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过来一个正方，历代就有两个人，裘沛然老先生，刘渡舟老先生。（二老著作的）原文你们稍微看一看，内容很多。我看过，而且研究过，所以我会用比较简练的语言给大家概括一下：
裘老先生，他说他最早也是学的日本的这个，感觉说得有道理，后来进入体制了，发现这么说不行，大体是这样。（他觉得）六经分属十二经，还是要有经络，一定要这样子。所以他的书名叫《瘦因吟过万山归——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你看（书名）多好，然而他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民族情绪。
刘老先生他也很有意思，他更明白地把这种意思说出来。裘老先生只是这么讲，但是他没有具体说为什么，举证不良，没有什么很大的举证。刘老先生就说了——第一，如果离开了经络谈六经，离开了经络脏腑谈六经，是空洞无物，不可想象。这句话很聪明。所以我们好多的伤寒注家，包括学校教的，就好像伤寒六经归经说，如果一旦离开了经络，离开了脏腑，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不可想象？因为你的理论构架体系是什么？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念，这个是你构架出来的一个弥天大谎。如果《伤寒论》不这么干，医圣都不按照你这套干，也就是医圣并没有臆想中医学院成立以来的这套理论方案，也没有臆想现在的政策制度。所以是在各种政治干预下的统一思想，连一千多年前的张仲景都要服从这种思想，被改编，这是一个干预。第二个，他（没有）提出一个很详细的论据，这种是不是叫口号？你没有说为什么我不要你这些东西，那就一定医将不医，人将不人，国将不国。那么姑且把这一页翻过去，我们先看看刘老先生的书籍。
刘老先生他提了一个实例，他说他在农村的时候，曾经用针灸，针大椎、风池、风府，治愈太阳病，所以证明太阳病的“太阳之为病”，太阳指的是太阳经，实质是经络。是不是？听到刘老先生这么说，（有人想）他是不是真的针灸过了，（因为）只有一例，是不是他晚上睡完觉后写书的时候编的？这种事情我也经常干，什么某人、某张、某甲，什么病历，写一下，为了证明（某些）以正视听。但是我们姑且认为他是真的。
第一，为了证明《伤寒论》的六经是不是经络，其实刘老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针灸。但是，他提的方法虽然很好，但是逻辑不符合，我也觉得很可惜。我原来从刘老先生他的书获益良多，甚至买来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整本书烂掉，再去买一本。我们先看，第一，（针灸）大椎、风池、风府治太阳病，请问这大椎、风池、风府是太阳经的穴位吗？除大椎穴是六阳交汇，（但）它也不是太阳经的。
你看它们是不是太阳经的穴位？除了大椎穴略沾边，但实际上它（也）不是太阳经的穴位。按照这个说法，如果能成立，那么（就是说）刺针灸太阳经能把太阳病治好，（针灸的）刺少阳经的穴位，是不是可以把少阳病给治好？我刺厥阴经的穴位，是不是厥阴经的病能治好？那这样子，拍一下大腿，“得之矣！得之矣！”我们就成立一个课题，专门来针灸太阳经的（穴位）治太阳病，（针灸）少阳经（的穴位）治少阳病，（针灸）厥阴经（的穴位）治厥阴病。这个时候我估计太阳经会被插烂，会被捅烂。因为太阳经占了一本书的60%。所以现在有人说敲少阳经治百病，有没有道理？肯定抓出来，把他一巴掌拍回老家去，“要针灸太阳经！”所以他这本书里写的，有没有这种逻辑？说针这个经可以治这个病，有没有成立？没有。
第二个，《伤寒论》的本质是一本什么书？汤方的书。作为一本汤方的书，我在写一本汤方的书我有义务为针灸学科构建理论体系吗？有没有？肯定没有嘛。我写的是汤方，是方剂的应用，你跟我说，我的太阳病是经络，六经是经络，说白了，我这本书是在经络学说的作用下，完蛋了，人家（研究）经络的很高兴，我们（研究）汤方的就不高兴了，平白无故替人家构建什么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汤方的一个医学流派，有没有义务为针灸流派构建他们的跟我们无关的理论体系？肯定没有，绝对没有。最多是借助当时经络流派的那种名词，来作为我里面的疾病解说的东西，是不是？但是也不能完全去否定它里面没有经络的意思。所以要我们还原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命名。
这是说到症状了，“脉浮，头项强痛恶寒”。这里面的“脉浮，头项强痛恶寒”也很有意思的。我今天早上还特地写了点提纲，因为这里面都涉及到好多。有个人，这个人我忘了（名字），不好意思，他很敢说，他说他查阅很多的资料，认为感冒开始恶寒头痛（的）比比皆是，但是恶寒头痛、头项强痛，（十有）三者无七，就比较少见，所以作为表症的时候，有恶寒有头痛很常见。
我们大家治感冒，头痛，然后怕冷，最常见。但是见到说背强什么腰酸腿酸的多不多？不多。这些以当时来看，他也没有很多的解剖知识，还有各式各样的知识，他觉得说好像这些症状群弄起来好像跟这太阳经的这种情形的部位有点像。所以就把它设置一个叫什么？就是已经具有的事实，然后为了说明这个事实，也是后来的一种说法，就给它概括为太阳受邪，但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意义就是表证起来了，就有这些症状，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它的真意。
所以你说的太阳它是一个经络，那是当时的原始作者，他并没有有意要把经络的概念引入进来，他只是借用这样一个名词。然后我们这个条文用现在白话解，就是：“表证/表病，头痛恶寒”，就是这样一句话，没有其它更多的意义。
好，我们刚才说了那几个问题，再多说一个。汤方的专家没有义务为针灸的人做理论体系，甚至也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也就是说，在汤方之前的针灸体系是比他们发展更久远的一个医学。你是老前辈了，我是一些新的东西，我借用你的一些理论。而这些理论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太阳”的这种东西呢？那是因为在我发现这个问题之前，你这种说法深入人心，我把你（的知识）用来解释这个概念好理解。
