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与其至好，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天朝，格宜深友”
1864年7月，湘军潮湿闷热的天牢里，忠王李秀成温情脉脉地回忆着他与英王陈玉成源自乡里、始于年少的深厚友情。
此时英王早已遇难，忠王深陷囹圄也即将命不久矣，大厦将倾但却回天乏术，惺惺相惜奈何英雄末路，此情此景，读之不禁令人悲怆动容。
然而，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英、忠二王年纪相差十四岁，当二十多岁的李秀成必须为生活而四处奔波时，陈玉成还是在乡间疯闹撒野的垂髫小儿。
陈、李同为藤县老乡不假，可能在年少时也曾有过不少交集，但是否至交好友，恐怕还值得商榷。
而在忠王临终前所写的《自述》里，李秀成曾多次提及陈玉成，笔墨之间，对这位同乡兼战友的少年英雄充满敬意，也对二人并肩沙场的经历，心驰神往、念念不忘，只是“来在天朝，格宜深友”的描述，却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进入太平天国之后，两位主帅确实经历过一段联袂作战、风雨同舟的峥嵘岁月，留给二人的回忆，有死生契阔的兄弟之情，有同气连枝的战斗之谊，不过更多的，应该还是彼此兵强马壮后的竞争与倾轧，是争权夺利时的碰撞和冲突。
相识于微末，相交于患难，相互成就走向巅峰，最终却渐行渐远直至相忘于江湖，即使太平军中最闪耀的双子星，也未能挣脱困扰在芸芸众生颈项上的名利枷锁。
而从风雨同舟到形同陌路，从珠联璧合到分道扬镳，忠王李秀成与英王陈玉成之间的恩怨纠葛，其实正揭示着一个贯穿于太平天国始终的残酷现实——患难之际尚能同生共死，而富贵之时却无法安享太平！
一时瑜亮
作为天京事变后最优秀的两位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在王朝崩塌之际同撑危局，堪称太平天国历史上中流砥柱式的关键人物，二人的赫赫战功与耀眼光芒，更是令同时期的所有太平军将领黯然失色。
但一时瑜亮，究竟孰弱孰强？旗鼓相当，也应该分个短长——这样的比较，自然成为后世争论不休又津津乐道的话题。
只是从1851年同入太平军开始，直至1860年二人联袂东征苏常为止，在这十年时间里，无论个人威望、军事实力、晋升速度，英王始终要略胜忠王一筹。
而东征胜利后李秀成占据苏南地区，并建立起强大的苏福省，与此同时，英王又身陷安庆的战争泥潭，双方的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只是综合双方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而言，当时的陈玉成依然是太平军中当仁不让的第一人。
十年戎马，并非李秀成不够出类拔萃，无奈与其对标的陈玉成，在此期间却表现得更为超群绝伦。
1854年，太平军西征久攻武昌不克，陈玉成主动请缨，率五百死士“缒城而上，以致官兵溃散，遂陷鄂省”，十七岁的英武少年，因此而一战成名。
1856年镇江被困，年未及冠的陈玉成驾一叶孤舟，冒两岸枪林弹雨闯入危城，联络守军内外夹攻，最终清军狼狈大败，镇江之围遂解。
1858年指挥三河镇之战，阵斩湘军第一悍将李续宾并全歼其麾下六千精锐，取得太平天国自“天京事变”之后的最大胜利，次年因功被加封为“英王”，彼时的陈玉成也才刚刚22岁。
浑身是胆、年少成名，陈玉成的崛起，从开始便散发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经过一系列传奇经历和卓越战功的加持，就更加放大了英王身上这种卓尔不群的独特光芒。
与之相比，忠王李秀成的从军经历，就显得有些中规中矩、平平无奇了。
金田起义时，李秀成已经28岁，以近乎而立之年的“高龄”才成为太平军中普通一员，从起步上来说，忠王便被英王远远拉开了距离。
此后虽然在解救镇江，以及围攻江南、江北大营的重大战役中，其都有不错的表现，并开始在军中崭露头角，奈何太平天国前期将星云集，论资排辈，连锋芒毕露的陈玉成也要静待时机，更何况本身就缺乏代表作的李秀成。
共撑危局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突然爆发，以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为代表的多位核心成员，在这场血腥内讧中相继殒命，更有两万余精锐老兵死于自相残杀。次年6月，翼王石达开又因为受到洪秀全的排挤、猜忌而负气出走，鼎盛的太平天国由此元气大伤。
面对清军持续的军事压力，为破解“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困局，洪秀全被迫恢复“五军主将”制，并开始大胆启用年轻将领进入太平军中的关键位置。
而此前便有上佳表现的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韦志俊、李世贤等“后起之秀”，正是在这一时期不断获得提拔、擢升的机会，并迅速成为手握实权又能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
