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孙若圣：史铁生在日本的译介与读者评价 —

本文来源：《小说评论》2022 年第 6 期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一、

爱与敬——

日本学者对待铁生文学时展现的共性

自1987年史铁生作品首度日译以来，日本共公开出版译文43篇，内含单行本3册，分别是1987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3史铁生卷》，收录《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午餐半小时》等4篇作品。1994年出版的《遥远的大地》，收录《插队的故事》《车神》。2013年出版的《记忆与印象》，收录21篇作品，其余译文散见《季刊中国现代小说》^①（以下简称《季刊》），《中国语》《中国现代文学》等日本的中国文学相关著名刊物。《季刊》是日本唯一一本专门译介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杂志，对新时期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译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是史铁生作品日译的重要阵地，共刊载其译作16篇，数量居所有作家之首^②。当然史铁生在《季刊》之外也获得了相当的认可。时任庆应大学教授关根谦一言质之，“从绝对数量来看，史铁生是被译介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③。

更为重要的是，史铁生作品的日译者多达13人，在新时期文学乃至当代文学中都是拥有译者数目最多的作家。此外还有更多的日本学者虽未参与译介，但对史铁生的文学进行了研究与批评，且他在日本译文数量和译者数量的“两个第一”至今尚未被超越。而支撑“两个第一”的，则是多数日本学者译者对史铁生表达出的超越作为客观研究/译介对象的爱与敬之情，试举以下三例说明。

首先是《季刊》中《我与地坛》的译介经过。《季刊》第二期第一号（1996年9月）分别刊载了史铁生的两篇小说《我与地坛》（译者千野拓政）与《秋天的怀念》（译者久米井敦子）。《季刊》同一册中刊登同作家的多篇文章仅此一例，考虑到这是第二期首卷，则更加意义重大。其中《我与地坛》的译者千野表达了对自己有无翻译《我与地坛》能力的惶恐：

虽然喜欢这部作品，但我非常担忧自己无法充分传达出史铁生语言中丰富的意象。在探讨译文的时候也受到了同人们强烈的批评，并多次修改了译稿。如果尚有不周之处，全因译者能力不足。请诸位原谅。^④

而更令人诧异的是《季刊》同人们的态度。照千野所录，他的译稿“受到了同人们强烈的批评，并多次进行了修改”。如果此处没有曲笔的话，那“译者能力不足”就并非是千野的自谦，而是同人们的共同感受。如此看来“充分传达出语言中丰富的意象”不仅是千野自身设定的基准，也是《季刊》同人们对译文的共同要求，而且千野的初稿还被同人认定为未达到这个要求。就最后刊出的《我与地坛》译文而言，其在语言形式和词语的意象上非常贴近原文，虽不知最终是否达到了同人们的期许，但无疑《我与地坛》的日译版凝结了千野及其他同人的心血，史铁生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及多彩的修辞和意象亦被切实传递给了日本读者。由此来看史铁生及《我与地坛》不仅为千野所独爱，也在相当一部分《季刊》同人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而引发了同人们对其日译精益求精的苛求。

第二例是《插队的故事》及《车神》的译者山口守。山口是日本战后第三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扛鼎人物，于70年代末在复旦大学留学时曾接受贾植芳指导^⑤。山口早期专注于巴金研究，后逐渐关注华语系文学（Sinophone），译著颇丰。山口守与史铁生深交多年，但基本不对史铁生进行研究，山口自陈原因如下：

我和史铁生的交往是非常个人的，虽然中间是有文学这个共同的话题，但基本上我们是个人的来往……我不好写论文，一写文章就会有感情出来，写不下去。所以我喜欢他的作品，也会翻译他的作品，但是我不会写学术性论文……但是对别的（中国作家），我尽量保持一种研究上的距离，所以可以翻译也可以写论文。^⑥

观其访谈，其中尚有与铁生及夫人陈希米相交往事数段，时间跨度20余年，读来情真意切。显然，在山口守心中，史铁生的地位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译者与原作者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框架，与铁生夫妇间的友谊使得山口放弃了在文学上对史铁生的进一步研究。第三例为史铁生故去后日本学界的反应。