举个例子，糖尿病，在西医出来之前，其实西医它想不想叫糖尿病？肯定不喜欢叫。我们知道因为拉的尿是甜的，所以叫它糖尿病，认识得很粗浅。但是这种说法在西医真正研究糖尿病以后，现在再讲糖尿病，叫糖高病、血糖高病，都比糖尿病好，对不对？所以（被叫）糖尿病无可奈何。如果现在要返回头来叫这个病的话，我们应该叫什么？比较准确地叫应该叫什么？（有人答：高糖血症）不是，应该叫胰衰症，胰腺功能衰竭了，是不是？我们应该叫这个病名，这样就很清晰了。我其实给大家透露了治疗糖尿病的一个绝招，治糖尿病没什么，跟心衰肾衰一样，凡是能治疗心衰的也大多能搞那样。
我们以后讲课，类似的条文都是这样（讲），我们以考据一派，支持这样（某种立场）的注家站一队，再搞一个派是反对的站一队，我们这些人就看着他们两派咬来咬去，最后总是会得到一个好结果。这个就是我搞《伤寒论》的技术。就这样，我们今天的课就这样了，谢谢大家捧场。
以下是三篇裘沛然老先生和刘渡舟老先生的文章：
瘦因吟过万山归——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
作者/裘沛然
“瘦因吟过万山归”，是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所著《两当轩诗集》中的诗句。仲则所作的诗，以清新俊逸，直逼青莲而见重于时。可是他怀才不遇，在坎坷中度过了一生。据文献记载：黄氏曾经写过四首律诗，诗中有“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之句，这两句诗曾经风靡当时吟坛，并成为流传后世的七言警句。
而我觉得他“瘦因吟过万山归”一语，无论从艺术上或意义上来说，似都比上述两句高出一筹，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治学的艰巨性，能够赢得勤苦研究学问者的共鸣。凡是古今中外卓有成就的学者，为探求真理，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废寝忘食，失败挫折的艰难困苦的历程。黄仲则的寥寥七字，提示我们研究学问者既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瘦因吟过万山归”之句，在我的研究医学征途上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我在年轻时阅读清史叶香岩传，其中载他濒临属实时对子孙说过几句告诫的话：“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颖悟，读万卷书，尔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我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草草浏览一过，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虽然我也是“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今行医垂五十年，经过艰难困苦的挫折以后，越来越觉得香岩此言是语重心长的。叶氏以颖悟的天资，转益多师又医名满天下，而当临殁乃出此言，洵非一般泛泛之论，可说这是此老毕生临床经验总结和他对医学认识的深化。真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虽然寥寥数语，对后学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同天士所处的时代不同，当然体会也不尽相同。然而，“瘦因吟过万山归”，我走过了医学科学上崎岖曲折的道路，临床上遇到许多挫折和教训。这对我来说，诚然是痛苦的回忆。今把它写出来公之医界同道，也许对初学中医者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作为前车之鉴吧。
我学医过程中所遭受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并经历过几个阶段，基本上可归纳为四句话，即：踌躇满志，疑窦丛生，磨砺苦学，一间微明。现拟依次举例陈述。
踌躇满志
我少年在学校上学，当十三岁时即于念书之余跟叔父汝根学习针灸。吾叔为广西名医罗哲初先生弟子。他对我的学习督责很严，不仅针灸要籍都要背诵，凡是中医古代典籍也都要择要背读。家中还另请老师教授国学，不管我理解与否，总是要背得朗朗成诵。当时，午夜一灯，晓窗千字，是习以为常的。
叔父初不以医为业，因求诊的病人颇多，我有暇就经常侍诊左右。这些，为以后进入旧上海中医学院修业，总算奠定初步基础。在中医学院修完了各门基础课和临床课后，接着就是临证实习。1934年毕业，是年开业行医，光阴如白驹过隙，一弹指顷，已整整五十个年头了，真有学未成鬓先秋之感。
但是，当我初开业时，对于中医学的造诣是颇为自许的。自以为除了学过各门课程之外，还看过不少医书，仅举伤寒一类而言，当时已研读过数十家著作，其中尤服膺郭白云、成无己、柯韵伯、吕震名尤在泾及日人丹波元简父子之书，对莫枚士的《经方释例》和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亦饶有兴趣。
温病方面，则沉酣于叶、薛、吴、王数家，尤偏嗜叶天士与王孟英的著述，特别对叶氏的温病学说，曾经下过一番功夫。当时，对叶天士备极推崇，以为如香岩者，仲景以后，一人而已。说起温病的症因药治，颇能历历如数家珍。
另如金元四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喻昌、张景岳、沈金鳌、林佩琴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我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最有裨于实际应用。对于西方医学的重要学科书籍，亦曾粗加浏览。有关国学文献，经、史、子、集茫如烟海，“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但亦贪多务得，粗涉藩篱。故以读书而论，当然不敢说已破万卷，确实也读得不算太少了。
诊疗方面，我在青少年时代即跟随叔父看病，后来又侍诊于孟河丁师之门，对于丁氏的一套常用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曾记在侍诊之余，还整理过丁师的临证处方，编过一本《丁方手册》，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并又亲得海上诸名家之教诲，如谢利恒、夏应堂、秦伯未、程门雪诸先生的处方特色，也稍稍学到一点。故当开业伊始，饶有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正如孙思邈所形容的读书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的骄傲情绪，满以为夹此以游，真可以天下走得了。
