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杰索普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流传下来的有关主义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的简化甚至是歪曲。”（莱文，1985年）②
“我们为了内容而忽略了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的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恩格斯致梅林，1893年）③
在简要回顾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早期著作后，我将探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在后者的背景下，强调了三个主题：（１）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关键特征。（２）市场和国家之间以及经济和政治阶级斗争之间的潜在脱节。（３）“政治场景”（political scene）和政治形势的性质。
一
重新审视早期马克思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中，马克思认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特征是在制度上分离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其政治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公共领域，以及私有财产和个人私利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
黑格尔认为，这两个独立领域之间的关系通过两种方式得到调节：（１）国家将通过一个有能力的、专业的官僚机构来管理社会的共同利益，这所官僚机构是择优选择的，并以共同利益为导向。（２）市民社会将通过基于法治的代议制民主机制和社团主义组织（专业协会）确保其利益得到考虑。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黑格尔认为，在理想世界中，以君主立宪制和选举产生议会为形式的国家，能够而且将会代表社会所有成员真正的共同利益或统一利益。马克思回应道，它充其量只能代表一个虚幻的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之下，各种对抗、粗俗的唯物主义和利己主义冲突将持续存在于以财产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
从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得出两个主要结论：
（１）黑格尔对现代国家的分析是内在冲突的——他无法表明国家如何实际上统一其各个主体的利益，因为现实世界本身是矛盾的，会不断地破坏这种统一计划；
（２）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要求废除私有财产。
对于这种分析有两种相反的观点：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明确地陈述了国家对社会的依赖性，通过一种反人民授权的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议会制度，表达了最终要求压制国家本身的观点。从政治上讲，成熟的主义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补充相对较少。”④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鲍威尔）中使用的“国家—社会”（state-society）这一对概念，妨碍了我们理解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维度和政治意义。这一点是十分准确的，因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它涉及的是国家内部公民之间的关系，还是经济体制内部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关系？ （详见下文）。
本节注释：
①本文译自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于2008年1月7日在南京大学主义马克思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举办的“马克思论坛”上的发言。作者简介：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1946—），当代著名主义马克思政治学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教授。译者简介：王云鹏，男，南京大学主义马克思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主义马克思哲学。译文中的摘要、关键词以及脚注等信息皆由译者添加。
②Levin, Michael．“Marx and Engels on the Generalised Class State．”i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6, no．3, 1985, pp．433-453.
③引文出自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文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61页。
④Lucio Colletti,“Introductio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75, p45．
二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国家理论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以及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七章）①
这一主张可以理解为：正是社会生产关系塑造了统治和从属的社会关系——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关系的描述②。[注意：不是生产力塑造了法律—政治上层建筑——这不是关于技术决定论的主张]。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经济剥削以自由雇佣劳动和劳动合同为基础，统治与从属的关系的政治形式则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个体公民的形式得到体现。简而言之：
“当剥削采取交换的形式，专制就会采取民主的形式。”（莫尔，1957年）③
这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证，但这是一个在形式上而不是内容上有效的论证。马克思并没有声称，具体的国家政策可以直接从当前的经济状况中解读出来。他认为，政治组织的形式与经济组织的形式相对应——因此，基于私有财产、工资关系和以利润为导向、以市场为中介的交换的经济秩序，自然与基于法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统一的主权国家的政治秩序相“契合”或“对应”。这一论点可以从资产阶级民主对于整合的、以利润为导向的、以市场为中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形式充分性”（formal adequacy）来加以阐述。
因此，经济斗争通常会发生在市场逻辑中（即围绕工资、工时、工作条件、价格展开的斗争），而政治斗争通常发生在基于法治的代议制国家逻辑中（即围绕界定国家利益，在“虚幻的”普遍利益中调和公民和财产所有者的特殊利益而展开的斗争）。这意味着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the capitalist type of state）的明确组织原则的阶级是不存在的——统治阶级没有合法的垄断，没有政治权力的专有权——它必须在形式上与从属阶级的成员平等地竞争权力。
