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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派从2016年大选中得到了什么?

他们吵了十一个月,今天忽然异口同声了。过去24小时里,我的朋友圈里充斥着特朗普支持者对“知识精英”的嘲笑,而自由派似乎一下子都陷入了深深的焦虑、无助和自我怀疑。是,基本的事实我们都已经知道: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山崩”式的胜利,共和党多年后再次同时控制参众两院多数和白宫,更不用提目前最高法院至少有一个空缺,再加上三位年事已高的大法官和大选前曾经吐露退意的托马斯,新总统在任期内很可能得到一次高院大换血的机会。

当然还有随着锈带翻红,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形势更趋恶化,25个重选席位中可能会有三分之一不保。进步派关心的政策中,金融监管、移民就业、医保、堕胎权、同性婚姻都可能面临挑战。而所有这些,都是大部分媒体、学者、知识人甚至外交官没有料想到的。

好,现在就因为这些事情,你开始怀疑民主、怀疑大众、怀疑知识,怀疑这个世界会不会向你期待的方向发展,怀疑平等、开放不再是人人追求的价值,怀疑其他人——那些跟你立场一样或者不一样的人——已经比你先一步自暴自弃,怀疑你所学的一切,怀疑这是个入冬寒夜的噩梦,只要缩回壳里大睡一觉,早上醒来就会有热巧克力、肉桂卷和你心心念念的整个社会进步蓝图在面前招手。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么恕我直言,你不是一个合格的进步派。

请把你那些脆弱的小纠结放到一边,像个能够参与政治的成年人那样,接受结果、清点损失,再问自己一个问题:进步派从这次出人意料的大选中得到了什么?

这是不是民意表达制度的失败?不是。这不是2000年大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方质疑投票过程的公正公开。希拉里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但在多个关键州落败,这在美国大选中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当1969年尼克松叫出“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名字时,他呼喊的并不是被公权力压迫、被主流政治排斥的力量,而是手中有着实实在在选票的选民,那些没有在68年走上街头、以至于很多人都忘记了他们仍然有着政见表达渠道的人。愤怒的蓝领?也许。但是愤怒没有喷发为熔岩,而是转化为了选票。这样的结果,任何一个尊重程序民主的国家都应该接受。

如果说民众对于选举环节有什么质疑,也集中在两党初选阶段的制度设计上:民主党方面有初选结束后DNC邮件门引发的争议,共和党初选中的力量分散也引人诟病。另一方面,初选投票率之低、封闭初选对于小党和独立候选人的压制,都影响到了那些未曾镶嵌在党派固有政治版图中的民意表达。CNN出口民调表示,占三成的独立选民中48%投给特朗普(希拉里42%),初选中投给“极左派”桑德斯的新罕布什尔都几乎翻红。如果说政党政治扭曲了民意表达,那么这个过程在初选中就已经发生了。两党政治的封闭性不仅压抑了新兴的、多元的政治诉求,而且使得每一次政党重组(realignment)都猝不及防。也许这次大选结果给民主党上的重要一课就是,DNC此前对于民主党左翼的整合并不成功,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党重组中,DNC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吸纳进步派力量的问题。

这是不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失败?我认为不是。当这次大选开始像脱缰野马一样狂奔时,媒体和研究者又惊又喜,纷纷开始追逐选情中“新”的、惹人眼球的要素:过分看重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作用,过于强调候选人的个人特质,甚至像逐臭一样津津乐道于人身攻击和阴谋论。然而观水有术,必观其澜,2016年的故事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我们看到大多数注册了党派的选民还是根据党派投票,当我们发现饱受争议的社会议题的外衣下,经济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焦虑仍然占据着民众关注的核心,我们就应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场娱乐大亨与政治精英的戏剧化对决,而是酝酿已久的政治对立的再次表达。历史学家Nancy MaClean指出,七十年代以来基层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是一场头脑风暴引发的狂热,而是由保守派知识精英和金融财团驱动、有着周密层级组织、经过几代人经营、与基层社区紧密联系的社会运动。

