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据法国媒体报道，欧洲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于昨日去世，享年94岁。昆德拉是在世界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作家，在中国也同样享有盛誉，影响了一代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天涯》原社长韩少功曾将这部作品翻译为中文，《天涯》1996年改版后的首期，也曾节选米兰·昆德拉最新的散文集《被背叛的遗嘱》。今日推送当年的节选（首条）和韩少功译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自跋《米兰·昆德拉之轻》（二条），以为纪念。
「《被背叛的遗嘱》《天涯》1996.1」
被背叛的遗嘱
米兰・昆德拉
编者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以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风行中国。《被背叛的遗嘱》是他一部文化随笔体新作，1993年在法国出版。其中文（繁体）版由孟湄翻译，牛津大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现征得该社的授权同意，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独家发表该书的部分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关于小说
如果过去有人问我，我的读者与我之间的误解中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我不会犹豫：幽默。那时我在法国时间还不长，面对一切,不知厌倦。一位医学大教授希望见我，因为他喜欢《为了告别的华尔兹》，我感到备受赞扬。照他说来，我的小说具有预言性：因为有了斯克雷塔教授这个人物，他在一个水城，医治一些显然不育的妇女，用一个针管给她们秘密注射他自己的精液,靠了这个人物，我触及了未来的重大问题。医生请我去一个关于人工授精的学术讨论会。他从口袋里掏岀一张纸，给我念他的发言草稿。赠送精液应该是匿名的、免费的，而且（这时他的目光对着我的目光）应当被三重的爱情所驱使:为一个不为人知的愿意实现自己使命的卵子；捐赠者为了他的个人特点将通过捐赠获得延续；还有第三，为了一对痛苦的欲望未得满足的夫妇。然后，他再一次用眼睛直视我。尽管他对我很尊重，但他还是允许了他自己对我进行批评：我没有能够成功地以足够强大的方式表现捐赠精液的美。我捍卫自己：小说是引人发笑的！我的医生是个异想天开的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这么认真！那么，您的那些小说，他不服气地说，不该把它们看得认真吗？我糊涂了，突然明白过来：没有比让人理解幽默更难的了。
在《第四卷》中，有一场海上风暴。所有人都在甲板上努力抢救船。只有巴努什，吓得瘫了，只管哼哼：他的美妙的哀号通篇都是。一旦风暴平静了下来，他的勇气又重新回来.责怪众人懒惰好闲。有趣的是：这个胆小鬼，懒汉，骗子，哗众取宠的人，不仅不引起任何愤怒，恰是他吹嘘的时候我们最喜欢他。正是在这里，在这些段落中，拉伯雷的书成为彻头彻尾的小说：即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
将道德判断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这种道德与人类无法根除的行为相对立，这种行为便是：迫不及待地、不断地，对所有人进行判浙，先行判浙并不求理解。这种随时准备进行判断的热忱态度.从小说的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恨的傻，最害人的恶。小说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道德判断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逐出小说之外。到那边，如果您乐意，那就请控诉巴努什的怯懦，控诉艾玛·包法利，控诉拉斯第涅克，这是您的事情；小说家对此毫无办法。
创造想象的田园，将道德判断在其间中止,乃是有巨大意义的功绩：只是在这里，想象的人物才能充分发展，也就是说不是根据预先存在的真理而设计的人，不是作为善与恶的范例，或作为互相对抗的客观规律的代表，而是作为自主的、建立在自己的道德之上的人。西方社会习惯于把自己作为人权的代表；但是，在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权利以前，他已经把自己构成一个个人，视自己为个人并被视为个人；如果没有欧洲艺术，特别是小说的艺术的长期实践,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小说的艺术教读者对他人好奇，教他试图理解与他自己的真理所不同的真理。就这一点来说，乔朗把欧洲社会命为“小说的社会”，把欧洲人说成“小说的儿子”，自有其道理。