史铁生去世3个月后，日本《经济学人》杂志^⑦发布专文，题为《沉稳地诉说着人世间真实的史铁生故去》，作者是辻康吾。辻康吾于1970-1980年代间任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分局长，在此期间译介了戴厚英、张洁等作家的作品，对新时期中国的政治情势及文学状况俱有非常深入的理解。他的话反映了日本学者的一种共同的心境：

我预感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在经常与政局交互的中国文化界中，史铁生未被吹捧亦未被裹挟，海内外诸多读者敬爱着他。他过世时中国国内数万公共媒体与自媒体进行了发声，我在此时才深深感念史铁生的伟大之处。^⑧

以上事例足以表明，多数日本学者对史铁生的共通情感早已超越了将其作为研究客体的冷静视野，而升华为一种对挚友或伟人的爱慕与敬重之情，由此史铁生在日本拥有十数位译者，数十种译作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

越界——史铁生文学的底色

如洪子诚所言，史铁生等作家在评论和文学史叙述中常有多种“归属”，如知青、寻根或高举理想旗帜的作家等^⑨。无疑这种述评证明了史铁生作品的多样性。从最早期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等“合为时而著”到逐渐找到符合自己生命节拍的创作道路，“史铁生文学”这一称谓实际上指称着一个多元化作品群的集合。山口守尝试将史铁生的创作归为四类，第一类是新时期初期的一系列社会题材小说，如《爱情的命运》；第二类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或回忆外化的作品，如《我与地坛》（其大成是后来的《记忆与印象》）；第三类是描写残障人士生活的作品，如《足球》；第四类是取消叙事，取而代之由哲学思辨构成的作品，如《务虚笔记》^⑩。这种划分从内容上而言有其合理性，但一方面切割过于生硬（如《午餐半小时》究竟是第二类还是第三类？），另一方面又远远无法展现其多样性的内涵（如《命若琴弦》应当如何定性？），这正体现了评论家们在面对铁生文学复杂性时的艰难。但事实上，史铁生的作品底部存在着共同的认识观和方法论思考。如李德南所言，史铁生写作的时候“对某些问题的认识都是稳固的，甚至对不同问题的认识会相互贯通，相互勾连，形成一个思想整体”⑪，也就是说史铁生的作品群实际构成了一个无需（抑或无法）分类的整体。

那么，这种稳固的、贯穿思想整体的底色是什么呢？史铁生的思考是循序渐进的，从创作生涯早期对真实回忆与体验的书写，中期围绕着生与死、健康与残疾展开的思考，到后期将回忆抽象化的记忆与印象，晚期谈论心魂的旅程与肉身的偶然，他不断在作品中进行着与自身的无限对话。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对话之所以得以成立，正是因为史铁生不断进行着“越界”。史铁生的创作谈开宗明义般定题为《「書くこと」と越境》，中文可直译为《“写作”与越境》，稿件中文版次年（2007年）发表于《天涯》，采用的标题是《写作与越界》。事实上日语中的“越境”存在多种中文译法，如相对平和的跨界、越境等。但是于词义相当敏感的史铁生选择了“越界”。无疑，铁生充分考虑到了“越界”所蕴含的冲破既有禁锢的冲动和危险性，他在文中开宗明义般为文学的越界做出了定义：“文学即越界，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轨之思，或越界的原欲；倘于既定的界内大家都活得顺畅、满足，文学就根本不会发生。”⑫

史铁生越界的实践方式是多方面的，他做过街道工人，也自学过英语，在不断地摸索中，创作最终成为他的越界之道。在作品中，史铁生展现的越界是从题材到内容全方位观照的方法论。在早期依据回忆和亲身经历写作的《插队的故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作品在文坛开拓一片天地后，史铁生没有囿于知青文学的既有范式，而是将大量的抽象化经验与实际经历、听说的传闻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后产生的作品跨越了现代文学观念中既存的文体观念，似小说，似散文，似童话，有时甚至接近冥想。

文体的越界同样也引发了日本学者的文体困惑。如《我与地坛》的译者千野拓政就认为，比起小说，《我与地坛》更像是随笔，似乎不甚符合《季刊中国现代小说》的刊载标准。但由于他自身十分喜欢这部作品，因此决定不拘泥于文体的教条，将《我》列为《季刊》第二季的开篇之作⑬。而《秋天的怀念》的译者久米井敦子则称《秋》为“散文风格的小说”⑭。“写作的过程就是使朦胧的东西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过程。但是，绝对清晰起来是不可能的。你笔下的东西跟这个朦胧的感觉的距离，是一个绝对的距离。”⑮因此史铁生作品中对清平湾，对母亲，对少时阡陌的叙事绝非完全客观真实之物，而是在与真实的绝对距离之外，经过个人性的审美与哲思的加工后，产生的边界模糊的叙事表达，是一种真正属于其个人的叙事。