同为藤县老乡，陈、李二人同气连枝，关系自然最为亲密，所以“天京事变”之后，双方在军事上的合作也更加频繁、密切。
只是石达开出走后，一直在湖北、安徽作战的陈玉成，几乎全盘接手了翼王留在皖北的地盘，其麾下兵团也一跃成为太平军中拥兵最多、实力最强的主力作战部队。
而此时李秀成仅占据安徽桐城地区，虽不断招兵买马，但实力仍难与陈玉成并驾齐驱，因此在双方早期联袂作战时，李秀成所部更多的还是充当偏师或者助阵的角色。
1857年初，为应对天京事变后逐渐恶化了的局势，陈、李联手对清军力量薄弱的皖北地区发动战略反攻，李部坐镇桐城负责牵制清军主力，而陈部则相继攻克巢县、庐江等重镇，随后两军合力取得桐城大捷。
为嘉奖二人在扭转皖北战局中建立的功勋，大捷之后，陈玉成、李秀成被分别赐予成天豫、合天侯爵位，以及正、副掌率之职，由此开始共同负责整个太平天国的军事指挥行动。
1857年12月，镇江又为江南大营所困，陈玉成李秀成两军再度联手驰援，“救出镇郡之兵”。此战太平军虽被迫放弃镇江，但陈玉成因系主力，战后成功吸纳了守军吴如孝部的数千兵马，李秀成却未能有所收获。
两人最重要的一次合作出现在1858年11月，彼时九江失守，湘军第一悍将李续宾携胜东进入皖，连陷潜山、桐城、舒城，兵锋直抵三河镇，陈玉成闻讯星夜挥师入援，李秀成也于次日率所部前往助战。
三河镇之战，陈、李联手以优势兵力全歼李续宾精锐六千余人，湘军元气大伤，被迫退回湖北境内，太平天国在皖北及上游地区的不利局势随之大为改观。
此役过后，洪秀全龙颜大悦，于次年5月进封陈玉成为“英王禄千岁”，并以“外事不决问于英王”的上谕，明确赋予其太平军最高决策权。
但需要指出的是，参与联合作战的李秀成，并未受到任何封赏——同样出生入死，却始终屈居人下，天王赏罚不公，更令李秀成的心态逐渐失衡。
那时英王名显，而我名未成，事事为之算计——《忠王李秀成自述》
南征北战之际，陈、李卓越的指挥才能得以尽情展现，二人也逐渐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力挽狂澜的标志性人物，只是随着彼此的坐大变强，或因相互竞争，或为争名逐利，隔阂与裂痕，开始悄然出现在曾经情同手足的太平军双子星身上。
渐生龃龉
1859年，因湘军西撤湖北，太平天国获得相对安定、稍可自立的机会，但在此期间，两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成为陈、李关系从亲密无间到貌合神离的导火索。
李昭寿，原是河南乡间的泼皮无赖，1853年太平军北伐入皖，此人趁乱在霍邱举兵反清，后又率众投效捻军，只是其生性狡诈卑鄙，短短数年内，先是背捻降清，不久又再次叛清转投太平天国。
而李昭寿加入太平军后，被划入李秀成麾下，因其与捻军有旧，投降不久便联络张洛行、龚得树等捻军主力约七、八万人归顺太平天国，此举不仅令其加官进爵，连直接领导李秀成也跟着获益匪浅。
只是英王陈玉成历来治军甚严，对于李昭寿麾下这帮乌合之众完全没有兴趣，而对其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小人行径更是发自内心的厌恶不屑，甚至曾因贻误战机而要将其军法从事。
而李秀成这边，虽明知李昭寿下作无耻，但此人的存在，客观上有利于连结捻军各部，从而壮大己方实力，因此忠王对其青睐有加，即使在明知英王对李昭寿心怀不满的情况下，李秀成依然我行我素，执意将其留在军中。
在李昭寿的安置和去留问题上，两大主帅因利害、动机不同而态度截然相反，更由此而隐隐产生隔阂，只是双方的关系暂时并未激化，直至不久后的和州械斗事件，陈、李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
1857年，国宗韦志俊（韦昌辉胞弟）弃守武昌后辗转鄂豫皖诸省，并于1859年春季进入安徽池州，但不幸的是，此时杨辅清也正领兵在皖南驻扎——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阖府惨死于韦昌辉屠刀之下，身为东王义弟，杨辅清对韦志俊自然是恨之入骨，因此对其百般刁难、挑衅。
眼见在池州的处境日益艰难，韦志俊便准备应李秀成之约，前往江北浦口投靠，只是率军行至和州地界，意外却突然发生……
安徽一直是陈玉成的势力范围，韦志俊一旦北上，不仅自身实力受损，还变相令“竞争对手”从中获利，这是英王殿下绝对不愿见到的情况。
陈玉成年少成名，又是太平军名义上的统帅，行事自然有些刚愎跋扈，获悉韦志俊意欲北上，竟悍然出兵阻拦，并下令封锁长江渡口，两军一言不合随即大打出手，而和州驻军（李秀成部）为声援韦志俊，也加入了这场火并。
一场因争权夺利而起的械斗，造成数千太平军殒命，韦志俊因走投无路最终选择降清，而陈、李两位主帅之间虽未爆发直接冲突，但麾下部众的刀兵相向，已从侧面反映出两大军事集团矛盾逐渐加深的可怕事实。
联袂东征