疑窦丛生
事情并不像所想的那样简单，当开始应诊时，胸中是“目无全牛”的，也确实看好了一些疾病。但在岁月积累，病人渐多以后，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在诊疗过程中经常遇到有很多疾病没有办法解决，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本领全用上了，经方、古方、时方、验方一套一套地都用上去，可是仍然有不少疾病不能解决。
当这时候，我遇到病人有些怕了，因病家特别相信你，就盯住你看，而我常常束手无策，那时我非常窘，又想起古人说的“治病三年，天下无可读之书”这两句话是有道理的。
但是究竟什么原因呢？我怀疑过去所读的书都是不切实用的，中医的理论，我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开方用药，也可以丝丝入扣，如果绳以中医一般习用的理论和常规的治法，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临床效果总是不理想，这是为什么？
我开始对中医学的价值产生怀疑，信心也有些动摇了。我想中医理论是否会是臆测的玄谈？其学说是否真有指导临床价值？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理论已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是否早已过时？我甚至怀疑古代方书、药籍及医案医话中所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历代医案中尽是着手成春的记录，其中可能有贪天之功，也可能是虚构其效，我早年就听人说喻嘉言《寓意草》这本书大吹法螺，内容失实，因联想到其他医案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段时间，我对中医学真可说是疑窦丛生。
既然对中医学失去信心，我的心转向西方医学去了。因为西医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如解剖所述，确实有形有质，言之有物，不论生理、生化，组织胚胎，病理以至诊断都可以从实验室里得到验证，不像中医理论看不见，摸不到。所以从此就着重进修西医学，还特别对化学这门学科有过很大兴趣。
在认真学习了相当一段时期西医学并通过临床实践观察以后，我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西医分析病原病理，诚然清清楚楚，条理井然，还可从实验室验证，但从临床用药的效果来看，有许多疾病也同样没有好办法，尽管诊断检查的仪器设备新颖精密，而最后落实到治病还是效果不显。
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从旁观察以后，我对西医也没有多大信心了。虽然当时抗生素、激素等药尚未发明，这些药临床虽有较好效果，可是什么抗药性、药物过敏、药物毒、菌群失调等副作用也随之发生。我徘徊于中西医学之间，为想找寻一种治病的最佳方法而感到苦闷，发愁！
当时我又回忆过去学医时的情景，曾亲自看到海上名医如夏应堂、王仲奇、丁济万诸先生，他们治好了不少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程门雪先生亲自给我讲过治愈了一个经德国著名医师确诊并谢绝不治的结核性脑膜炎的病儿，他用的是《福幼编》中的一张方剂。
在近代著名学者郑传所撰“丁甘仁墓表”中曾说：“晚年名益重，道益行，不独沪地绅商，争相招致，即西商之侨居者，积资数千万，出其百一，足以尽集诸西医，而有疾必折衷先生。”这些，使我猛然省悟，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习好，不是中医没有办法，其过在我而不在中医学。这就使我在彷徨的歧途中又回过头来。
磨砺苦学
我国古代学者有句名言，治学要“猛火煮，慢火温”。这次重新学习，就遵循这个方法。且以重学《伤寒论》为例来说吧，过去只泛览各家注疏之说，对大论的精髓和仲景书的本来面貌，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次学习，首先改变了学习方法，专读白文，对各家注疏概置不问，专用仲景之言，来解仲景之意，这样学习，很能解决一些问题。
例如：在此以前，有关六经的解释，我很欣赏时贤所称的证候群，亦即六经非经络的说法。在这次重读仲景自序及把全书反复对照论证以后，我终于否定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观点。
从前认为《内经》论十二经而不论六经；《内经》中提到太阳，阳明者，多连有“经”或“脉”字，而在《伤寒论》中则截然不同。其实，此说不仅歪曲了《伤寒论》，对《内经》经文也是断章取义的。
仲景明白声称撰用《素问》、《九卷》，今观《素问·热论》所述伤寒热病，虽只称太阳、阳明、少阳，而在最后则指出“三阳经络皆受病”；又如《素问》称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等经文，似乎不涉经脉，但最后仍点明“三经者不得相失也”。又如太阴根于隐白，少阴根于涌泉，厥阴根于大敦等文字，如不作经络解，其将安指！
且六经之名，早见于《灵枢·百病始生》篇中。《伤寒论》中称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而略去经字，原同《内经》一样是一种简笔。如果《伤寒论》太阳、阳明病等不是指经络，则书中太阳病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这段文字，将作何种曲解？“灸少阴七壮。”试问在证候群上灸在何处?《伤寒论》中传经、动经、随经、过经、经脉动惕、行其经尽、刺风府风池、刺大椎肺俞肝俞、刺期门等论述经络腧穴的条文是如此明晓，我过去未曾细绎原书文字，只凭臆测耳食，妄谓六经非经络，至今思之，惭愧何及。
我在反复学习白文之后，又将原文全部打乱，再就每病每证的特征和各方配伍与各药主治、进行认真细致的归纳和分析，对仲景的方证药治法则，作了排除成见的探索。
过去只认为小柴胡汤的热型是往来寒热，这次才知道仲景用小柴胡汤有三种热型，即恶寒发热，寒热往来与日晡潮热皆可应用，只要符合用小柴胡的特征就可。