这个论点同苏联法学理论家提出的著名的“帕舒卡尼斯问题”（Pashukanis question）相对应（并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以及列宁等人的言论基础上）。帕舒卡尼斯问：
“为什么它采取了官方国家统治的形式，或者——同样的——为什么国家强制机器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私人工具；为什么它远离了统治阶级而呈现出与社会相分离的非个人公共权力机构？”（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主义马克思》，1951年，第185页）④
这使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
“但是，这部[民主]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通过普选权赋予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而它认可其旧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却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宪法要求一方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另一方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⑤
正是这种处于政治经济学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很少使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来阐释特定政治制度的发展或特定国家政策的内容——因为这取决于政治斗争的具体变化，而不是当前的经济形势。相反，这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分析必须密切关注国家形式、政治体制、政治话语、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等，以及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经济危机、潜在矛盾等。
本节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94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③S．W．Moore,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New York: Paine Whitman,1957, p．85．
④参见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主义马克思》，杨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三
《共产党宣言》中的国家与政治
上一节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突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统治和从属关系的形式分析。形式上的分析不是从表面上分析：它是对社会形式及其实质性影响的分析——形式确实是有所作为的！ 但是，马克思对国家和政治的分析还有另一个方面作为补充。这就是历史维度，即国家的历史构成问题、国家形成或国家建设的过程。一个形式上完备的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自动地或直接地产生出来。这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节中说得特别清楚：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
这表明，现代国家在形式上的构成过程是崎岖不平、前赴后继的——经历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和反复试验，现代代议制国家才得以发展。不足为奇的是，鉴于民主宪政的核心矛盾，这也是一个脆弱的政治制度——由于从属阶级无法接受只有政治解放这一条路，以及统治阶级对社会统治（即国家权力的行使事实上服从于资本积累的迫切需求）感到不满意并希望恢复自己对政治权力的控制，这一制度容易变得不稳定。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鼓舞人心的纲领性文献，它声称（并给予了一种希望）：一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及其盟友在数量和组织力量上的不断增长将使社会和政治权力能够和平过渡。但请注意马克思恩格斯观点上的矛盾性，他们预计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会在非民主制的德国爆发，而不是在半议会制的英国。
本节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四
资本与国家
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他想通过将税收分析为“体现在经济上的国家本质”（1847年），从而将他的分析扩展到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但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完成“缺失的关于国家的著作”（曾被提出作为《资本论》完整内容的六册之一①），因此他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资本积累的经济动力而不是政治动力上。
尽管如此，一些关键内容还是被提到了：
（１）个人资本不得在劳动过程以及在与其他资本的竞争中使用直接强制手段，但国家保护私有财产和合同的神圣性。这使得资本能够维持其管理劳动过程、占有剩余劳动以及执行资本之间的契约的权利。
（２）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雇佣劳动力，国家通过发挥它在以下方面的作用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这一条件，包括废除封建特权、推动公地圈占、惩罚流浪者、强化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义务，等等。但国家也使工人能够自由行使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保障雇佣劳动的再生产条件，实施工厂法，回应住房问题，保障廉价食品供应等。
（３）“正如资本代表着同生产者相异的生产资料一样，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行使平等权利的职能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定权威形式，即国家。国家是一种异化于人民的公共权力，是一种不同于社会的独立力量，它拥有自己的机构和自己的人员。”（法恩，1984年）。
（４）现代代议制国家本身不从事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资本更愿意自己从事这些活动，并让国家承担起对资本来说无利可图的必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什么是有利可图的和必要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同的，同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５）现代国家从税收和公共债务中获得了其自身活动的收入，税收构成了资本的必要负担（这对商业来说是一种不幸的成本，但可能的话，也可以将它转移到其他地方），公共债务则限制了国家的策略自由（来自“资本罢工”和“资本外逃”的威胁）。因此，现代国家的活动依赖于一个健康的、不断增长的经济结构——这将政治计划与经济理性联系在一起。
