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身临其境的莫斯科之旅让徐志摩很快体验到了苏俄阴沉的天气，贫瘠的城市，忧郁的人民，凋敝的文化。
十月革命的惨痛后果以及诗人文学化的俄国革命论让他感受到了深深的历史悲剧意识。玫瑰色的苏俄梦终究要醒了。
在《西伯利亚游记》中，他将莫斯科比作一座着了火的大城，这团火焰烧毁了专制的旧俄国，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也就此化为灰烬。
1925年的秋天，归来的徐志摩接手了《晨报》副刊的主编，并组织了“苏俄仇友”大会。
徐志摩首先肯定了左翼青年的正义与热情，但又理性的告知，俄国式革命的代价将会是国家威权取代个人自由。
中国救度自己可以流血，但应该有自己的流血方式。很快，《晨报》阵营因刊登反苏言论被左倾分子付之一炬。复刊之后，徐志摩依旧坚持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的原则，这也为我们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无独有偶，翌年夏天，35岁的胡适受邀赶赴伦敦，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出席中英庚款委员全体会议。途经莫斯科之际，胡适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就地游历三日。这是他自1917年美国归来的十年间第一次踏出国门。
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给了这个正处于困顿之中的中年人一股重生般的“兴奋”。朝闻道的胡适迫不及待的参观了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馆，监狱以及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令他激赏不已，他盛赞苏俄新政为“空前伟大的政治新实验“。对于自由主义者最为诟病的苏俄劳农转正，胡适与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姆进行了深刻的研讨。
他同意梅教授的观点，也相信苏俄能在新的教育模式下进行专政制度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作为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表达了对苏俄对人类乌托邦政治实验所做贡献的钦佩。
虽只能在此地停留三日，但仅仅这三日所见，就已经让这个脑袋灵光的小子心悦诚服，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伟大政治实验。
莫斯科之旅后的胡适开始了自己与共产主义的蜜月期。
然而一个是左转右，一个右转左，胡适的转变很快引发了徐志摩的热切关注。
1926年9月，徐志摩在复刊的《晨报》阵地就胡适旅俄书简摘录写下了长篇按语。他承认俄国革命的伟大，但对胡适所认为的“乌托邦实验”的理论基础与实验可能性提出了质疑。
就苏俄现状来看，这场声势浩荡的革命中所产生的牺牲是否值得。此外，苏维埃制度是否能在中国的土壤下茁壮成长也是一个亟待考虑的命题。
胡适显然并不赞同徐志摩保守的英国史自由主义观点。
他在信中回应：“世上有几个主义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政治的历史即《红楼梦》所谓'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资本主义，国家主义，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依据？”
此外，就共产主义消除人民创造性一说，他的观点亦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有天才多的人总是会努力向上的，至于大多数的凡民，他们的不努力不上进，是威武不能屈的。
对于这种人群来说，财产公有私有并无区别。至于牺牲的质疑，那在胡适看来更是孩子气的问话。
没有人不希望能够拥有一种改良主义可以不流血不流泪，然而历史的车轮用惨痛的教训告诉了我们唯有武装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
胡适与徐志摩两位文坛巨匠，思想大家关于苏俄问题的争议是上个世纪一件饶有意味的趣事。其实，从二人的出游安排上，可见二人明显的性格差异，徐志摩的游程包括克里姆林宫，皇家教堂，欣赏犹太恐怖戏，凭吊契诃夫与列宁。
而胡适的行程则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参观革命博物馆，拜访中山大学，研究苏联教育体制。
言而总之，徐志摩对俄罗斯的怀古情愫表征着他的诗人本色。而胡适对俄国新政的闻道迫切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
徐志摩最终收回自己对罗素的批评，理解并认可罗素的思考。并开始重新认识苏俄，他写道：
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剑桥大学徐志摩诗碑
作为挚友的胡适，曾这样评价徐志摩：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就是他的“单纯信仰”。他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
一生都在追求“爱”、“自由”和“美”的徐志摩，绚烂了一生，也断送了一生。也许正因为诗人的单纯、透明而健康的人性，使他能够对苏俄的观察一针见血，直入骨髓，使自己迅速右转。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