而与此同时,左派社会组织,无论是激进的社运组织还是相对保守的美国工会,却处在持续的低潮中。2015年开始,美国成了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人口总和死亡率上升的国家,其中锈带白人在过去十年中的困境已经成了今年大选中反复讨论的焦点。而其中的解释之一,就是随着工会和教会这样传统的邻里支持机制的衰落,白人的处境可能比移民更为脆弱。然而这样的变化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Lizabeth Cohen在研究新政起源时就发现,20年代芝加哥工业区强大的邻里支持系统实际上“稀释”了底层民众对于国家福利的要求,只有在大萧条袭来,旧有的社会支持土崩瓦解之际,工人才开始积极寻求国家的力量。如何重建国家福利系统与社会基础的联系,会成为更重要的议题。

这是不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也许。当反对“政治正确”本身都成了校园中无法提及的禁忌,我们需要质疑的并不是教育者的善良意图,而是为了维护这种意图,是否不当运用了公共和社会权力?齐泽克曾言,实践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具有霸权的本质,禁止关于种族主义的言论并不是禁止种族主义,而是“一种想象我们超越了种族主义,想象我们是善良的文化多元主义主体而非种族主义分子的方式”。然而想象中的超越毕竟只是想象,当文化的熔炉变成了沙拉碗,我们才开始吃惊,文化多元主义为什么、如何、在何时转化为了身份政治?

7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的兴起固然赋予了更多人权力,却也割裂了政治共同体,带来猜忌、仇恨,甚至群体之间的冷漠,融合成了一句口号,这不仅意味着投入在融合上的努力越来越少,对于融合本身的理解也越来越浮于表面。是,你们都有一个身份带前缀的邻居,然而你生活在纽约、也许一年也见不上邻居一面,你真的能够控诉一个郊区人没有好好接纳邻居吗?当表面的和善姿态取代了身份团体间的互相理解,当身份政治成了催票的快捷法门,口头上的多元或对立就成了两党不得不饮的一杯毒酒。正因为如此,跨越群体的合作才弥足珍贵,在这次民主党初选中有过合作的多个社运团体是否能够进一步整合,是否能沉下心来、深耕细作培育进步派政治的社会基础,可能成为未来选民重组的一个小风向标。

这是不是孤立主义的胜利?很可能是。美国现行的宪政结构决定了总统在内政方面受到的辖制远多于外交,而孤立主义早已成为今年国际政坛的首要主题,从难民危机到英国脱欧,政治孤立、经济反全球化日趋成为本土社会自我保护的手段。当特朗普说出美国不想再承担那些不该承担的国际责任时,他的确说出了万千美国人的心声。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常与经济危机伴生,在孤立与介入之间摆动更是常事。然而,美国真的有可能摆脱“世界领袖”的责任吗?并且,对于共和党来说,孤立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反全球化固然是民粹动员的常用口号,却不是保守主义单方面的诉求。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高层精英,经济政策上往往与本党底层有相悖之处,“狗哨政治”所维持的经济保守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盟,面对反全球化思潮的挑战,可能会趋向脆弱。而对于锈带的民主党政客而言,反全球化诉求与福利国家、工会组织乃至激进社会议题之间却可能存在着亲和。

1948年,就在美国赢得二战、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国家不久,霍夫斯塔得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书中写道:“美国人近来津津于后顾而不思前瞻,其心态日趋消极旁观。……过去15年来人们之所以如此一味怀旧,其根源就在于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繁荣不能稳定持久,萧条如同深渊,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对未来的信念。……然而,大家只是借助过去来为自己壮胆,很少用作现状的镜鉴。美国历史像一个丰富多彩的有价值的演出,像许多得到实现的诺言,人们只想看戏享受,不想分析并参加演出。”

今天,面对弥漫在这个国家上空的深重危机感,与其自怨自艾,不如极目前瞻。这个国家已经活过了一次极其血腥的内战、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次经济危机、宪政危机,这个国家的人口、疆域、力量都已经远超建国先贤的想象,其延续两百多年的立国理想,不会因为一次合法的选举就消灭。如果你不这样认为,如果你觉得多数美国人的政治选择没能体现你心目中美国应有的面貌,在你抱怨“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的联邦不存之前,先问问自己:你为它做了什么?!你为它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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