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都城遗址与历史城市保护研讨会于2017年10月11-13日召开，会务组将现场会议纪要进行整理，并分四次予以公布，以飨读者。
学术研讨第三场
北宋大名府遗址的价值与保护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诸葛净
诸葛净副教授系统介绍了北宋大名府遗址的价值和相应保护规划的编制情况。大名府遗址位于今邯郸市大名县，是北宋的北京城所在地。该城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公元306年的前燕时期，城址则一直沿用至明初，其后即为大水冲毁，明清时期的大名县城则为后来新建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北宋之后没有发生过影响到整个城市规模和格局的较大建设性事件，所以可以判断在被水淹没的时候，其城市格局可能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北宋时期的情况。
这个城市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运河城市上。在隋代开凿大运河之后，这座城址位于南北水路交通线的要冲，逐渐开始兴盛，此时的大名府叫做魏州；唐代魏州的官员把城市水系与运河直接连通，进一步完善了它作为运河节点的作用，魏州地区因此经济繁华，这也为安史之乱后河北的藩镇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宋代时，大名府所在的区域是北宋和辽对峙的前线地区，所以此城址不仅是经济上的通道节点，而且是为前线地区提供后勤保障的重要水运渠道节点，但黄河河道的南北摆动有时也会导致漕运中断；金代黄河南流，漕运依旧较为发达；元代运河河道变更，大名府城址附近仍是重要的区域性交通运输通道。所以位于水陆交通运输要道的大名府城址一直有非常重要的商业价值，是长时期商业交通的节点。
另外，这个城市的价值还体现在城市体系设置上。北宋大名府是北宋的四座京城之一，是宋代京城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名府之所以在北宋时期会升为北京，既和运河城市的商业和经济价值有关，也和唐宋之间政治、军事势力在黄河以北对峙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唐代以后，这个区域就是军事上的重要据点，很多割据国家都会把魏州作为陪都。严耕望先生指出，河北平原上有三条比较重要的南北大道，而魏州正处于中部纵贯线的最重要的位置，是几个主要交通通道的交叉点，这使得它成为北宋面对契丹的重要前线据点之一，也是北宋王朝黄河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枢纽。
因此，在了解大名府城市价值之后，可以根据文献梳理出城市建设和主要格局的变化发展过程。唐、五代时的魏州城曾有过几次扩建；后晋时期，这座城市有皇城、罗城、大城三重城；北宋把大名府升为北京之后，又花费六年时间改建和建设城市，此时的大名府城应该是在五代时罗城的基础上收缩而成，很可能只收缩东面的城墙，而另外三面没有改动；明代初年，北宋时期所建的城市被水一次冲毁，明清时期该城城墙的地面遗迹应该还较为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从明清和民国地方志上还可以看到对于这座城市遗迹的描绘和记载。城市内部的具体格局也可以从文献中获得信息。我们可以知道城门名称的变动情况、城门大概位置、重要城门的形制，还可知城墙上有楼橹、城外有护城河。此外，城市里面有23或者21座坊，主街叫十字街，十字街上有五龙桥，很多重要建筑物如辟雍、府衙、著名的寺院和园林等在文献中还有记载。结合当时考古勘探，可以大体画出宫城城廓的范围，也可进行推测性复原宫城中宫殿的布局。
大名府的历史价值较为丰富，地下遗址的保存状况可能较好，但是考古发掘能够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有限，地面遗迹也很少。因此，如何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情况进行预测，就成为大名府遗址保护和规划方案设计的突出问题。
