡故，北宋首都汴京被金军攻陷，而处于早先沦陷区的定州，民间的分散抵抗却此起彼伏。苏东坡早曾感叹：“熙宁、元丰中讲求兵事备矣，然将帅皆贪功希赏之人，谓此事乃是实头。”所谓“实头”，即老实头，出力不讨好，故无人愿为。苏东坡一代翰墨宗主，盖世词章风流，却又是脚踏实地筚路蓝缕之人。
早在他最初出任地方司法长官的凤翔，苏东坡就曾经向往在西北边防立功，这可能受唐朝时期崇尚边功及边塞诗歌豪情越世的影响。宋朝的制度是文人只要有功名，不必承艰历险，也可能担任军事要员，而是否能够胜任，因人而异。苏东坡则是每经一任，都在军事建设方面有所施为。这方面，他和王羲之又何其相似。瞻望前贤，我们真该通过表面繁华，深入他们的内心，或者比较能够得其真义。这样我们在欣赏和学习他们的书法作品时，也就可以透过技术层面的程式、布白、用笔等可见因素，而深入到性情、志趣、节概等精神底蕴。
中国书法流传至今，在展览化、群众化潮流下，有人主张摒弃其已经过时的文学内容，而张扬纯粹“美术化”即“视觉化”的因素。这种主张的提出者，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和历史上传统的书法家若王羲之、苏东坡等在精神上的联系基本断绝，历史经典所表现的精神生活在今天已经没有感召力量。这样的认识，割裂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书法的历史，也根本没有进入中国文化和中国书法的历史，没有进入书法艺术之精微。书法的构成和笔墨技巧，按照美术教育方式，经过相当锻炼，达到一定熟练程度之后，也可以成立，甚至也可以形成某种风格，但是，中国书法之最高经典，若王羲之和苏东坡，其精神底蕴之丰富，则不能与一般所谓熟练、所谓风格相提并论。那种以“展览效应”、“视觉效应”或职业地位取得表面喝彩而无意也无力进入书法文化深处的艺术家，充其量可以向“扬州八怪”看齐（能做到如此已经很不容易），却远未能够进入书法文化之核心。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地位渐趋边缘化，像王羲之、苏东坡那样集文人大成者再难得见。“文人”因为“分工”的细密也被“分身”，其最核心之“责任”日渐式微，“风骨”即成绝响，而以笔墨生活、技术生涯而致富贵享荣华则渐成事实。如果我们检讨民族精神流变史，深入到前贤的人生成长与书法经典之形成，就不能不指出：王羲之和苏东坡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精神血液依然应该流淌在我们心中，非如此，所谓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只能是花样装点，而非精神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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