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派文学代表”，王安忆眼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怎样一番景象？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眼中的男作家有何独特之处？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与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王安忆展开了一次智慧的对话、思想的交锋。
“我注意到张承志蛮晚的，但我很尊敬他”
张新颖（以下称张）：同代作家里面，你比较看重谁？
王安忆（以下称王）：我想张承志肯定是要说的。有个现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张承志其实是比较晚，伤痕文学过去了，他是寻根的时候才出现的，就是八十年代——
张：不是，比如说他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就很早。我是1974年刚刚上小学，新时期文学大概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有像我读新时期文学读得这么完整的，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读文学，最早的就是报纸上登的《于无声处》，家里订《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什么的，那时候地方性的刊物都发很有影响的作品，像王蒙的《春之声》我都读过。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以前都得过全国奖。
王：不过我注意到他的时候已经蛮晚了，至少我也已经挺出名的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蛮骄傲的，觉得自己也有点资本了。他是1983年由《收获》的一个老编辑带到会议上来的，他也是在这个会上领奖，是领一个全国优秀小说奖吧，反正那是我们第一次交谈，我觉得他特别诚恳，而且他也很谦虚，当时我不知道他有那么好的成绩，所以我对他说话口气也蛮大的。他和我谈到他写的《北方的河》，就讲到《北方的河》里面的一个女性、一个女记者，他说，我对女性没有把握，他就这么和我谈的。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你很不敢表态，因为你很容易就会流露出你对他的不理解。他说到这里面的男主角，没有名字，然后是这个女性对他的理解，以为他是这样一种人，其实不是，而是她根本不能够理解的一个人，他是这么和我解释《北方的河》的。有了这种谈话以后你就会有个很大的期待了。
张：以后你们的交流怎么样？
王：他不知道我是很尊敬他的，我真的是很尊敬他的，他的意见我非常重视。后来他到日本去了一段时间，那个时期他比较消沉，我给他寄卡，让人给他带酒，而且写信写得都蛮长的。他从日本回来过一次，我们在北京的玉渊潭公园见面，那次谈话谈得特别长，一整个下午，夏天漫长的下午，我就觉得特别放松，他也很放松，也不谈文学，就像普通的朋友在公园里面聊天。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急急忙忙地写东西，变得很闲，多出了许多时间，使我们反而能正常地交流。自那以后我们的相处一直很顺利，也很积极。
一次在云南开会，我们有一天晚上在一起聊天，聊得非常广泛，我觉得他变得比以前温和得多。他说我现在再写《心灵史》的话，肯定会和那时候不同了，他说写《心灵史》的时候——这段话讲得很好，我把它记下来了——他说我们都是被那个时代惯坏了，他指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说你看我们一个个多盛气凌人啊。他说他经常回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有正当的竞争，有很好的编辑。
他后来不大写小说了，写的都是散文。我觉得他，怎么讲，现在说这话不要紧了，他已经对我有免疫力了，不会再生误会。我觉得他太没有匠气了，太不像匠人了，而我是个匠人。就是他对做活这件事情太不满意了，他是个诗人，他一定要直抒胸臆，他一定要抒发情感。我觉得完全没有匠气的话很难做成活的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后来写的散文写得非常好，有一篇散文叫《公社的青史》是我最喜欢的散文了。
“张承志的语言像在刀锋上走”
张：陈村的《走出大渡河》，和你们这个男子汉讨论有没有什么关系？
王：男子汉讨论基本上是来自《北方的河》，甚至来自张承志本人。《北方的河》塑造的男性是那么的魁伟，有力量，理想那么高。
张：而且他还是沉默的、不说话的人。
王：对，无论怎么接近他，都不能够理解他一点点。尤其是对女性的拒斥，这简直让天下女性绝望，他的魅力似乎专针对女性，可却偏偏不让女性了解。
张：对这部作品，当时我是很感动的，还是上高中的时候读到的。后来考上大学，坐火车，我背包里就放了两部队建设作品，一部是《北方的河》，一部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北方的河》是1984年的，《你别无选择》是1985年的。1985年来上海上学，当时包里就放了这两部作品。
王：张承志也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没脾气了。张炜和他关系很好，张炜就敢去撩他。他脾气很大，但是和张炜在一起就不大发脾气的，现在对我也不大发了，他也晓得我对他真的是没有一点恶意。有一个场面特别有意思，就是张炜说，其实啊张承志，你就像个大姑娘，很腼腆的。你看他的表情，他确是很腼腆的一个人。张承志说，你没看到我发脾气的样子。然后张炜就说，你发脾气还是个大姑娘。和这些同辈人相处，现在回想起来都蛮好的，首先都是很健康的，蛮纯洁的，也互相受益，也非常真挚。
张：张承志的语言有些特别。
王：他的语言呢，是一种很“做”的语言，就像在刀锋上走，“做”得好就好，“做”得不好啪的一下就掉下去了。“做”得不好的话就实在是造作，“做”得好的话，也实在是好。
张：他的作品，包括他的文字，和他学的专业有没有什么关系？
王：他曾经公开地讲，他学的是考古，就是历史，学了历史他好像积蓄了很多感情，这个专业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这么多感情。我觉得这么讲是对的，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也觉得他不是很适合考古，因为考古需要的是一种科学的严谨态度，他太浪漫了，他是个感情很泛滥的人，考古实际上太严格了，每一个东西都要反反复复地证明，而感情是无边无际的。
张：他对历史是有感情的，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很多作家对历史没有感情。
王：历史里面的诗意都被他攫取了。比如他学的民族史里面有迁徙，这个迁徙就能够展开很多想象；然后战争，这种东西就是能使人激情澎湃的。
张：你看他写的小说，不管是写新疆，还是蒙古草原，还是宁夏，他小说里面的那些人物，也不仅仅是人物那样的生活整体，总是会给你历史感的。他不是要写历史，但是就是给人这个感觉，这也是我觉得他特别的一个地方。
王：中国历史那么漫长，版图那么辽阔，时间和空间的含量都特别大，就特别能满足他的悲情。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比较宝贵的就是，对人民苦难的一种反应。
张：而且特别是对少数民族。
王：他在宁夏调查，准备写《心灵史》的时候，给房东带的礼物我们都不能想象。我们能够想象的不外是给他们带点糖果食物啊，最多带点被子、粮食，他买了头牛，六百块钱。他怀着很美好的感情讲房东家媳妇，将清苦的生活过得很有意境，比如面条，就会擀得又细又长，摆成一个十字，然后中间点一点红的辣椒油，就成一朵花了。
张：他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他不写小说也有点可惜。你说的那个很对的，就是他是一个诗人，他不是一个做活的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