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北方，守望理想

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张承志算是个大器晚成的异端。

文革结束那年他三十岁，此时才刚刚发表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而这部短篇小说他后来认为“顶多是一篇中学生作文”。1981年《黑骏马》和《北望长城外》的问世标志着他创作水平的提升，但主题上并无大的突破，延续着他对内蒙体验的那种激动，也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1984年《北方的河》发表，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作家已经横空出世。

王安忆曾说，在她所看重的同时代作家中，“张承志肯定是要说的”，而她第一次注意到张承志的时刻正是在他写作《北方的河》之际，那也是他们第一次会面交谈的话题之一。当时文革后的伤痕文学趋于尾声，寻根热已出现，张承志却刚刚在文坛浮出地平线。

王安忆成名较早，所以虽然她小张承志六岁，当时却是“我不知道他有那么好的成绩，所以我对他说话口气也蛮大的”。但随即她就发现这个“特别的理想主义者”身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气质，使得“你很不敢表态，因为你很容易就会流露出你对他的不理解”。

张承志诚恳地和她谈起《北方的河》的女主角，因为他自己“对女性没有把握”，小说中的“她”虽然似乎了解男主角，但他其实是“她根本不能够理解的一个人”——这种态度后来贯穿于他的其他作品之中，也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用王安忆的话说，“无论怎么接近他，都不能够理解他一点点”。

在这次交谈之后不久，《北方的河》在1984年第一期的《十月》上正式发表。这部不过五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激起的反响之大，要在多年后《心灵史》出版时才能再现。据说王蒙当时曾感慨：“看过他写的河，我想，你他妈的三十年别再写河了。”王安忆甚至说“不想再写小说了”。

张承志自此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现象”，它的成功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也暗示着社会心理上的转折：人们对追抚过往的“伤痕文学”的兴趣，已转向追寻理想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它也极好地契合了当时人们在精神迷茫之下的一个对“寻根”的新需求——重新找到集体记忆最原始的起源和真实的自我；在小说中，这一点体现为对北方大地的灵魂受难般的执着追寻。

1

追寻与重生

很多人是满含热泪读完《北方的河》的。它是一部在理想主义的年代发表的对理想主义的赞歌，从第一段开始就充溢着一种浓烈逼人的气息，使人强烈地感到男主角（其实也就是作者）内心仿佛岩浆或大河一样驰突咆哮的热血，那种质朴深沉的力量。理解它的关键及其动人力量的来源，都在于这种感情本身，而不是小说的任何具体情节。

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都很简单：一个在新疆阿勒泰插队的北京学生，不满足于汉语音韵学的学业，立志以人文地理为自己的终生职志；为此他横越内陆腹地，在北疆的额尔齐斯河、陕北的无定河、黄河、青海的湟水等地周游。

在陕北黄河边他遇到了一个北京来的摄影女记者，两人虽有淡淡的好感，但在回北京后，就渐渐因为对理想的不同追求而分离。他则坚守着自己对“北方的河”追寻，对他来说，地理远不止是一门理解大地构造的科学，而是对半个中国（“神秘的辽阔北方”）的一种精神皈依。他追寻这些北方的河的历程，就是为自己寻找血脉、寻找精神父亲的历程，贯注着一种令人颤栗的凶猛情绪。

在《北方的河》中，“他”第一次见到黄河时猛地震颤了一下，其感受之强烈犹如一次宗教体验，以至于“他”脱口而出：“我觉得——这黄河象是我的父亲！”

虽然“他”是在寻求自己的父亲和血脉，但同时小说又暗示他实际上是在寻找自己的本质；因此“他”具有一种弑父和恋父结合的矛盾倾向：一方面他以“父亲”作为对黄河的高度赞美，另一方面“他”从小没有父亲，以至于多年来的愿望就是长成为一个男子汉，然后找到抛弃他们母子的这个“狗杂种”，“狠狠地揍他那张脸”。

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不同，在《北方的河》之中文革和知青身份只是一个淡淡的时代背景。许子东曾分析50篇文革小说，归纳出四种叙事模式：契合大众趣味和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体现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将文革视为一个无法解释的荒诞事件的先锋派叙述、以及“红卫兵-知青”视角的历史记忆。张承志包括《金牧场》在内的不少作品都可归入最后一类。

用许子东的话说，“红卫兵”和“知青”是一代人的两种身份，是一种思潮的两个阶段，是一种精神的两种形式，但在张承志笔下经常同时贯穿这两端。《北方的河》中“他”同样集红卫兵和知青身份于一身，但对“他”来说，这两者都以青春记忆和对理想的追求统一于一个人身上。对“他”来说，文革结束并不标志着一次精神的断裂，相反，那种无尽的追寻仍然在连续地存在着。

对不少读者来说，《北方的河》最能打动和吸引他们的是其中那种饱含深情的执着。它几乎不像是一部小说（伟大的小说经常看起来不像小说），倒像是用无数充满张力的主观抒情短句凝结成的长诗，密实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它初次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力量——用王安忆的话说，“张承志的语言像在刀锋上走”。