就以柴胡一药而言，通过学习，深知从前所谓“柴胡劫肝阴”其说之非，一般医家多以头目眩晕为肝阳上亢，柴胡劫肝，故为禁药，然在大论中以小柴胡主治口苦咽干目眩，所谓目眩，即今之头目眩晕，仲景却以柴胡为首选药，我以后开始以仲景法用于临床，屡效不爽，始悔过去之偏见。
《伤寒论》中某经疾病，有些还有主药。曾记以前程门雪先生同我聊天，有一次他以考试的语气问我：你看太阳病的主药是哪味？我略加沉思，告以桂枝一药。程公相视而笑，我侥幸地总算没有答错问题。
我在这次重新学习以后，不仅发觉对《伤寒论》的研究是非常肤浅的，凡是其他古典医籍，如内科杂病，方剂本草以及各家学说等等，几乎都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学习如此不扎实，理所当然地疗效不高。我如梦初醒地渐渐有点自知之明。
一间微明
经过刻苦学习，“为伊消得人憔悴”以后，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１．学而不精
我在中年曾害过一次湿温重症，经医院确诊为肠伤寒，身发高热，中西药物遍投而热不退，病延两周左右，乃邀请甬上名医徐余藻医治，徐为拟大承气汤加甘草，药共五味，服后次日腑气通，三日身热退。
我病后细思，读了《伤寒论》千百遍，还没有学会用承气汤，良足自愧！其原因当然由于我没掌握承气汤的论治规律，我只知大承气的主证是痞满燥实坚，困守于一般概念而不知用巧；同时，湿热蕴蒸气分，清宣透达之说，也禁锢了我的思路。
而西医学中肠伤寒在后期禁用泻药的观念也束缚了我处方用药的手脚。这一次提高了我对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理论体系的认识，我不再那么迷信西医了。对于娓娓动听的湿温理论以及伤寒与温病的实质问题，认识也较过去有了深化。
在早年行医时，我见到一位医生用熟地黄、当归、白术、柴胡以治感冒，心甚鄙之，然而曾目睹其病服该方而告痊。当时以为偶中而已，未之奇也。后来，我自己也遇到感冒病人，曾屡进桑菊、银翘、杏苏、麻桂等方，久延未愈，最后用“五柴胡饮”而竟收捷效。我过去亦熟读景岳书者，由于没有学到手，所以不敢用，不会用。
2．学而不广
我曾治疗一个患赤白痢疾病者，用了一系列治痢的正规方，如白头翁汤、木香槟榔丸、芍药汤、香连丸、枳实导滞丸以及丁师常用的治痢效方等，可是均无效果，下痢加剧，日夜登厕近百次，病人神情困惫，已臻危殆。在无可奈何中试用了一张《石室秘录》药味分量配伍奇特的方子，即白芍三两，当归三两，萝卜子一两，枳壳、槟榔、甘草、车前子各三钱，当时只照原书依样画葫芦，以冀幸中，不料服后次日泻痢次数减半，又服一剂而病全除。
《石室秘录》是托名天师、雷公、张机、华佗等合著的一本妄诞之书，我平素所不齿，今用此方竟如其书所说“一剂即止，二剂全安，可用饮食”的奇妙效果。乃深悔我过去知识之狭和治学之偏见。
我还亲见程门雪老治高热下痢，擅用荆防败毒饮，往往二三天内表解热退而痢疾并愈，过去囿于细菌、原虫说而反对喻嘉言的逆流挽舟法，而今乃知《寓意草》中尽多可贵之处。我读书先带成见，学而不广，未能牛溲、马勃俱收并蓄，有愧昌黎所称的医师之良。
３．学而不化
我感到自己在中医理论和处方方面“化”的功夫很差。譬如偏头痛，历代医书所载，常用全蝎、蜈蚣之类，我也常用，但效果并不好。我深知章次公先生治疗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当时我看他治疗偏头痛效果很不错，他也用全蝎、蜈蚣，但却有几点与众不同。
配伍方面：全蝎、蜈蚣常与补气养血药同用（如黄芪、当归），而且量也重；还配合健脾化湿药（如怀山药、茯苓、制半夏）；有时还加用附子。剂型方面常采用粉剂服用，以小剂量日服三次，常取得满意疗效。以后我治偏头痛，多遵循其法而奏效，说明“化裁”的重要性。可见前辈用药圆机活法的一斑。
试再举心胸疼痛为例，目前多习用丹参一药，我亦曾步武其后，临床有效有不效。为此细察并世医家之善治该病者，则并不局限于活血化瘀一路，有的作痰饮治，有的用行气宽胸之法，或用芳香开窍，也可用养阴或扶阳药，并有用甘缓及和胃或养心等法，效果远胜于用单味丹参。这使我觉察到“胶柱鼓瑟”之非。即以活血化瘀而论，也不必定用丹参。
我曾治过一些病人，先用丹参无效，继用手拈散、失笑散也无效，最后考虑到用仲景抵当汤，服后效果非常好，病情明显缓解。我深深感到自己学而不化的东西太多了，我还进一步理解到，学习一门学问，如果学得不精、不广、不化，就等于不学。我认识到以前就是犯了这个毛病，现在总算是刚刚入门，还远没有登堂入室。
学到老，开始懂得一点，以前完全是盲人瞎马，现在对中医学略有粗浅认识：
１．中国医学确实蕴藏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其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还没有被我们所掌握，特别是其中高超的理论，更没有被我们认识。所以要虚心学习而万不可武断、臆测。
２．做医生要边读书、边临床，临床不能脱离读书，读书必须结合临床。光读书只有空洞的理论，光看病只有狭隘的经验，都无裨于提高自己、发展学术。
３．要开拓思想，既要精研中医学，也要读西医书，懂现代医学，还要多读现代基础科学和边缘科学的书籍。古代的文、史、哲也要有一定基础。
4．中药的作用是非常深奥的，不要用目前西医理论生搬硬套，例如发热、炎症，不要局限于清热解毒，辛温药甚至补益药也可能有消炎或者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要打破中医学中一些人为的“清规戒律”，要在中医学原有基础上深入发掘，有所创新突破。
刘渡舟：谈谈我学习中医的点滴体会
作者/刘渡舟
在旧社会，师带徒的方法因人而异，大致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老师采用浅显的读物，如《汤头歌》、《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教材，向学生进行讲授，并要求记诵。据我了解，凡是用这种教材的老师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偏重传授自己的经验为主，而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讲授，则重视不够。因此，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侧重于临床，而忽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第二种，与以上正好相反，老师在启蒙教学阶段，就以四部经典著作开始。他们的主张，和《千金方·大医习业一》的精神遥相呼应。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地讲，理论水平较高，而且基础也打得牢固，有发展的潜力，故被历代医家所拥护。
