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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就想知道他是蠢还是懒惰”——先天VS后天
二、意志力会疲劳，但热爱让你持续抵抗各种诱惑
三、“两颗棉花糖”以外的收获——掌控感
1955年，亚伯·布朗先生带着他10岁的儿子乔来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诊所，那时，我是那儿的博士实习生。布朗先生看上去十分匆忙，没有浪费时间给坐在他身旁的乔做些准备久脱口而出：“我就是想知道他是蠢还是懒惰？”
在我和布朗先生相处的最开始的几分钟，他关于先天和后天的内隐理论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乔是蠢笨的，那么布朗先生没什么能做的，他只能尝试接受并让儿子不要太在意；如果乔“仅仅是懒惰”，布朗先生对纪律的强烈认同就会对“矫正他”有所帮助。
布朗先生直率的问题代表了很多父母看待孩子的方式。虽然几乎所有人都会承认先天和后天的共同作用才造就出了一个人的各方面能力的高低，可是真正落实到某一方面的能力时，大多数人又会一边倒的偏向于一边。
“老师，这孩子其实很有天赋，只是他不够努力罢了。”
“老师，我知道他现在奥数成绩还不错，但他这个天赋到底搞不搞的了竞赛啊？”
“老师，我家孩子做数学看到难题就躲，是不是更适合学文科啊？”
基因优越感较强的父母往往觉得孩子优异的基因就是自己作为父母对孩子最大的贡献了，剩下的只剩孩子自身的努力。如果孩子最后不够优秀，那一定是孩子自己的问题。因此父母唯一的工作就是验收结果——考好了奖励，考差了批评，最后给个“继续努力”的建议就算完事。
控制欲较强的父母则偏向于将基因因素带来的不可控感降到最低，恨不得做一套全套的基因检测，并告诉我孩子对于一切事物的努力以后对应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再让我做出选择。所以每一次阶段性的不顺利，都可能转化为对基因的不信任，进而发展为对未来的焦虑。
总之，所有这些观念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公式：天赋+努力=结果。
事实上，一切远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首先，天赋就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远不是智商这么一个简单的分数。一项长达60年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人类近代每代人在智商测试的平均得分大约增加15分。而60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短到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个进步显然不是发生在基因尺度上的。随着我们每个人从小所受教育、工作、人际关系复杂度的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大脑也展现出了极强的可塑性。这个令人鼓舞的实验结果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教育者，先天和后天绝对不是两个独立运作的变量，而是相辅相成。
但书中也给出了一个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观点：孩子的理解力大都受成年人的辨识能力所限。
这点在我教授的奥数上也表现得很突出。很多家长，甚至部分老师，都把很多与众不同的表现就简单等同为天赋。其实这其中很多都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 “经常秒杀答案的孩子”。 孩子在长期和父母、老师的互动中，意识到快速报答案在大人眼中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每当他秒杀一道题，其它小朋友就会投来异样的眼光，老师就会兴奋地夸道“真聪明！”，而这种反馈是孩子非常需要的——所以你会发现，当老师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这样的孩子就知道：机会来了！然后迅速调整进入思考状态（可能前一分钟还在走神呢），在长时间反复的训练中，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大脑中以最快速度进行信息处理，该抛弃哪些信息，跳过哪些步骤，在正确概率不会下降太多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处理程序以求最快速度得出答案。事实上，对很多这样的孩子而言，100%正确决不是他所追求的，第一个报出答案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正确率能够高于60%，其实已经足够为他赢得“聪明”的称号了——因为人们记住的只是他的高光时刻；