1860年再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军中重要将领齐聚天京，商议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此时皖省重镇安庆已被湘军围困，英王心急如焚，急欲各军联手西援，然而，李秀成虽在1859年底获封忠王，但势力范围仍受限于江北天浦省逼仄一隅——没有地盘，很难获得稳定的给养，更无法持续地扩充军队。因此，忠王立陈江浙为清廷赋税重地，攻取苏常以获东南钱粮，更利于日后救援上游。
最终，李秀成的提议被天王所采纳，但考虑到安庆的重要性和所面临的危机，洪秀全在大军临行之际，特别强调东征必须“限一月肃清回奏”。
1860年5月，以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为代表的太平军各部主力几乎倾巢而出，随后东征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在旬月之间相继攻陷丹阳、常州、无锡，其间英王虽在常州负伤休养，但陈部仍在6月初时，率先攻克苏南重镇苏州。
此次联袂东征，是陈、李双方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合作，然而遗憾的是，战役还未最终结束，英、忠二王的矛盾便彻底走向了明朗化。
其时陈玉成兵力最盛，在东征中又出力最多，自然希望在苏南富庶之地有所收获，因此抢先在最重要的常州和苏州设立英王府，并分兵驻防城镇。
然而东征是经过李秀成提议方才成行，忠王更以主力自居，而且其麾下军队沿途接收清军溃兵残勇，兵力已高达二十余万，已完全具备了同陈玉成一争高下的实力。
故而在途径陈玉成部攻陷的州县之时，李秀成便强行下令增设关卡，划归本方管辖，由此也形成一地有两个互不相属的行政军事机构对峙的尴尬局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不仅如此，李秀成为进一步独占苏南，借口“统下擅违限期，不先申禀”，将陈玉成部将黄文金强行调出常熟，自派麾下部将出镇。而英王则认为“常昭本非忠王所得，黄文金虽属犯令，亦不肯独让主张”，于是也另行安排亲信前往共同镇守。
两大统帅私心作祟，在既得利益面前互不相让，连总理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亲自出面调停也无济于事。
然而安徽毕竟才是英王的命脉所在，东征已然延误时间，深陷重围的安庆境况愈发艰难，陈玉成归心似箭，再无暇争执江南事务，率先动身返回天京，开始着手准备回师西援事宜。
按照既定战略，东征结束之后，陈、李兵团应立即回师天京，再分沿长江南北两岸西进，于次年3月会师于湖广省府武昌城下，攻敌所必救，迫使围困安庆的湘军回援。
只是忠王在尽占苏常之地后，又得陇望蜀，继续发兵入沪，致使东征时间远超此前一个月的限制，而后又醉心于营造苏福省后方基地，因此久居苏州迟迟不肯动身西援。
合取湖北
1860年9月，苦候忠王大军不至的陈玉成，无奈率先挥师西进，而李秀成则是在天王的再三催促、申饬之下，才于两个月后不紧不慢地领兵启行。
这次联合军事行动，虽被冠以“合取湖北”之名，但陈玉成、李秀成在西征的整个过程中，既未按计划分工行事，更没有任何的相互合作，而两位主帅自私狭隘的本质，却在貌合神离的联手中暴露无遗。
1861年3月，英王大军率先抵达鄂东黄州，此地距武昌已不足二百里，可谓朝发夕至，然而因迟迟不见李秀成如约前来，英国使节又以保护租界通商为由阻止太平军攻城，反复权衡之下，陈玉成竟放弃千载难逢的破城机会，黯然回师安庆。
但为了保存实力，反旆皖省之际，英王将麾下数万精锐骑兵悉数留在湖北，而安庆危急之时，却调动李秀成麾下吴定彩部千余人进城助守，最终安庆失陷，吴定彩及其部众全体战死。
随后，陈玉成又抽调李秀成女婿、纪王黄金爱部由天长前来，而集贤关突围时，英王安排本部人马在前，却留纪王率兵断后，至其损失惨重。李秀成闻知大为愤懑，直言“死者皆我部下之人。”
而另一边，事不关己的李秀成一直在长江南岸闲庭信步，途径安徽、江西时还收编大量流民，兵力迅速暴涨至五十余万人，直至当年6月才姗姗出现在武昌城下，得知陈玉成早已转回安徽境内，忠王更加无心恋战，随即也率军东归，只是回师之际，李秀成并未领兵支援安庆战场，而是径直前往了浙江。
至此，声势浩大的合取湖北计划，最终草草了事，李秀成对安庆危局置若罔闻，而陈玉成则深陷敌方汪洋大海之中苦苦求生，终究还是孤掌难鸣。1861年9月，被围长达17个月的安庆最终为湘军所破，英王救援失败率残部北走庐州，次年6月，不幸于寿州城内中计被俘身亡。
而安庆一失，天京上游门户洞开，湘军乘胜东进，于1864年7月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忠王李秀成也在城破三日后被俘，在写下五万余字的《自述》之后，被曾国藩下令处死。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陈玉成、李秀成在深陷牢笼之时，均被问及谁人堪称太平军中第一悍将，而尽管二人曾多次出生入死，并肩作战时也取得过许多骄人的战绩，但英、忠二王的答案却都另有其人，可见直到临终之际，太平军双子星的心结，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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