清代的医学大师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一文中指出：“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他说的汉唐以前之书，指的是《内》、《难》等经典著作。可见，徐氏也主张先学经典著作为学医的根本。
我是怎样学起中医来的呢?
因为我体弱多病，经常延医服药，而接近了中医，并以此因缘加入了中医队伍。我的学医老师，在营口行医为主，他收了三个徒弟，我的年纪为最小。当时我学的中医课程，现在回忆起来，大体上分为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两个阶段，共花费了六年的时间。
在理论基础阶段，学了张、马合著的《黄帝内经》、《本草三家注》以及《注解伤寒论》和《金匮心典》等著作。
由于我曾读过几年私垫，古文有点基础，所以，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大。但对老师所讲的医理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难题。记得有一次老师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的内容时，尽管老师讲得眉飞色舞，而我却象腾云驾雾一样了。对中医理论基础，我学了整整三年。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些朦胧，但把一些经典著作系统地学了一遍，这就对进一步学习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算是很大的收获。学到第四年，老师为我讲授了《医宗金鉴》中的临床课程，如'杂病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等。由于这些内容是用歌诀格式编写的，因之老师要求一边学一边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时为止。背书对我来说虽不陌生，但它很压人，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每天早起晚睡付出辛勤劳动。
关于背书的问题，历来也有争论。
我的意见，倾向于应该背点书的。《医宗金鉴·凡例》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它指出“背”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识清是为了临床辨证。
由此可见，《金鉴》所写的大量歌诀体裁，是为了人们的背诵和记忆，这也就勿怪其然了。然而，中医的书浩如烟海，谁也不能一一皆读。因此就有地区之所尚，或因师传之所异，而不能不有所选择。例如，南方的医家则多宗孟河派的费、马之学，而东北三省，则多把《医宗金鉴》奉为圭臬。
《医宗金鉴》这部书，原为清乾隆太医院右院判吴谦的未成之著，后被政府发展，认为可以作国家的医典，仍指令吴谦、刘裕铎本着'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的宗旨，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修纂。大约又过了两年，于公元一七四二年方始告竣。全书共为九十卷，计分十一个科目。它与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和剂局方》可以互相媲美而并驾齐驱。
徐灵胎评价此书有'源本《灵》，《素》，推崇《伤寒沦》、《金匮要略》以为宗旨，后乃博采众论，严其去取，不尚新奇，全无偏执'的美誉，也就说明了这部书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不仅在东北三省发生影响，而且远及全国和东南亚各地。
在老师的指示下，我买了一部《医宗金鉴》。通过自己的学习，发现其中的《订正伤寒论注》搜集了诸家之长，参以己意，说理明畅，使人读之发生兴趣．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埋首于《伤寒论》的学习。从这开始，方由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的学习，而向自学迈出了新的一步。
现在谈淡自学的问题。自学是每一位科学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为我们不能跟老师一辈于，应该走自己的奋斗之路。
但是，自学必须讲求方法，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必要时还得有人指点一二。自学也需要条件，主要的要有时间保证，要争分夺秒，爱惜光阴，要有必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如果有上图书馆的条件，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自学也有三忌
一忌浮：指自学之人，心不专一，不能深入书中，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一下，当然这种学习是没有什么结果可言；
二忌乱：指自学之人，没有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和步骤，一会儿看这本书，一会儿又看另一本书，好象蜻蜓点水，这种杂乱无章，没有系统的学习，也必然学无所成；
三忌畏难：指自学之人，在自学过程中，有的内容看不进去，发生了困难。
殊不知，凡是自己看不懂的地方，也正是知识贫乏的具体反映。如果不以钉子的精神向难处深钻以求解决，反而畏难自弃，必然柱费一番心机，半途而废。记得古人鞭策人们学习，说出许多的格言和警句，如什么“石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啦，“精神一到，铁石为开”，“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啦，部说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只有坚持学习而不鼹难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本着这种精神，我刻苦自励，寒暑不辍地学习中医知识。我阅读了很多的医学名著，如金元四家和清代的伤寒注家和温病学家以及明、清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品，使我眼界大开，学识随之不断提高。