2.“眼光犀利的孩子”。无疑，能够做到第1条的孩子一定是有天赋的（因为至少，他是在和其它有类似想法的小朋友中胜出的那一个。），不过，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他选择使用天赋的方式，而这种孩子最容易掉入有陷阱的题目里，这不是粗心，而是他的概率决策机制导致了在追求速度时，必须要把“陷阱”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排除在外，否则会拖慢决策速度。于是就会出现第二类“有天赋”的孩子，他并不喜欢第一类孩子，因此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够在第一类孩子犯错以后迅速狙击对手。所以当老师抛出问题时，他也会迅速进入问题，但是目的是为了寻找出其中的陷阱，然后等待对手的犯错。有的孩子甚至会一边考试一边寻找试卷中有哪些陷阱然后考完试后跟老师分享（想想好像老师们也经常做这样的事哈……）。事实上这样的孩子也会经常受到表扬，以为他是“细心”、“积极审题”和“理解出题者意图”的表率；
3.当然，我上面的两个例子都有些极端（但绝对真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天赋的表象都是因为这些“坏坏的小心思”。但每个孩子的学习动机都会引导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他们的天赋。有的孩子爱做难题、有的孩子擅长考试抓分、有的孩子是逻辑的完美主义者……其实每一种使用天赋的方式都有它独到的地方，每一种天赋也都有它的魅力所在。但落到数学学习上，我觉得只有能够很好平衡地使用天赋的孩子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就，因为无论是快、是做难题、是考试得高分、还是逻辑强迫症……都不是数学学习的本质。放下这些虚的东西，单纯来看一个数学问题本身，解决它，并找到其背后的原理才是关键——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学数学的境界”（有人说孩子还小，说境界太夸张了，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他们真的有）。当天赋被正确地打开以后，速度自然就快了，难题自然被攻克了，考试自然高分了，逻辑自然严谨了……我见过好几个数学的超级大牛，如果不看他取得的成就，你很难觉察出他们有多么与众不同（反正跟影视作品里的大牛形象不怎么相符吧……）他们的母亲都怀疑自己家的孩子到底有没有数学天赋——“看他上课、做题，总觉得他反应没有别人快啊……”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你想用电脑算1+1一定比计算器要慢，电脑光是打开那个程序的等待时间计算器就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你能说计算器比电脑聪明吗？其实，反应快不一定说明更聪明，可能是因为更简单。
所以，天赋这东西绝不是“有或者没有”、“高还是低”这么简单，教育者不仅要从各个角度去发掘孩子的天赋，更要深入去了解孩子在何种动机之下去发动自己的天赋，从而一方面可以多创造机会让孩子充分施展天赋（擅长的事情一定要经常做，让他更擅长）；另一方面，也要引导他们使用天赋的动机，所以表扬（及时的正反馈）的方向和时机就显得尤为重要。方向上，表扬尽量少去针对孩子先天性的属性，比如“真聪明”，多表扬孩子在这件事上的主观投入，比如“表现真努力”；时机上，及时的效果一定是最好的，好的行为发生时就应该马上给予表扬，而不是只有等到了好的结果发生时才给表扬。因为在行为上及时反馈，孩子会通过调整行为来争取表扬、避免批判；但如果老是关注结果，因为结果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孩子只会想办法去改变看待结果的方式——久而久之，孩子对待结果要么就是输不起，要么就干脆无所谓。
就像“棉花糖实验”的视频中展示的那样，自控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虽然如我上篇读书笔记里写的，好的技巧十分重要，但即便如此，它也还需要坚强的意志才能支撑。
很多人将意志力当作一种生理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劳逸结合”这个词——意志力是有限的，所以人不能一直“劳”，“劳”累了就要通过“逸”来回复意志力，从而才能又重新“劳”。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源的消耗并非一个客观的过程（打个比方，就像一共100点，做一道简单题消耗5点，做一道难题消耗10点。），而依赖于你如何看待你正在做的事情。比如，当你工作了一天已经精疲力尽时，有的人觉得只有瘫在电视机前看脑残剧才能回复精力，而有的人却觉得这时去健身房、去操场运动才算放松。因此意志力的调整，本质上是动力和注意力的改变，是心态、自我标准以及目标在发挥作用。