三、

文体越界、个人情感与日本学者

读者的审美共性

日本学者认为铁生的个体叙事蕴含了文学创作的某种越界方式，对此铁生也欣然回应。日本学者最早因为知青小说关注史铁生，如1985年高岛俊男在《季刊中国》创刊号上将阿城、史铁生、曹冠龙并称为知青一代的代表作家。但随着他在80年代文坛展露出的叙事突破，越来越多的学者由题材转而关注史铁生的写作技巧和叙事方式。1987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史铁生》卷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外收录了《命若琴弦》《足球》《奶奶的星星》等作，相当于在保留知青文学的基础上接纳了史铁生的几乎所有创新。桧山久雄在译后记里写道：

对于史铁生而言，仅不足三年的农村生活仿佛构成了他的精神原乡……但这绝不意味着肯定文革自身。作者通过淡淡描绘亲祖母的宿命般的经历，探讨了隐藏在革命底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种自我克制的笔触读来反而更能感人深受……《命若琴弦》与《足球》的动机都源自成为作者宿命般的残疾，两者都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午餐半小时》篇幅虽短，但巧妙地描述了市井平民的哀欢，可以说和《足球》属于同一系列。^⑯

桧山将以上四篇风格与题材都截然不同的作品串联起来，归纳出其中的共同点是基于个体经验的叙事，而且这种叙事的风格是“克制的”“巧妙的”，显然，这里的个体经验不仅指向史铁生本人的真实经历，更包含了他的经验世界。这篇译后记最早尝试将史铁生的各种题材与风格的文本用统一的线索进行解读，开拓了日本学界对铁生文学中蕴含的个人叙事进行研究的滥觞，之后日本学者们对史铁生的解读和述评几乎都围绕着个体叙事这一维度展开。

史铁生的部分文字如《奶奶的星星》等中固然蕴含着时代的隐痛，但其个体叙事极少或只在文本的深层次上与宏大叙事产生关联，史铁生念兹在兹的是将丰富的情感映照在描写对象上，使他们实现了越界，既处于时代中，又超然于时代外，成为永恒时间中人类普遍情感的一种载体。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所为，可能源自他们真实的经历，也可能是史铁生通过想象对他们的赋格。质而言之，史铁生想要“求真”的并非笔下人物的人生，而是他们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时非常明晰，如母亲对孩子的爱，孩子对母亲的思念。有时掺杂着混沌乃至“我外之我”。由此，史铁生的个人叙事的特质在于其既观照个人又同时观照人类，在叙事中体现的是“个人的印象”，同时也是“全体人类的普遍情感”。这和当时较普遍的，表达“一群人”（如“归来者”或“知青”）生活史实的个体叙事截然不同^⑰。无疑，完善这种叙事的过程也是史铁生从“知青一代的代表作家”向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史铁生”进化的过程。这种叙事既基于个人又基于人类普遍的情感意识，并非对宏大叙事的对抗或勾连，而是照拂到了历史无法言说的角落，与日本文学中重视个人情感体验的传统产生了互文关联。史铁生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细致刻画情感的叙事方式吸引了已熟识80年代文坛中各种个人叙事的日本学者的关注。多数日本学者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肯定了铁生个人叙事的价值，进而对史铁生产生了敬爱之情。

在史铁生作品的译后记或文论中，其他日本学者的表达可印证栗山的判断。如山口守认为史铁生不热衷于共同体的宏大叙事，而是只依凭于个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创作。这种创作从共同体的框架中越界，拓展了文学的可能性^⑱。久米则通过追溯史铁生的创作历程，发现铁生文学的中心主题在于如何定义和面对“人间的苦难”，而他描绘的世界由基于自身体验的外部世界（某种程度的史实）开始内面化，最终抵达“孤独存在的人的集合体，也就是包含人间万象的宇宙”^⑲。在内面世界中，史实都已被抽象化了，所有的叙事都指向情感。