在这里，我再谈谈学与用的关系。学中医理论，目的是指导临床去解决防病和治病的问题。因此，在学习中就贯穿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清人陈修园为什么主张白天看病、夜晚读书呢?不过是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罢了。
我很喜欢《三国演义》舌战群儒时孔明对东吴谋士程德枢所讲的一段话，他说：“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发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孔明在这里嘲笑了那些读书虽多，而不成其经济学问，尽管终日吟咏，而于事实无所补的人。
学习中医也最忌纸上淡兵。应该看到，不论任何一家名著，也都有一分为二的问题，也都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在实践中发展的问题。如果离开实践，就很有可能造成盲目的崇拜，或者粗暴地加以否定。对这种学风，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以《伤寒论》来说，它是一部公认的经典巨著，是中医临床的指南。但由于医学的不断发展，临床资料的大量总结，我们发现它在叙证方面有的则过于省略。例如，五个泻心汤的'心下痞'是以无痛为主，但从临床上来看，痛的与不痛的两种情况皆有。这是事实，用不着大惊小怪。
另外，心下痞，还可出现心下隆起一包，形如鸡卵太小，按之则杳然而消，抬手则又随之而起。这个包起伏不定，中实无物，不过气的凝聚或消散。所以，也管它叫'心下痞'，而不能另叫其他的病名。关于这个特殊的心下痞症候，也没能写进书中。
我认为通过临床实践去验证理论的是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为此，我想把《伤寒论》存在争论的两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
一个是六经的实质是否与经络有关，一个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是去桂还是去芍。
这两个问题向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多是从理论上进行了辩论，而在临床实践上则很少有人加以说明。为此，应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以求得到问题的解决。
(一)穴经与经络是否有关
有一年，我在天津汉拈农场巡诊至北泊的一户农民家中，恰巧这家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发烧而且头痛。试其体温39.6C，切其脉浮，舌苔则薄白而润。乃直告其父：你的孩子患的是风寒外感，吃一服发汗的药就会好的。其父说村中无药，要中药须到总场。惟时已午后，且交通不便，只有俟于明日。他又说：“先生为何不用针灸治疗，而何必用药？”他不知道我对针灸并非所长，姑应其请，以慰其心。于是，为针大椎、风池、风府等穴，而实未料定能效，然令人惊奇的是针后患儿竟也出身汗，热退身凉而病愈。
我本不是针灸医生，因为到农村，诊箱内备有一套医针，以为偶尔之需。至于我的配方选穴，是遵照《伤寒论》的“先刺风池、风府”和“当刺大椎第一间”的精神进行的。
通过针灸发汗解表的事实告诉了我，太阳与经络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再重温足太阳膀胱经络脑下项，行于腰脊和“太阳、三阳也，其脉连风府，故为诸阳主气”的一句话，是说得多么中肯。
循经取穴的方法，经在前而穴在后，所以有穴必有经络的存在。太阳主表的关键，在于它的经络行于背后而连于风府，故为诸腑主气。以此推论，则经府相连以及膀胱为水府，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故有'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气津皆行于表的说法。由此可见，太阳，实际上是膀胱与经络的概括，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称。这就是中医的传统理论。否则，那就违背了中医的理论，而实为中医之所不取。
(二)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的争议
《伤寒论》第28条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医宗金鉴》认为去桂是去芍之误。从此，遵其说者大有人在，形成了去桂和去芍的两种观点而纠缠不清。我想通过以下两个病例，证实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确实无误，使这个问题得到澄清。
1．陈修园在清.嘉庆戊辰年间，曾治吏部谢芝田先生令亲的病。症状是头项强痛，身体不适，心下发满。问其小便则称不利。曾吃过发汗解表药，但并不出汗，反增加了烦热。
切其脉洪数。陈疑此证颇似太阳、阳明两经合病。然谛思良久，始恍然而悟，知此病前在太阳无形之气分，今在太阳有形之水分。治法，但使有形之太阳小便一利，使水邪去而气达，则外证自解，而所有诸证亦可痊愈。乃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服一剂而痊。
2．我校已故老中医陈慎吾，生前曾治一低热不退的患者，经他人多方治疗，而终鲜实效。切其脉弦，视其舌水，问其小便则称不利。
陈老辨此证为水邪内蓄、外郁阳气、不得宣达的发热证，与《伤寒论》28条的意义基本相同。乃疏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三剂小便畅利，发热随之而愈。
通过这两个治例，完全可以证实六经和经络脏腑有关，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也是没有错误之可言。
趁此机会，我想顺便淡谈如何学习《伤寒论》的问题。