所谓未来可能产生的情况，一方面是指以后可能出现的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是指位于城乡结合地带而与城市规划产生重叠或矛盾的现象。针对以后可能出现的保护对象，我们提出的策略是不仅仅对已知的保护对象去制定非常明确的保护区划和管理规定，而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保护对象也制订区划原则，在将来出现新的保护对象时，一旦保护对象能够确认，会根据已经形成的法律规定自动形成新的保护范围，这个保护范围也具有法律效力；针对位于城乡交界带、占地范围广阔、有可能和城市规划产生交叠的大遗址，首先需要确定遗址的范围，然后才能够确认是否对城市总体规划有影响，在此前提下再对城市空间的发展方向和用地布局提出调整的建议，这是从大遗址角度下提出的保护规划调整和介入的方式。因此，我们在大遗址保护规划与城市规划协调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开遗址的区域，另一方面也尝试着提出空间布局、用地布局和城市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思路，让大遗址这块土地成为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积极部分。此外，大遗址的土地利用方式也会直接涉及到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对其做一个比较明确的预估，大名府遗址也进行了简单的尝试。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这样的工作很重要，可以将之作为未来的规划设想进行更深入的考虑。
安徽明中都遗址的考古与保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志
王志先生介绍了安徽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的情况。其演讲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明中都城规划和营建过程
明中都于洪武二年诏建，洪武三年首先营建的有宫殿、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等，洪武四年营建坛庙，之后又建了城墙、城门、钟楼、鼓楼等一系列的建筑。洪武八年四月，朱元璋决定罢建中都，改造南京城。其后在中都城外大规模扩建皇陵，洪武十六年又在中都城内修建大龙兴寺，到洪武二十六年才陆续建成中都外城的九座城门。
明中都城为三重套城，分别是宫城、禁垣和外郭城。按照《考工记》设计，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全城，重要建筑对此分布与中轴线两侧。明中都皇城位于原先的凤阳府城（凤阳县老城）西北侧，中心区域是宫城。宫城布局与北京故宫的布局非常接近，尤其金水河的水系走向与北京故宫几乎完全一致。可以推测中都城的营建对南京明故宫和北京故宫的营建有着重要影响。
二、明中都城的破坏与保护
明中都城的破坏始于明代。洪武十六年撤大内宫材修龙兴寺。天顺三年撤皇城内中书省等500余间重建龙兴寺，崇祯八年农民军攻占凤阳，烧龙兴寺、官府、邸舍。清代时期的主要破坏一是康熙六年移凤阳县治入皇城内，二是乾隆二十年拆皇城禁垣、钟楼台基取砖建凤阳府城，三是咸丰三年太平军的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明中都仍继续遭到破坏。当代的破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52-1858年，这段时期的破坏主要为零星破坏，拆除了奉天殿遗址上的官学建筑和部分金水桥，尝试扒拆城墙但被及时制止。
第二阶段：1966-1975年，从四清分子扒拆城墙开始，形成明中都宫城的大规模破坏期。也分为前中后三段：前段（1966-1968年），四清分子率先扒拆城墙，其后部分百姓私自扒拆；中段（1969-1972年），由政府组织大规模扒拆，倒卖城砖，扒拆了宫城大部分城墙；后段（1973-1975年），城墙被明文禁止扒拆，转为扒拆城台和桥梁。
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城市建设的兴起带来了众多宫城外遗址点的破坏。在明中都城当代的破坏期间，文物保护者的抗争一直贯穿其中。1958年，省委宣传部就出面制止了扒拆城墙的行为，1961年明中都遗址被定为第二批省级文保单位。安徽省文化局的斗争和点名批评促成了1972年凤阳县对扒拆城墙行为的明令禁止。1975年，凤阳下放的王剑英先生完成《明中都城考》书稿，返京后呼吁对明中都的保护，国家文物局进行调查，明中都宫城的扒拆被遏制。1982年，凤阳县明中都城皇城被列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同志视察凤阳，建议明中都皇故城建设遗址公园，给明中都城遗址的保护带来新的机遇。在做好充分的保护规划的基础上，2013年，凤阳明中都城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遗址公园范围包括全部宫城和皇城的大部分。
为进行遗址公园建设，目前已经开展的遗址保护工作有如下几个方面：
