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能心静即身凉，是一种哲学，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足以让我们深思的人生态度。
李白的《夏日山中》在他诸多的传世佳作中算不上脍炙人口，但从了解诗仙真实形象的角度，《夏日山中》应属诗仙真性情无矫饰的本色出场，所谓返璞归真。诗中李白消夏的情形是这样的：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诗中有画（当然画面有些不忍直视）：袒胸露腹的诗仙躺在树荫底下，懒洋洋地挥着羽扇，头巾之类的饰品胡乱挂在石壁上——浑然一副不再接受人间拘束的形象。有人说魏晋遗风犹在，我觉得叫“剪径赤松林”也未尝不可。如果把属于知识阶层标配的羽扇换作朴刀板斧，画面就能很自然地切换到“水浒”：哪里还有什么诗仙太白？林间分明横着一赤条条剪径大道耳！
没有空调设备的古人如何消夏？这的确是个问题。对此最有心得的可能是白居易，白老爷子有心归纳“白氏消夏法”，一首《何处堪避暑》其实是可以作为古人“消夏指导手册”的。譬如消夏的地方可选林间或者非阳光直射的高楼（何处堪避暑，林间背日楼），或者水面随风而行的舟上（何处好追凉，池上随风舟）。既然消夏避暑，还须保持恬淡的心境，一般表现为：睡到自然醒，饿了便吃饭，饱了再去玩，累了睡一觉，醒了来碗茶（日高饥始食，食竟饱还游。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还不过瘾的话，那就把袜子脱了，把脚丫子放进溪流里；把头巾也解了，让山风拂过稀疏的头顶（脱袜闲濯足，解巾快搔头），消夏至此，才是真正的享受啊（从心至百骸，无一不自由）！
幸福总是相似的，想来也包括山中消夏。清代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记录自己山中消夏的三年美好时光，事后怅然写道：“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今欲续之，求为闰余而不可得矣。伤哉！”考察李渔的山中消夏，会发现与李白、白居易的消夏基本属于同题作业。李白属自拍摄影作品，白居易是多幕剧编剧，李渔则既是编导还是演员，并且在场景中加戏，譬如“裸着身体躲在荷花丛里跟妻女们捉迷藏”。《闲情偶寄·颐养部》中的描述是：“……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这场面即使现在听来，也有凉风袭来心旷神怡的会意，果然是“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
暂不说李渔消夏的体验，也不必夸大白老爷子消夏指导手册的作用，朝阴凉处走大概率是诗人们本能的心之所向。譬如陆游往山里去，山中有农事的野趣：城市方炎热，村墟乃尔凉。拂窗桐叶下，绕舍稻花香。（《六七月山中凉甚，戴复古往庙里走，庙里有出尘的清静：万松深处坐，六月午时凉。《慧力寺避暑》）杨万里是躲到乡下去，乡下有独到的风景：晴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桑茶坑道中》）。
话说古人消夏，无论是山中林下，还是庙里乡村，此番种种，明朝诗人王鏊概括为：“信是人间无暑地，我来消夏又消闲（《消夏湾》）”。究其实质，消夏是末，消闲为本。诗中那些儒佛老庄皆为我用的“我”们，消夏纳凉是形而下的表征，消闲修心才是形而上的至道。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十年的夏天拜访恒寂禅师后，得出“但能心静即身凉（《苦热题恒寂师禅室》”的结论，他在《销暑》诗里总结消夏的“心法”：关键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关乎心在何处！如果心除物役，那么暑热自消（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这或许是消夏的最高境界，身心的愉悦已经超越寻常的器物层面，进入更高的维度空间（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当然，此时白居易所说、古诗人所求，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消夏避暑。但能心静即身凉，是一种哲学，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足以让我们深思的人生态度了。
（鲁北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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