本节注释：
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放弃了“五篇计划”，代之以一个新的“六册计划”。根据马克思的通信，“六册计划”包括：１．资本；２．土地所有制；３．雇佣劳动；４．国家；５．国际贸易；６．世界市场。——译者注
五
民族和国家
如果有世界市场，那为什么还存在这么多国家？如果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论点成立，人们就会认为世界市场需要一个世界国家。今天我们可能会说，一个世界国家正在出现，或退一步讲，在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美国）的霸权或统治之下组织起来的全球性治理机构正在出现，至少从趋势上看是这样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即使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英国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先驱），还是个别国家薄弱的组织生产力，都与民族国家的出现有关。这些民族国家试图组织民族经济，与其他民族经济及其民族资本进行竞争。
这是现代国家历史构成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它的形式构成。尽管如此，在马克思写作的年代，个人公民权和拥有主权的民主国家可以更好地围绕民族国家为中心组织起来，特别是因为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可能会成为虚幻的利益共同体的基础。在这一时期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当保护主义而非自由市场才是常态的时候，国家市场的形成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是矛盾和冲突的。一方面，他们意识到，在历史上，某些原本具有自主决定权的民族受到了压迫。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并非所有民族都有能力建设国家和行使自决权（对于这一点有各种理由，其中一些显然是仇外和种族主义的），而且民族主义也分裂了工人阶级（请记住《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呐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六
两个案例研究
（一）英国的工厂法
马克思分析了关于工作日长度和雇佣妇女儿童的工厂立法，以此为例说明了国家需要对劳动力市场组织和工作条件实施干预，以便维护资本本身和工人阶级家庭双方的利益。（在竞争的焦点是绝对剩余价值而非相对剩余价值的时期）资本之间的竞争使得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无法率先削减工时、减少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以及改善工作条件。残酷竞争的后果是婴儿和成人死亡率上升、人口减少和生产力下降——工厂检查员和其他的国家官员曾将这一切写入了报告。工会、“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详见《共产党宣言》①）、慈善家和进步资本家（那些可以通过相对剩余价值获利的人）联合起来，迫使国家通过立法，而这些立法同众多个体资本家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
（二）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
马克思对以下方面有强烈的兴趣：
（１）法国大革命对以法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造成的影响。它废除了基于等级地位和团体成员身份的形式上的政治区分，并将形式上的政治平等范围扩展到所有男性公民。这就需要在个人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解。它还引入了现代宪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２）法国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及它们与政治斗争和阶级利益的关系——这既说明了法国的情况，在广义上也说明了现代国家的发展状况[“讲的就是你的政治故事！”（de te fabula politica narratur）——和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典型的英国相比]②。
（３）1871年的巴黎公社及其对蕴含在现代国家本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特征这两者当中的政治阶级偏见的影响。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毫无疑问是马克思最著名的政治著作。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序言，它确认了“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③。这是恩格斯曲解了马克思文本本意的一个典型例子，马克思的文本是随着政治事件的发展而写成的，并且需要不断努力去理解这些政治事件。
在这里，马克思的论证有许多重要之处：
第一，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民主宪法核心的一个基本矛盾：宪法保证多数阶级可以行使政治权力，而少数阶级可以继续支配私有财产（见上文）。在他对法国的研究中，他考察了这一基本矛盾的一些含义。
第二，《共产党宣言》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预测，即资本积累的逻辑将通过无产阶级的增长、中间阶级的消失和资产阶级的萎缩来简化阶级斗争，《资本论》关注的是资本—劳动关系的经济逻辑以及地主、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这两部著作相反，马克思的政治著作关注的是当代政治形势，其中阶级关系在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发展，并受制于由现行国家形式塑造的政治逻辑。
第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对现代国家论域内政治斗争特殊性的研究——没有一个阶级直接地、明确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于是，马克思煞费苦心地辨认不同政治力量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关系，例如，政治派别、政党、军队、准军事力量、政治暴民、知识分子、记者等。马克思并不认为其中的关系性是一目了然或直截了当的。他在这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现有的政治话语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政治风格，与实际的经济利益发生了脱节。这尤其影响了革命力量，他们只有发展出一种“未来的诗情”（poetry of the future）④才能实现他们的阶级利益，而不是试图用旧的政治语言来制定他们的政治纲领。
第四，《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探讨了资本的不同势力、金融贵族和其他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在发展政治制度时遇到的问题，这种政治制度可以调和他们在整个资本利益中的冲突。这显著表明，“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和 “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明的那样）。不同的政权对阶级斗争有不同的影响，为不同的利益赋予特权，对形成经济稳定（性）、政治秩序和社会凝聚力的难易程度有不同的影响。波拿巴的政变是夺取政权的一次机会主义式尝试，这次政变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一方面是出于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只是松散地根植于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秩序行将崩溃的普遍担忧——在这一时期，被统治阶级在政治上被麻痹了，而且他们倾向于支持一个更强大的领导者。