学习《伤寒论》应先打好一定基础，其中包括学好《内经》中的阴阳辨证思想和方法，以及学好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知识。同时把《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和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学懂吃透，并要背诵如流，牢记不忘。这是第一步。
在这个基础上，再看白文(指不带注解的原文)。《伤寒论》原文，是以条文形式写成。据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伤寒论》有398条之多。《伤寒论》既然用条文表达辨证论冶的思想方法，因此，学习《伤寒论》就有一个理解条文和条文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而为基本要求。
应该看到，《伤寒论》398条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在条文之间，无论或显或隐，或前或后，彼此之间部是有机的联系着。
作者在写法上，充分运甩了虚实反正、含蓄吐纳、参证互明，宾主假借的文法和布局，从而把辨证论治的方法表达无余。
由此可见，学习《伤寒论》先要领会条文和条文排列组合的意义，要在每一内容中，看出作者组文布局的精神，要从条文之中悟出条文以外的东西，要与作者的思想相共鸣。这样，才能体会出书中的真实意义。
白文最少看它四五遍，并对其中的六经提纲和一百一十三方的适应证都熟背牢记方有妙用。在这一阶段，可能感到枯燥无味，那也无关紧要，只要坚恃下来就是胜利，这是第二步。
在熟读白文的基础上，然后就可以看注了。《伤寒论》的注家不下数百之多，看哪一家为好呢?在认识上也不一样。我以先看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为好。因为成注的优点是在学术上不偏不倚，以经解论，最为详明，说理比较中肯。成氏写的还有《伤寒明理论》和《方解》两种书，同《注解伤寒论》)鼎足而立，缺一不可。所以，在看成注之前，这两种著作也应认真地看一看，才能对它选写的五十个症侯，在定体、分形、析证、辨非等环节上有所认识，以加强辨证论治的方法和运用。
成氏三书读完后，可以看看徐大椿（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
以上的三位注家，在伤寒学中影响很深。他们的注解，或以方归类，或以证归类，或以法归类，角度不同，而殊途同归，可以开拓思路，实有破迷解惑的作用。
柯注的优点，从原则上讲，他指出了《伤寒论》不专为伤寒一病而没，而六经辨证实能统摄百病。他的话卓识灼见，而能与仲景的思想相共鸣。他的不足之地，误把经络解为经略，又别开生面将《伤寒论》的太阳膀胱经当作心阳来论，未免牵强附会，有失仲景之旨。
尤注的魄力似逊于柯，在文字方面也不及柯氏的笔墨纵横淋漓尽致。然而，尤氏得马元一先生的真传，构思精辟，言简而赅，对脏腑经络、气血荣卫之理与正邪变化之机，上逮《内》、《难》，下历百家，而极见功夫。他比柯氏更为扎实，惜乎人之不识也。
此外，如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辩》、钱璜的《伤寒溯源集》，皆是知名之著，亦可加以涉览。
以上几个专著读后，可以再看一点综合性的作品，其中应以日人丹波元简著的《伤寒论辑义》为理想。这是第三步。
通过上述的三个步骤，而又能坚持到底，对《伤寒论》这部经典著作也就可以说学的差不多了。
我讲《伤寒论》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现在备起课来，还有可学的东西，还可发现自己在认识上的错误，可见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是难以蠡测的。为此，对于读这本书的人来说，切不可浅尝辄止，亦不可略有所获，便沾沾自喜而停顿不前。
六经析疑
作者/刘渡舟
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而言。《伤寒论》以六经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它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不过两者又有所不同，《素问·热论》中的六经，虽以六经作为分证的纲领，但只论述了六经的热证、实证，未具体论述六经的虚证、寒证。在治疗上也只简单地提及汗、下两法。而《伤寒论》的六经则概括了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根据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因的属性，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从而讨论病变的部位、证候特点、损及何脏何腑、寒热趋向、邪正消长以及立法处方等问题。因此，《伤寒论》的六经，既是辨证的纲领，又是论治的准则。
六经辨证，其主要根据则是来源于六经中病证、脉象等各方面，所以《伤寒论》每篇首，载有“辨× ×病脉证并治”。六经病证，是六经所属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反映于临床的各种证候。因此，综合病之部位、性质、病机、病势等加以分析、归纳，别为某经病证，这是《伤寒论》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辨证论治的重要依据。
现就六经病证依次简述于下：
太统摄营卫，主一身之大表，为诸经藩篱。凡外感风寒之邪，自表而入。每先入犯太阳，故太阳病对出现于外感疾病的早期阶段即太阳病以“脉浮，头顶强痛而恶寒”为提纲，凡外感初期出现此项脉证的，叫做太阳病。
太阳病可分为表证和里证两大类型。
太阳表证，又因病人体质不同，虽然同是感受风寒之邪，却有中风和伤寒两种不同类型：
中风的主要脉证：有恶风寒、发热、头项强痛、自汗、鼻鸣、干呕、脉浮缓等。其病机为营卫不和，卫强营弱。由于具有自汗、脉缓等特征。故又称为表虚证。
伤寒的主要脉证：有恶寒、发热、头项强痛、周身或骨节疼痛、无汗而喘、呕逆、脉浮紧等。其病机为卫阳被遏，营阴凝滞。由于具有尤汗、脉紧的特征，故又称为表实证。
太阳里证，有蓄水和蓄血两种证候。
蓄水证是：表邪不解，内入于膀胱之腑，阳气不得煦化，水蓄不行，主要脉证为发热、汗出、烦渴，或渴欲饮水，水入则吐，小便不利，少腹满，脉浮数等。
蓄血证是：邪热深入下焦，与血相结。其临床医候为少腹急结或少腹硬满，如狂或发狂，小便自利等。
此外，太阳病有兼证，如表虚证兼项背强、兼咳喘、兼水饮等。又有因汗下火法误治后所引起之变证，如阳虚、火逆、结胸、痞证等等。