1.土地征迁 县财政投入安置补偿经费6.7亿元，将遗址公园范围内的土地全部征收，民房已全部清除。
2.文物修缮保护项目 先后谋划了午门城台抢救性维修保护、午门须弥座石雕保护等8个文物本体修缮展示项目、西城墙遗迹标识展示及外侧区域环境整治、皇城内环境整治（一期）等2个文物环境整治项目和皇城安防设施配套项目。11个项目均已通过批准立项，8个项目设计方案已获批准。
3.考古勘探和发掘 2014年，为了配合遗址公园的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明中都城进行持续、系统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勘探了宫城和西禁垣范围，开展了奉天殿遗址、承天门遗址、皇城内道路、窑址等主动性发掘和配合文物保护修缮进行的东北角台、东南角台、东华门、西华门顶部、午门门洞内陆面的清理工作。
三、明中都城遗址的考古思路
201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明中都皇故城遗址做了专门的考古工作计划；2017年，根据已经开展了几年的考古工作，将此前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调整。
新的工作计划以遗址保护为前提，尽可能将保护、利用和科研相结合。以坚持“最小面积、最少破坏、展示优先”作为考古发掘的三个原则，考古研究的目标设定为研究“布局”、“规制”、“工艺”和“过程”四个方面。
此外，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明中都城及相关遗址，扩展了考古工作对象，将明中都遗址的构成在地理范围上划分为“一区、一圈、两带和五十余点”，实施的年限为十三年，包括测绘、调查、勘探、发掘、整理五项内容。考古工作依配合明中都城遗址公园建设、配合凤阳县城建设和主动性科研三条主线同步开展。工作思路上，新的计划注重从宏观角度将明中都城相关的各类遗址群看作一个整体，分类系统地对各类遗址开展针对性工作，城墙城门、宫殿、坛庙、卫所、路网水系、窑址等工程设施、陵墓等的考古工作都将有序推进。
中国长城：一个庞大的系统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张玉坤
张玉坤教授对中国长城这一庞大体系进行了系统和整体性研究。长城的历史相当久远，自春秋战国时期至明代，大概有二十余个诸侯国和王朝分别建过长城，其总长超过两万一千多公里，关于其起源的讨论也有楚方城、列城、城、堤这四种观点。目前针对长城的研究数量相当多，多个学科都参与其中，但是相对较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另外，传统观念对长城的“线性”、“类型”和“集合”的认识都对当时的相关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仍需要今天的学者对之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否则会影响到对长城的整体性保护。在充分考虑中国古代里坊制度和边境防御体系的基础之上，研究团队提出了整体性、系统性和层次性对长城研究的思路，以社会结构和军事防御体系作为研究方法的核心，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并进行现场调研、建立数据库，从而达到其学术目的。
如果将汉代与明代的长城体系进行比较，可以对长城有更深刻的认识。汉代的长城沿用了部分秦长城的基础，从汉简和文献上可以知道其应该存在防御体系，如仓、燧、关、置、亭、障、坞、边等；也存在相应的官职体系，如郡太守、都尉、侯官、士吏、候长、候使、燧长、燧卒等。明代长城的特点相对更明晰，其制度在文献中记载更详细，现存遗址也相对较多。在朱元璋时期实行卫所制度，如五军都督司、卫、行都司、都司、留守司等；卫之下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等，其防御单位和管职、驻地、辖区、驻兵人数等就是一个层次体系。明代边防还有九边总兵镇守制度，与都司卫所制度存在交集，形成了独特的边境防御体系。明长城九边重镇总体建造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不断增加军事和工程设施。另外，金代长城虽然毁坏相当严重，但是经梳理可知，它也存在层次体系。
因此，长城是一个巨系统和秩序带。尽管长城主要作为防御性设施而存在，但是也不能忽视其在维护边疆秩序方面的作用，包括互市贸易、文化交流等，所以它是一个集军事防御和民族交融于一体的秩序带。在此基础上，需要用中立的观点看待长城，尽量降低“中原史观”对我们研究思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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