关于过度的文化
为了明确地限定我所说的小说，我称之为欧洲小说。我不想在这里指：在欧洲由欧洲人创造的小说；而是指：属于开始于欧洲现代黎明的历史的小说。当然，也有别的小说：申国、日本小说，古希腊小说，但是这些小说与拉伯雷和塞万提斯一直诞生的历史事业没有任何持续演进的联系。
我说欧洲小说不仅是为了将之与（比如说〉中国小说相区别，也是为了说明它的历史是跨民族的；法国小说、英国小说或匈牙利小说都不能独树一帜创造它们自己独自的历史，但是它们都共同参与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超越民族，历史创造了唯一的环境，使小说的演进方向和每一作品的价值得以显现。
在小说的不同阶段，各民族相继倡导，有如在接力赛跑中：先是意大利，有它的薄伽丘，伟大的先驱者，然后，拉伯雷的法国；再后，塞万提斯和癞子无赖小说的西班牙；十八世纪的英国伟大小说和世纪末德国哥德的介入；十九世纪完全属于法国，以及后三分之一时间，俄罗斯小说进入，还有继它之后迅速出现的斯堪的纳维亚小说。之后，二十世纪和它的与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和贡布罗维茨一起的中欧的冒险。
如果欧洲那时只有一个唯一的民族，我不相信它的小说的历史可以以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多样化持续在四个世纪中，正是永远新生的历史状况（带着新生的关于存在的内容），此时出现在法国，彼时在俄罗斯，然后到了别处，又到了别处，它们将小说的艺术一再推进，给它带来新的灵感，为它揭示美学的新的解决办法。小说的历史仿佛在它的道路上一个接一个唤醒了欧洲的不同的部分，使它们在自己的特点中被确认，同时把它们并入欧洲共同的意识之中。
只是到了我们的世纪，欧洲小说历史的伟大创举才第一次诞生在欧洲之外：先是在北美，在二十、三十年代，然后，随着六十年代，到了拉丁美洲继巴特利克·沙穆瓦索，安弟斯群岛的小说家的艺术给了我快乐之后，接着是鲁什迪，总的说来，我更喜欢谈“纬度三五线以下的小说”，或“南方的小说”：一个新的伟大的小说文化，其特点是非凡的现实性与跨越所有真实性规则的无羁想象相联系。
这种想象使我喜岀望外，而我却并不完全明白它来自何处？卡夫卡？肯定的。对于我们的世纪来说，是他使小说的艺术中的非真实性合法化。然而，卡夫卡式的想象与鲁什迪或马尔克斯的想象却有所不同；后一种丰富无比的想象仿佛植根于非常特殊的南方的文化中；例如它长在它的永远生动的口头文学中（沙穆瓦索自称是克里奥尔说书人）或在拉丁美洲，如伏昂岱斯喜欢提醒我们的，在他的巴洛克（艺术）中，它要比欧洲的巴洛克更奔放，更“疯狂”。
这一想象的另一把钥匙：小说的热带化。我所想到的是鲁什迪的异想天开；德利什塔飞在伦敦上空，想把这个敌对的城市热带化；他综述热带化的好处：“全国建立午睡制度,树上有新的种类的鸟（大鹦鹉、孔雀、白鹦），鸟的下面是新的种类的树（椰子树、罗望子树、印度榕树、胡子树）（……）宗教的狂热，政治动乱（……）朋友们这一群去那一群那里，不需事先打招呼，养老院关门，大家庭的重要性，食物更有辣味（……）不利之处：霍乱、伤寒、肺炎，蝉螂，灰尘、噪音，过度的文化”。
（“过度的文化”：一个极好的说法。小说在其现代主义最后阶段的倾向：在欧洲，日常性被推至极端，在平淡的背景下对平淡做精致的分析；欧洲之外：最为异常的巧合重重积累，色彩又加色彩。危险：在欧洲，平淡的烦恼；欧洲之外，单调不变的生动别致。）
纬度三五线以下所创造的所有小说尽管与欧洲的品味略为相异，其形式，其精神，却与后者的初源令人惊异地接近；拉伯雷的古老汁液仅仅在这些非欧洲小说家的作品中才这般快活地流动，而不在任何别的地方。
关于摇滚乐
被（流行地和广泛地）称为摇滚的音乐淹没了二十年以来的音响环境：在二十世纪恶心地呕吐它的历史之际，摇滚夺取了世界。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这个巧合是不是偶然?或者在这个对世纪的最后审判与摇滚的兴奋相遇合之中藏有某种意义？在癫狂的嚎叫中.世纪想忘却它自己么？忘却它的那些沉没在恐怖中的乌托邦幻想？忘却它的艺术？这一艺术以它的巧妙，以它徒劳的复杂性，刺激了人民，冒犯了民主。
摇滚是个泛泛之词；所以我更喜欢描写我所想到的这一音乐：人声压过了乐器，尖声压过低声；力度没有对比，持续在不变的:FORTISSIMO（最强）中，把歌唱变成喊叫；和在爵士音乐中一样，节奏使一个音节里的第二拍加剧，但其方式更刻板、更吵闹；它的和声与旋律极为简单，因此而突岀音质的色彩，即这一音乐中唯一有创造性的组成部分；前半世纪的老一套里有一些使可怜的人们泪流而下的旋律并激起马勒和斯特拉文斯；基用音乐去嘲讽；而这个所谓摇滚的音乐却免除了情感性的毛病；它不是情感的，它是狂热的，它是兴奋的一刻的持续；既然兴奋是从时间中夺来的一刻，一个没有记忆的短暂一刻，被忘却所包围的一刻，旋律的主题没有空间来展开自己，它只是重复，没有进展，没有结论（摇滚是唯一的“轻”音乐，其中旋律不占主导地位；人们不去哼唱摇滚的旋律）。
