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胡适
01
1933年，才子沈从文和学生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时年，张兆和的妹妹也来了北京，赋闲在家，便去北大旁听。
后来，索性报考了北大。
北大入学考国文、史地、英文和数学，共四门。
前三门她都不在话下，国文还考了满分。
这三门加起来总分就远超分数线。
最后一门数学，不加也罢，因为她考了零分。
北大有明文规定，考生有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
这可急坏了一众爱才的阅卷老师。
他们率先向阅卷的数学老师施压，让他找补几分。
而这位老师，也天生一把硬骨头。
复判后，仍给了零分。
最终惊动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
胡适读完这名考生的作文，大为欢喜。
为了留住这名才女，不惜在校务会上大闹。
最终，这名考生被破格录取了。
她长于书法、绘画、昆曲、诗词，人称“四绝大师”。
也称“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她叫张充和。
02
张充和之后，又有一位台湾女考生，重走了大师的来路。
1935年，叶曼在北大国文考试中，写了一篇作文——《记生平最悲哀的一件事》。
父亲过世不久，看到题目，她悲从中来，动笔前，已是泪洒试卷。
父女感情颇深，5岁时，父亲就请来先生，教她《左传》，一直持续上中学。
读初中时，男女同校，叶曼成绩优异、活动积极，追他的男生自然就多。
情书塞满抽屉，爱慕者成群结队整天跟在她身后，这些叶曼都不放在眼里。
一个女生在学校影响之大，教导主任坐不住了，以“性欠沉实”为由，给她记了惩戒。
叶曼觉得委屈，回家对父亲说：“让我转学吧。”
“绝对不可以。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委屈的事情。但是，你没错，不管有任何打击都不能够认输，永远不要对自己没做过的事情认错，屈服于别人。”
父亲这段话，鼓舞了叶曼。
初中毕业时，她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所以，一进考场，这篇文章就把21岁的叶曼写哭了。
写得有多好，我们是看不到了。
只是胡适看过，就留下七个字，“这学生一定得取。”
叶曼数学差，学校给她安了个试读生的名，也要留在北大。
看到国家百废待兴，叶曼学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学。
世事变幻，后来叶曼在美国设立文贤学会，开始传播儒释道国学文化。
随后，还卖了洛杉矶的房子，回北京继续传播国学。
“我想把文贤书院正式成立，复兴国学。这是我唯一能够替国家做的一点事情了。”
03
民国时，这样偏科的大师，不胜枚举。
再往前推，1917年。
有位考生，数学零分，其他科也不出众，却被北大录取了。
胡适在阅卷时，当众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
此话得到了蔡元培的响应。
二人齐心协力，一番游说，最终这名才子不仅进了北大，还成了蔡元培的门生。
更为传奇的是，他还当了清华校长。
他叫罗家伦。
罗家伦铁腕治校，提出“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
55位教授，裁了37位，外籍教授也不能幸免。
一位美国教授，在清华教了十多年的英文和拉丁文，从不讲课，只会点名朗读，学生们怨声载道。
罗家伦不顾情面，将这样的“遗老”直接请出局。
清扫完后院，他又吸纳了青年才俊，周培源、朱自清、俞平伯等。
国内的人才请遍了，再到国外去。
英国剑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都留下了罗校长造访的足迹。
清华外国语文系的吴宓，曾在日记中高度评价罗家伦。
“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标识。又谓兼容并包，惟贤者是用云云。”
04
当数学考过零分的校长，遇到了数学15分的偏科才子，又会是怎样一番场景？
1929年，初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就碰到了钱钟书。
钱钟书自幼聪慧，中学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
经常帮父亲钱基博代写书信，还给别人写过墓志铭。
最厉害的是，不到20岁，就给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作过序。
钱穆本来请钱基博来写，钱基博转交给了儿子这个重大任务。
钱钟书写得游刃有余、干净利落.