更加启人深思的是，在日本学者热情的译介与研究氛围中，史铁生的作品成为了新时期文学中为数不多在日本进入了公共阅读领域的作品。山口大学史学教授池田勇太则从元史学的角度，通过《记忆与印象》探讨了史实与心境的关联、史学与文学的区别^⑳。池田认可史铁生之处，正在于史铁生的个人叙事指向的并非全部的史实，而是从每个人的“心境”出发的，在史实与情感间的越界之物。这种叙事无法被收编于任何史书，而这也正是文学得以存续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说，池田并非在中国叙事的范畴，而是在文学普遍意义的层面上肯定了史铁生的创作。

四、

结语

在目前为止的新时期文学外译的研究中，我国学者们已经察觉到外国学者较多关注反映中国政治局势或敏感话题的文学作品，或倾向于通过外部研究的路径来解读中国文学。一方面而言这确实反映了海外汉学界的部分现状，近40年前王蒙著名的把新时期文学当做“文学作品还是社会学材料”之问目下仍具有现实意义。但史铁生在日本的译介及读者接受情况则打开了另一种思路。史铁生从未在文学之外的层面上成为社会的焦点，但是史铁生文学中蕴含的深厚的情感及越界的可能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也赢得了日本学者和读者的爱与敬。史铁生的作品无论抽象具象、现实虚幻，其发生的舞台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他的个人叙事早已超越了现实中中国社会（即山口守所言：族群共同体）的框架，碰触到了人类永恒的情感与困惑。从史铁生文学在日本旅行的路径来看，他的某些作品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史铁生本人在日本也收获了比一些一时间成为聚光灯焦点的作家更为丰厚的评价。

史铁生无疑是中国文坛的一个特例，但从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史铁生其人其文在日本获得敬重存在着方法论层面的必然。通过考察史铁生的日本的译介与接受可以发现，比起刺激的社会问题意识写作，大部分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还是渴望看到具有同时代性的中国文学。他们评价中国文学的最终标尺是是否触及了人类普遍或永恒的命题，文体及写作技巧是否具有创新性，文本内容是否与其他语种的文学间产生了借鉴或共鸣等。如果新时期的作家们在以上层面有所突破，那么想必会有外国学者愿意充当作家走向海外的“引路人”，而译介到国外的文本亦有机会进入当地民众的阅读世界。

注释

①有关《季刊中国现代小说》可参见孙若圣：《〈季刊中国现代小说〉的创刊与竹内好的思想遗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

②[日]饭塚容：《『季刊中国現代小説』の歩みを振り返って》，《東方》2005年第10期，第1页。

③[日]关根谦：《自然と文学》，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第304页。

④⑬⑭《季刊中國現代小説》1996年第Ⅱ卷第1号。

⑤⑥[日]山口守、孙若圣：《山口守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アジア評論》2020年第1期，第7页。

⑦日语名称为《エコノミスト》，为日本每日新闻社发行的经济类周刊杂志，创刊于1923年，与英国杂志TheEconomist（中文译名：经济学人）无任何关联。

⑧[日]辻康吾：《穏やかに人間の真実告げた史鉄生死去》，《エコノミスト》第89卷第12期，第66页。

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

⑩[日]山口守：《訳者あとがき》，《遥かなる大地》，宝岛社1994年版，第215-216页。

⑪李德南：《“我”与“世界”的现象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⑫史铁生：《写作与越界》，《今日教育》21期。

⑮《史铁生作品全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0页。

⑯[日]桧山久雄：《解説》，《現代中国文学選集史鉄生》，徳間書店，第248页。

⑰有关表达“一群人”的个体叙事，即“我是我们”这一新时期重要的叙事规范，可参照杨庆祥：《“重写”的限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程光炜主编：《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程光炜主编：《重返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⑱[日]山口守：《夜の対話からマイナー文学まで》，《規範からの離脱》，山川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⑲[日]久米井敦子：《苦しみとの共存》，《野草》1997年第59号，第80页。

⑳[日]池田勇太：《歴史は何を語り得ないのか―史鉄生『記憶と印象』の感想―》，山口大学人文学部：
https://www.hmt.yamaguchi-u.ac.jp/2014/03/03/8744.html，2021年8月2日。

作者简介

孙若圣，博士，现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