所以，热爱的力量，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很多父母都跟我表达过一种担忧——孩子太喜欢做XX了，我在努力压缩他做XX的时间，生怕影响了学习。我就一定会劝这样的家长：孩子的兴趣，一定要保护。如果确实影响到了学习，你可以跟孩子一起想办法如何搞好学习，而不是如何减少孩子的兴趣时间。如果确实需要减少，也必须和孩子共同决定。因为通常孩子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兴趣时间去想办法提高自己做其它事情的效率——每少磨蹭一分钟，我就能多做一分钟我爱做的事情——而这种如果-那么系统一旦运转起来，这才是孩子将受益一生的收获。更重要的是，兴趣是一个人的人格的延伸，一个个体其实就是从自己的兴趣中认出自己来，人们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时会感觉：“这才是我！我就是一个爱做XX的人！”
当莫妮卡（告诉伊内兹规则的老师）退出房间后，伊内兹马上陷入了一种痛苦中，这种痛苦伴随着的是她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以及明显可以看得出的那种不舒服感，甚至到了要落泪的地步。之后她瞥向了饼干，狠狠地盯了它们数十秒后陷入了沉思。突然，她将手伸向了按铃，但是，当她就要碰到时，突然又停了下来。她的食指小心翼翼、试探性地在按铃上徘徊，将要碰到却又不想去触碰，一次又一次，像是自己在和自己玩。之后，她又把自己的小脑袋从按铃和碟子那边转了回来，开始大笑起来，好像是在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她又把自己的小脑袋从按铃和碟子那边转了回来，开始大笑起来，好像是在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她用拳头堵住了自己的嘴，以避免自己大声咆哮，脸上洋溢着自我庆祝的笑容。所有人在观看这段影像后都为伊内兹的这种移情能力而惊叹，甚至大笑。在结束了“傻笑”后，伊内兹又继续玩弄着哪个按铃，但是现在，她开始交替着竖食指轻轻地对自己嘘声——她将食指按在紧闭的嘴唇上，小声低语着“不要，不要”以警示自己，好像这么做就可以阻止自己似的。20分钟过去了，莫妮卡“处理完事情”回来了。但是，成功后的伊内兹并没有选择立即吃掉饼干，而是得意洋洋地将两块饼干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带走了，因为她想把饼干带回家，把她的成功展示给自己的妈妈看。
这一段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结尾，当伊内兹真的通过棉花糖测试以后，她似乎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了得到两颗棉花糖的快乐。要知道她忍耐的过程并不轻松，按说她拿到两颗棉花糖后应该立马吃下才对。“她想把她的成功展示给自己的妈妈看。”也就是说，她收获到了一种超越了两颗棉花糖的奖励。显然，这个奖励不来自于实验者，而来自于伊内兹自身。对伊内兹来讲，这两颗糖不再代表那个软绵绵、甜甜的、入口即化的美味食品，而变成了一种象征，是她征服到的战利品。
在这个过程中，伊内兹深深地感到这两颗棉花糖不一定是她的，并且，它们到底属不属于她取决于她在整个过程中的选择。而她通过了自身的努力达成了愿望。
这就是掌控感。“掌控”是一种你能够自主决定自己行为的信念，这种信念让你能够去改变、成长、学习以及征服新的挑战。从生命的早期开始，一些孩子就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作是天生的，认为它们像肌肉和认知技能一样，是可以被建立和发展的，心理学家德韦克将这样的孩子称为“思想成长型理论家”；另一类孩子认为自己的能力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注定，是一种被冻结起来的固定水平：无论是聪明还是愚蠢、好还是坏、有力还是无助，它们就这样了，这样的孩子被称为“存在型理论家”。德韦克的研究表明，坚持关于自己能力无法改变的“存在型理论家”们会在学校功课变得日益具有挑战性时感到愈加困难。在美国，尤其是从小学升到初中后，许多学校会突然关注学生的成绩而不再是进行鼓励性教育。学校从单纯地让学生简单快乐转变为严格要求，伴随着又多又难的作业和相互竞争的同学。德韦克发现，在新的学校环境里，在高压和失败的威胁之下，那些认为自己的能力已被固定的学生的成绩很快就开始下降，在初中的两年间会越来越差。相反，有成长思维倾向的学生在这两年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这两组学生在刚进初中时的学校成绩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但到初中毕业时，两组间却有了明显的鸿沟。