奇怪的事:借助于音响再制作的技术，这个兴奋的音乐不断地，在兴奋的境况之外到处响着。兴奋的声学形象成了使人厌烦的日常装饰。它不请我们去任何狂欢的节日，不请我们去任何神秘的经验，那么它想向我们说什么，这个通俗化的兴奋？让人们接受它、习惯它、尊重它所占据的特权位置。遵守它所规定的道德。
兴奋的道德与审判的道德相反；在它的保卫之下大家都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每个人都已经可以吮自己的大拇指，从他早期的童年一直到中学毕业会考；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准备要放弃的自由；请看看地铁里您周围的人们：坐着的，站着的，每个人都有个手指放在脸上的一个孔里，在耳朵、嘴、鼻子里，没有人感到被别人看见，每人都在想着写一本书去说岀他的不可摹仿的独一无二的掏鼻孔的自我；任何人不去倾听任何人，大家都在写作，每个人都像跳摇滚一样写作:单独，为自己，集中在自己，其实却和所有别的人一样重复相同的动作。在这种形式统一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境况中，负罪的感觉不再和过去一样起同样的作用：法庭始终在工作，但是它们仅仅为过去所入迷；它们只瞄准着世纪的心脏：他们只瞄准着上年纪或死去的几代。卡夫卡的人物们由于父亲的权威而产生犯罪感；《审判》的主人公溺死在河里正是因为父亲不再宠他；时间进化了：在摇滚的世界里，人们曾给父亲这样一种犯罪感的重量，以至于长时间以来，他允许一切。没有犯罪感的在跳舞。
最近，两个少年杀死了一位神父；我听着电视里的评论；另一位神父在讲话，声音颤抖充满理解:“应当给为他的神职而牺牲的神父祷告：他专门负责青年。但是也应该为两个不幸的少年祷告；他们也是牺牲者：牺牲于他们的冲动。”
随着思想的自由，词语、态度、笑话、思索和危险思想的自由，理智上的挑衅日益缩减，在普遍趋炎附势的法庭的警惕监视下，行动的自由日益扩大。人们宣扬严厉以对抗思想的恶习；宣扬原谅以对待激动兴奋时所犯下的罪行。
关于隐私
我看着一扇对面的窗户。傍晚时分，灯亮了。一个男人走进房间。低头在房里踱步；不时把手伸进头发里。突然，他发觉房间亮着灯，别人可以看见他。他用突然的动作，拉上窗帘。然而他并不是正在做伪钞票；他所要隐藏的除去他自己没有任何别的什么，他在房里走路的姿式,他的不修边幅的衣着，他的捋头发的姿式。他的舒适取决于他不被人看见的自由。
害羞是现代时代的一个关键定义。这个个人主义时代今天正以不被人察觉的方式远离我们；害羞，为保卫私生活的皮表反射；为了在一个窗户上有一幅窗帘；为了强调写给A的信不让B看到。向成年过渡的一种基本境况，与家长的第一次冲突，是要求有一个抽屉保存自己的信和笔记本，要求有一个带钥匙的抽屉，通过羞怯的反抗，人们进入成年。
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玻璃房子，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的成功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与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连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像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表现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像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对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比利时作曲家布莱尔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到碰见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为习惯与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或消失。
关于友谊
冰岛几乎没有树，所有的树都在墓地里；好像没有树便没有死亡；好像没有死亡便没有树。人们不是把它们栽在墓地旁，像田园般的中欧那样，而是在中央，让过路的人必然想象那些在地下穿越尸骨的树根。我和艾尔瓦在雷克雅未克的墓地漫步，他在一座树长得还很小的墓前停下脚；不到一年前，人们埋葬了他的朋友；他高声地回忆起他：他的私生活有一个秘密，大约是性一类的。“凡秘密都引起一种被刺激的好奇，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们，我周围的人都再三要我讲给他们听。这使我和我妻子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我不能原谅她这种侵犯性的好奇，她不能原谅我的沉默，对于她这是我对她信任不够的证明。”接着，他笑了：“我什么都没有背叛，”他说，“因为我没有什么要背叛。我禁止自己去知道我的朋友的秘密，而我的确不知道。”我听着他，入了迷：从小时候起我就听人说朋友就是你和他一起分享秘密的人，而且他有权力以朋友的名义，一再要求知道这些秘密。而对于我的冰岛朋友来说，友谊却是另一回事：在朋友隐藏私生活的大门前充当守卫人；要做永远不开门的人；他不允许任何人把门打开。