阳明病在外感病的过程中，每多出现于阳亢热盛的极期阶段。阳明病的发生可由它经传来，亦有从本经自发为病。阳明病属于里热实证，以“胃家实”为提纲。其典型脉证是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脉大等。凡见此类脉证，就是阳明病。
阳明病分为热证与实证两大类型。
阳明热证：其病机为外邪入里化热，胃中燥热炽盛，消灼津液。其主要脉证除身大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脉洪大外，并兼口干舌燥，大渴而引饮不解。
阳明实证，亦称阳明腑证：外邪入里化热，与肠中糟粕相结成实。其主要脉证为潮热、谵语、手足濈然汗出、腹胀满疼痛，大便硬、脉沉实等。甚者还可以出现循衣摸床、微喘、直视等严重证状。
又有脾约或津液内竭而大便硬者，亦归于阳明篇。此外，阳明病还有湿热发黄、血热致衄、贫血、阳明中寒证等。
少阳病是半表半里的证候。少阳病的发生可山它经传来，也可由本经自受发病。少阳病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其主要脉证并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舌苔白、脉弦细等。其病机为病人少阳，枢机不利，正邪分争，进而导致脾胃功能失常之故。少阳为枢，故少阳病常有兼表、兼里两种病况。
如证见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即少阳兼表未解之证。
证见往来寒热、热结在里，或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或兼潮热、不大便等，即少阳兼里热实证。
若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是少阳病表里相兼、虚实错杂之证。又有往来寒热、心烦、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者，则是少阳病兼寒饮内结之证等等。
太阴病属里虚寒，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为提纲，也就是太阴本证。阴病可由三阳治疗失当损伤脾阳而发病，也可由风寒外邪直接侵袭而发。太阴病的病机为脾阳虚弱，寒湿内盛，运化失常。若太阴病进一步发展，演变为脾肾虚寒，亦可形成少阴虚寒之证。
少阴病属里虚证，多值伤寒六经病变过程中后期危重的阶段，故少阴病多死证。少阴病可由表证转变而来，也可因体虚外邪直接侵入而发病。少阴病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提纲。但少阴病当分为寒化证与热化证两大类型：
少阴寒化证的病机为：心肾阳气虚衰，而呈现虚寒证象，也就是少阴病本证。其主要脉证除脉微细，但欲寐外，并有无热恶寒、蜷卧、心烦、吐利、口中和或渴喜热饮、饮亦不多小便清利，基至手足厥逆等。也有因阳气被阴寒格拒，反见不恶寒、发热、面赤、烦燥等真寒假热的严重症状。
少阴热化证为：少阴阴虚而呈现热化证象。其主要脉证为心中烦不得卧、咽干、咽痛、或下利口渴，舌质绛、脉细数等。
总之，少阴病变化较复杂，有阳虚、有阴虚，甚至阴阳两虚。有里虚寒兼表的发热证，也有转阳明燥化的里实证。
厥阴病多出现于伤寒末期，病情较为复杂而危重，临床上可归纳为上热下寒证、厥热胜复证及辨厥逆、下利、呕、哕四大类证。
厥阴病以“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为提纲。是代表着上热下寒，寒热错杂的证候。其厥热胜复证的临床特点：一般以厥逆(下利)与发热交错出现，厥利为阴胜，发热为阳复。从厥或热出现时间的长短，用日数来概括，以推测厥热的消长，邪正的胜负，及其相互演变趋势。
如厥热相等，或热多于厥，是表示正能胜邪，主病退，为向愈之机。
若厥多于热，则是邪胜正衰，主病进。但也有阳复太过转为热化而为喉痹或下利便脓血证。
厥逆证是厥阴篇主要证候之一，其病机为“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逆，即指手足逆冷而言。轻者仅清冷至指(趾)节，重者不过腕踝，更严重的手冷至肘，脚冷至膝。
厥阴篇有脏厥、寒厥、蛔厥及热厥、水停致厥、痰实为厥等等，当综合其它证候而辨。厥阴下利有寒利、热利、寒热错杂之下利。呕有下焦阴寒或厥阴浊阴上逆之寒呕，亦有转出少阳之呕而发热证。哕证有虚寒之证，亦有实热之证，均须详细审辨。
综上所述，可知六经病证病之部位、性质、病机、病势等必须用中医基本理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邪正进退等进行分析、综合、归纳，而后加以概括，方能得出辨证论治正确的结论，是知六经辨证与八纲之关系密切。其次，历代医家有从脏腑、经络、气化、部位、阶段等方面来探讨六经的，这些研究方法虽各有发挥，但也各有其片面性。因为脏腑是人体机能活动的核心，脏腑机能活动必然会影响全身各部，而全身各部之机能活动也必然从属或影响脏腑，所以脏腑的病变应从多方面的因素去进行研究。经络根源于脏腑，网络全身，运行气血，既有独立的功能，又有从属脏腑的一面。因此，对经络在发病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决不能离开脏腑气血等因素。所谓气化，是脏腑经络功能活动的概括。人体一旦发生疾病，则气化活动必然有明显变异。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固然有利于了解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生理病理状况，但若探本求源，仍然责之于脏腑经络，可见气化离开了脏腑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脏腑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应不出功能活动。至于疾病的部位和阶段，在临床上虽有显著的特征，是诊断学上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反应在外的部位和阶段，多属表象，还须参合各种因素，寻求其根源所在。因此，必须从临床实际出发，把六经证候和脏腑、经络、气化、部位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正确理解《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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