当然，这种掌控感绝不是与生俱来了，婴儿时期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状态给婴儿一种“全能感”的世界观，肚子告诉他感到饿了——激素指挥他哭泣——接着食物自动就到了嘴边，整个过程并没有任何意外的发生，婴儿不会感到食物是通过他自身的努力而得到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有意识的选择行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伴随着冷系统（认知性的、反省的、更慢的、需要意志付出努力的系统）的不断发育，孩子才慢慢感知到自己有一种可以控制自己热系统（情感上的、反射性的、无意识的系统）的东西存在，并非我饿了就一定要哭泣——即使我感到想哭。这种掌控感让孩子觉得很新鲜。
当然，仅仅是很新鲜，孩子并不一定会喜欢它，除非它让自己获利。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孩子习惯从自身的掌控感中获利以后，它甚至都不再关注获利（看看伊内兹吧！），而是喜欢这种掌控感本身了——这就是“我爱自由”这种口号的来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当领导的人一旦尝到了权力带来的利益，他就会爱上这种权力本身，即使在没有利益的时候。这就是教育者需要有意识去干预的原因。孩子一旦有了掌控感，教育才能在具体的场景下展开，教育者需要做的只是跟孩子反复确认目标，共同探讨实现方式，并在执行时给予孩子需要的帮助即可。
我记得我高一下学期的时候，连续两次月考创了自己的新低，其中后一次还跌出了年级前50，班主任也跟我父母告状，说我中午总是跟同学打牌，还听说我平时晚上总跟同学打电话，作业也不认真啥的。后来我爸也来问我，准备教育教育我（老师建议的……）。我直接就打断了他：“我知道问题在哪，我觉得我目前的状态在我掌控之内。你不用担心。”我爸也只好说：“行吧，那我相信你。”之后我就停掉了中午的打牌活动，改为做做题补补之前没咋上心的物理+睡个午觉。期末恰好赶上物理超难，一大半不及格加全班上80分的只有两个，我考了全年级最高分93分，在一大堆我不擅长的文科算入总分的前提下还考了年级第五。好的结果更加正向反馈了我的掌控感，帮助我在未来更自信地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
很多控制欲过强的家长，总是抢夺孩子做选择的机会，导致孩子对自己毫无掌控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家长：为啥你学XX总是学不好？
孩子：怪我咯？（甚至是——谁要你让我学的呢？）
孩子根本不觉得发生任何结果真的和他有关系。更可怕的是，连有的家长都会这么觉得。很多家长为孩子安排学习、生活时从来不问孩子怎么看，只问老师、其它家长，或是求助各类育儿宝典。他们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家孩子不想事。”“我家孩子没主见。”“他什么都不在意，我要是不管他他啥都不会干。”
近年来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知识就是力量项目”）学校受到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被美国政府和教育界大咖们反复传。其实之前美国的快乐教育就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对其的误读让这种影响是弊大于利的。就连美国教育自身都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公立校中小学教育的问题，KIPP其实在创立之初就大量引进了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所以KIPP学校的教育体系应该是美国教育中最和中国国情联系紧密的一种美国教育体系了。KIPP学校最主要的教学目标就是把孩子们都送进大学——听起来是不是就很亲切呢？但即便应试导向明显，但通过KIPP的学习出来的孩子们谈到自己当年的收获，却远不仅仅是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5岁从厄瓜多尔移民美国的乔治在附近的公立学校读了4年书，混乱的公立学校管理让时不时就跟同学打架的他甚至都懒得去尝试改变。9岁，他意外被选中进入到KIPP学习——KIPP能辐射的人数十分有限，能进去的孩子确实跟中彩票差不多。若干年后，当乔治回首在KIPP的岁月时，他不禁感叹道：“是KIPP拯救了他。”
“我人生中第一明确地知道凡事都有后果。为了我能做好每一件事，他们不断用积极心理去强化一种意识：当你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好事情就会发生；当你把事情做坏了的时候，坏事情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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