第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研究了从属阶级在自我组织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自我组织使从属阶级从反对资本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即从能够抵抗资本到能够废除资本。这方面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是马克思的下述分析：（１）拥有小块耕地的保守农民，由于他们的农村隔绝性，他们的生产关系以及他们对高利贷资本和地方政治人物的依赖，这些农民就像“麻袋里的土豆形成一袋袋土豆”一样形成了一个阶级，因此他们需要被代表而不是能够代表自己——路易·波拿巴煞有介事地声称要做到这一点。（２）流氓无产阶级、堕落分子、危险的阶级等，他们本质上是无组织的、政治上不稳定的，往往见风使舵，因此是不可靠的盟友。
第六，马克思使用了大量富于启发性的词汇来分析政治阶级关系，例如，掌管国家的阶级、辅助阶级、文学议员、政党、政治话语的阶级相关性等。这些词汇在政治上是有具体指向的，不能还原为经济上的阶级关系问题。
第七，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统一专政”，波拿巴独裁统治的自治本身也是对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最初威胁。在很短的时期内，由于国家债务的增长，以及波拿巴国家在促进经济扩张、农民征收和海外经济投机方面发挥的作用，国家权力再次与资本主义利益联系在一起。
本节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前言中曾这样提醒德国读者：别以为我讲的只是英国的故事，我必须大喊：“De te fabula narratur!”（“讲的就是你的故事！”）。——译者注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④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之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译者注
七
关于恩格斯的余论
当马克思仍在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将官僚机制视为“普遍阶级”的观点进行哲学批判时，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发现了实际运行中的阶级国家。恩格斯是军事和战争方面的专家，与马克思一样，他就具体的政治形势和国家政策的特定方面撰写了大量文章。
恩格斯还试图发展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一般国家理论，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并未形成这种理论。这种一般理论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缺乏对历史特殊性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题中是存在的。
但是，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还就法律制度的自主性和法律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这些观点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现代国家的运作自主性的理解。法的规则及其运作被视为拜物教和神秘主义的重要来源——这种拜物教和神秘主义与商品拜物教相似但又不同。
八
主要结论
（一）马克思对国家进行了多种分析：第一，对政治理论的批判，类似于他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范畴的批判，对具体国家的发展、结构变化和阶级特征的历史分析。第二，对特定政治时期和重大事件的共同分析。第三，对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形式分析——尽管主要是从它与资本积累逻辑相契合的角度出发。第四，对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和当代社会中除欧美外的国家（或国家的同等形式）的历史分析。旨在影响劳工运动内部政治争论进程而提供的更具战略性的、出于政治动机的论述。
（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要求明确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经济与同一生产方式内的法律政治体系。每种体系都遵循其自身的逻辑，要么是一种以利润为导向、以市场为中介的交换，要么导向一种能够调和竞争中的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粗暴的阶级利益）。恩格斯在评述作为精神劳动分工一部分的法律体系正在变得愈发自主化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
（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形式上充分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１）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将是民主的。（２）民主政权一旦建立，就不会出现向非民主统治形式的倒退。（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国家所奉行的具体政策，将在实质上满足资本积累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再生产。
（四）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被统治阶级的多数政治权力与被统治阶级的少数经济权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只有在双方都接受“游戏的民主规则”（democratic rules of the game）的情况下才能调和。马克思不能保证这种情况会发生，实际上，他提供了许多没有发生的例子。
（五）经济上的阶级利益与政治表现形式和政治力量的组织之间没有明显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探讨政治阶级斗争的具体特征，这涉及一种着眼于各种政治力量的行为界限，它们的阶级相关性（如果有的话）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再生产、政治和意识形态阶级统治的影响的共同分析。
（六）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不能同时成为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需要被另一种类型国家取代。马克思认为，他在巴黎公社的模式中找到了替代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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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文本
编辑：胡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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