西海固

这种浓烈的感情，首先是对大地的感情。他赞美这半个中国“这片苍莽的世界风清气爽，气候酷烈，坚硬的大路笔直通向远方”，“单是在这样的大自然和人群里，就使他觉得心旷神怡”。他要寻求“一个神秘的幽灵，北方全部的魅力都因它而生”。

实际上这个“北方”也就是中国的灵魂，他所要窥见的“北方的秘密”，也就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那一核心。末尾叙述黑龙江开冻的那种雄浑、辽阔的景象，在无限的空间感和历史感之下，使人感到一种蜕变重生的美好、不安和古怪心情：“他被彻底地慑服了，震惊了，吞没了。”那是一种与更高的精神融合为一的体验。因此文末的这种成人、蜕变、诞生、新的一天的降临，都是对这一过程的隐喻。

这一隐喻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在小说一开头，张承志就已开门见山地提到：对中国这样空间和时间跨度都极大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

他笔下写到的诸多北方河流的性格，也就是对隐藏在无数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重生力量的描述，以及对它的肯定和信心。黄河、湟水对他而言是父亲和血脉，仍是可以汲取力量的源泉，这与四年后《河殇》中将黄河视为中国落后根源的那种弑父心理（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完全不同。二十多年后，我们应该承认，张承志是对的。

2

一个人的心灵史

文革后一度激起反响的大批“伤痕文学”，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也很难再激发年轻读者的共鸣，因为它要求读者必须要有相同的情感记忆和体验。那不是艺术的成功，对没有相关情结的人，很难理解它在那个年代为什么能这么红。一句话，其成败都在于缺乏一种超越性。

《北方的河》则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小说中表达的那种渴望、追寻、重生，即使现在读，也依然保持着对心灵的冲击力，并不因为时间流逝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而遭磨灭。事实上，小说集《北方的河》在最近十年里至少出了四个版本，重印版次更多，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如果以1981年《黑骏马》的发表为起点，此后的十年可说是张承志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一年他在新疆做研究生毕业实习，走伊犁阿勒泰一线深入天山，他事后形容那次旅程犹如“一次美丽的梦游”，坚定了他当一名作家的决心；他原先钻研的考古专业已不能满足他对情感表达的欲望。那段记忆无疑也构成了《北方的河》中男主角对阿勒泰和额尔齐斯河回忆的素材。

张承志成名较晚，《北方的河》发表时已36岁，但他的起点却相当之高，立刻证明他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存在。此后他陆续发表《黄泥小屋》（1985）、《金牧场》（1987）、《荒芜英雄路》，基本上延续这一阶段的基调：以内蒙和新疆的生活体验为核心，复兴干旱内陆的话语。

以1989年为界，张承志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年夏天，他辞去公职，依靠稿酬为生至今。同一年他发表《西省暗杀考》，次年《心灵史》问世，又过一年则是《离别西海固》。

三年之内，他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很大变化。虽然他的视野仍未离开干旱的内陆中国，但却越来越集中于一种个人救赎式的精神追寻，一种被他浪漫化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而宁夏西海固和哲合忍耶派的历史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笔下，这是前一阶段未曾有过的现象。

在张承志的创作史上，《北方的河》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系列元素后来也出现在他其他的小说中。诸如男子汉形象、在大地上游荡追寻的人物、博学的长者、甚至他本人最喜欢的日本歌手冈林信康。

小说中男主角“他”无疑正是张承志本人的写照，这一形象也是张承志此后小说中一系列主角的原型：既谦逊又粗野凶狠、既饱含深情又毅然决然、不可遏制的热情、强烈的精神皈依渴望、对女性的不了解（女性也不能理解他）。

张承志作品中唯一绝对亲近和推崇的女性形象是母亲，其余女性的价值都视她们是否能为男性英雄的知己而定。“他”总是孤独地在路上，处在一种不断作战和不断追寻的精神状态，渴望着寻找父亲、英雄、引路人或导师。

在创作手法上，《北方的河》中那种主观抒情、时空交错、跳跃发展的方式也为后来的长篇小说《金牧场》所继承；并且与《黑骏马》等不少前期作品一样，主角都是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三人称的“他”。

不过张承志本人认为《金牧场》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对《北方的河》也谈论不多，1991年回顾自己十年来的创作，他曾说：“我本人若没有写过《西省暗杀考》和《北望长城外》两个篇什，我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其中并未提及《北方的河》。

不过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判断常常与读者和社会反响有所不同。多年来张承志一直激烈而直率地抨击文坛和社会上的肤浅庸俗，以及知识界严重的“媚西”倾向，《心灵史》代表着他与社会主流价值的进一步疏离。

这一点在《北方的河》发表的时候尚未显露出来，也因此，《心灵史》激发的社会反响主要是争议和不理解，而《北方的河》带给人的却是激动、高亢和惊喜。在这两次中，张承志都以后来成为他标志的倔强姿态宣告：你可以不赞成他，但就是无法忽视他。历史将证实：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不可能遗漏他和《北方的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