钱基博读罢，竟一字未改，就给了钱穆。
可见钱钟书在读大学前，文学造诣有多高。
而考北大时，钱钟书英文满分，国文也很好，数学却只考了区区15分。
“为此事我被召进校长室谈话，蒙我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钱钟书，在清华博览群书，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
一日，曹禺怂恿吴组缃。
“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
吴组缃倒真的走到钱钟书面前，请他列三本英文黄书。
钱钟书并未多说，拿起纸张就写。
从书名到内容简介，直到把整张纸正反两面都写满了，才递给吴组缃。
吴组缃目瞪口呆，粗略一数，竟有四十来本。
从此，清华园里就有了钱钟书列黄书书单的轶事流传，惊叹之言，远高于揶揄之声。
如果不是罗家伦的“特批”，清华就要流失一位才子，而中国将失去一本撰写《围城》的大师。
哀哉，痛哉。
05
无独有偶，同属无锡钱氏一族的钱伟长，比钱钟书晚两年报考了清华。
1931年，19岁的钱伟长报考了清华历史学系，写了一篇《梦游清华园》。
450字的赋，老师根本无从下笔修改，给了满分。
面对刁钻的历史考题，旁人抓耳挠腮，他也答得镇定自若。
题目是作答《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及卷数，钱伟长答得滴水不漏。
对他来说，着实不难。
毕竟家学渊源，他十岁时就能把《三国演义》倒背如流了。
到了理科这里，就换了模样，物理、化学、数学加起来才25分。
钱伟长入学报道前，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听到消息的他气愤不已，拍案而起，“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造飞机大炮”要转到物理系，叔父钱穆肯定不同意。
钱伟长就带上叔父好友顾颉刚，轮番劝说。
“我们国家首先要站起来，站不起来受人欺，就因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向学科学，我认为应该支持。”
顾颉刚说完这番话，钱穆便不再阻拦。
到了系主任那儿，吴有训看罢成绩单后，认为成绩太差，根本不收。
钱伟长继续软磨硬泡，最后吴有训答应他试读一年。
只要物理成绩达到70分，就转为正式学生。
前有少年周恩来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后有钱伟长为造飞机大炮而学物理。
06
从此他在图书馆宵衣旰食，一年后，正式成为了物理系学生。
毕业后，钱伟长在加拿大留学期间，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
爱因斯坦看后说：“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从一无所知，到学科专家，钱伟长留下来一句“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早年丧父的钱伟长，是由叔父抚养大的。
“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钱伟长身上看似“任性”的因子，多少都有些钱穆的影子。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中学一次地理考试，总共有四道题，每题25分。
当他审题到第三道时，看到是自己感兴趣的长白山军事地情。
按捺不住胸中激情，挥笔洋洋洒洒一直写到收卷。
本以为只能得25分了，出乎意料的是，老师还给了他75分。
这位“任性”的老师正是史学大师吕师勉。
看到钱穆的答案思路清晰、辩证充分，便给予了充分的鼓励。
07
民国学术之风多自由，掀开历史的一角，我们就能见微知著。
闻一多1912年参加清华招生考试，数学18分。
朱自清1916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罗家伦1917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钱钟书1929年参加清华大学招生考试，数学15分；
吴晗1931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钱伟长1931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化学合计15分；
张允和1934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叶曼1935年参加北大招生考试，数学零分。
正因为胡适、蔡元培、罗家伦这些大师，在录取考生时，不拘泥于框架。才子佳人们才进入大学校园，才华得以施展。
这种方式放在民国，自然是好的，可行的。
当时中国整体文化水平低下，大部分民众都目不识丁。
高校只好坚守并举，多渠道挖掘人才。
如果招生太过死板，很可能连学生都招不满。
自古寒门难出贵子。
当时能够学文识字、参加高考的学生，也多半出身书香世家或者官宦名门，打小耳濡目染，人文素养，自然也不会差。
但这样灵活的招收方式，也带来了很多弊端，譬如文理科人才比例严重失调。
大师们虽说博闻强识、学富五车，却多重文轻理。
据悉，才女张充和，在北大旁听了几堂数学课。如闻天书，便很快缴械投降。
考试前，家人为她准备了圆规、三角尺等作图工具，她说：“没用。”
的确没用，因为连题目都看不懂。
千年来重文轻理的传统，使得大师们鲜少人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
钱伟长算一个，所以他弃文投理了。
要是继续学历史，他也必然能名留青史。
但他选择了更直接有力的学物理，“造飞机大炮”。
人文科学是国家软实力，理工科学帮助国家在世界挺直腰杆，二者缺一不可。
08
每年高考，又赶上高校毕业季，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就会引发一轮热议。
培养不出大师，问题到底出在哪？
大师，除了在某一领域学识丰厚，更重要的是有大写的品格，为人尊重。
2018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发表科学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了。
乍看，学界一片形势大好。
要知道学术体制内的晋升，往往和论文直接挂钩。
研究人员为了赶论文，做研究草草了事，甚至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
高校老师不以传道受业为本，接私活，以身份胁迫学生为之“干活”；
很多研究生还在打基础阶段，做点试验就想发论文等等。
制度上的弊病，催生了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且不断向下蔓延。
比如高考。
高考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分隔开了考生大学前后的人生。这本应该平常心看待。
可残酷的是，家长和学校将自己的虚荣和利益，都绑缚在了高考的分数上。
他们关注在一张试卷上答对了多少题，得了多少分，却从不关心课本之外，这些知识点构筑了怎样的一个奇妙体系。
一味夸大成绩的意义，漠视知识，这是教育的悲哀和短视。
成绩固然重要，但做学问有远比成绩和分数更重要的。
一场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唯一尺度，更不是决定人生成败的绝对标准。
民国大师们除却八斗之才、高山仰止，更重要的是对知识的尊重。
所以在选拔人才时，才会不拘一格。
以人为主，分数为辅。
当这个社会重新尊重知识了，急功近利的学术、唯分是图的高考，也就成为挥别的历史了。
而这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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