关于篡改原作的时代风尚
现代已经把人，个人，我思，变为一切的基础。这个新的世界观念同时也导致新的艺术作品观念。它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的独特表现。现代的个人主义正是在艺术中实现自己，确认自己，找到它自己的表现，自己的认可，自己的光荣，自己的纪念碑。
如果一件艺术作品是一个个人和他的独一无二性的发挥，那么理所当然，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即作者，对于一切唯一来自于他的产物便拥有一切权利。在经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之后，这些权利在法国大革命中获得了法律上的最终形式，这个革命承认文学产权是“所有产权中最为神圣、最为个人的”。
我回想起我为莫拉维亚民间音乐所入迷的时代：旋律形式的美；比喻的独特性。这些歌曲怎么诞生的？集体地？不。这一艺术曾有它的创作个人，它的诗人和它的乡村作曲家。但是，一旦他们的发明被撒向世界，这些人便没有可能追随它，保卫它不被改变，歪曲和永远的被变形。那时我与那些把这个没有艺术产权的世界视为一种天堂的人们十分接近；天堂里的诗由所有人作，并为了所有人。
我作这个回忆是为了说明：现代的伟大人物，作者，只是逐渐地才出现在过去的世纪中，在人类的历史上，作者版权的时代只是转瞬即逝的，像镁光一样短暂的时刻。然而，没有作者的威望和他的权利，以往世纪欧洲艺术的伟大高潮可能是无法让人想到的，与它一起的还有欧洲的最伟大的光荣。最伟大的光荣，或许也是唯一的光荣，因为，如果有必要重新提起，欧洲不是靠了它的将军和它的国家要人，才得到人们甚至那些被它推入苦难的人们的欣赏。
在作者版权成为法律之前，需要有一种准备尊重作者的状态。这种在几个世纪中缓慢形成的精神状态，在我看来今天正在被解除。否则，人们不能用勃拉姆斯的交响乐的节拍为卫生纸的广告作伴奏，或在掌声之下岀版司汤达小说的节录版本。如果尊重版权的精神尚且存在，人们会问：“勃拉姆斯会同意吗？司汤达不会生气吗？”
我看了新起草的关于版权的法律：作家的、作曲家的、书家的、诗人的、小说家的问题在其中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文本的大部分却谈的是所谓视听工业。
毫无疑问，这个庞大的工业要求全新游戏规则。因为情境在改变：人们始终称为艺术的东西，越来越不是“一个独特的和独一无二的表现”。一部价值几百万的电影剧本作者如何能使他的道德权利（也就是说阻止别人改动他的作品的权利）产生价值？在这个创造中,有一个军团那么多的人参与.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作者，他们的道德上的权利则互相限制；而对不是作者，却肯定是影片的真正老板的制片人的意志，怎么去要求任何什么东西呢？
无需让他们的权利受限制，老式的艺术作家一下处在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版权正在失去它昔日的光晕。在新的气候之下，那些违背道德版权的人们（小说的改编者：翻垃圾的人们——他们掠夺了所谓考证性名著岀版；把千百年财富化在自己的粉红色唾液中的广告；不经许可重新发表所有它想要的东西的杂志；干预电影艺术家作品的制片人；随意对待剧本的导演，其自由致使只有疯子才能继续为戏剧写作；等等。）在冲突之际，会找到公众的宽容，而要求拥有其版权的作者却冒着风险：他可能没有公众的同情，法律上的支持可能受到影响，因为即使法律的卫护者也不会对时代精神无动于衷。
我想到斯特拉文斯基。想到他的巨大的努力，为把自己的全部作品保护在自己的演奏中，好像一个不可摧毁的标准。贝克特也有类似做法：他以越来越详细的舞台指导来伴随他的剧本并强调（与流行的容忍相反）让它们严格地被执行。他经常列席排练，以便能够让导演得到准许，而且有时候他亲自导演，他甚至把为德文的《舞会的终结》一剧的导演所作的笔记出版成书，使它们永远地固定下来。他的出版人和朋友,杰罗姆·林顿负责监督他的版权被尊重，必要时以诉讼为代价，甚至他死后也如此。
付出最大的努力给一部作品以最终的、全部完成并由作者监督的形态，这在历史上独一无二。斯特拉文斯基和贝克特也许不仅要保卫他们的作品以对付流行的歪曲作法，而且要抵制一个越来越不准备尊重一篇文章或一个乐谱的未来；他们好像要提供一个样板.最高的作者观念的最后权板，这个作者要求全部地实现他的意愿。
孟湄 译
相关链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