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吸引全世界关注的芬兰基本收入实验虎头蛇尾地结束了。这个结局并不意外：早在八个月前已有报道称这个实验项目被取消了。（事实上，政府已经宣布将不会继续扩展这个项目。）
从2017年1月到2018年12月，芬兰社会保障局Kela为两千失业人口每月无条件地发放560欧元（约640美元）。其仅有的要求是，参与者的年龄须在25岁到58岁之间，而且他们必须是最低水平的失业保险的接受者。如果他们在整个实验期间的两年内一直找不到工作，或者在2017年1月2日前找到工作，他们也将继续在每月收到这笔钱。（虽然这两千个参与者的行为数据正在被审阅，尚未发布，初步数据表明大多数参与者最终和控制变量组的工作状况相当）
一年后的现在，是时候来回顾和分析这个大胆的政策实验。芬兰的基本收入项目是全球第一个由先进工业国在国家范围内实行的随机控制实验。它尝试将无条件基本收入（虽然是部分而非全民的）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许多和基本收入有关的实验，旨在让救济更有针对性、更高效。历史上最接近芬兰实验的先例是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北美进行的。1968年到1982年，美国在四个州和地方实行了负所得税(NIT)。在70年代，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也进行了基本收入实验。
在美国，其中一些实验取得了成功，这使得基本收入的理念受到人们的欢迎。于是尼克松总统通过他的家庭援助计划提出了负所得税（译者注：收入低于一定量的人不必纳税，而是从国家获得津贴）的可能性。（不过由于计划受到来自多方的强烈反对，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提议）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总的来说，这些北美的实验和芬兰的实验经历了相同的设计难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到1985年，所有这些实验已经画上句号，政治经济气候也转向削减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
芬兰这项两年的实验承诺要将基本收入带入社会主流。然而最终它迎来了和许多先例相似的命运。在2019年前半年，芬兰政府中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分析这两年来的数据，研究发现也将被公布。然而过去这一年对芬兰和全世界的基本收入倡导者来说都是艰难的一年。尽管社会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试图发掘这项已然破产的实验的意义，我们依然需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基本收入实验在芬兰失败了？
基本收入的一些历史
要理解基本收入实验是如何失败的，我们可以从历史背景入手。虽然基本收入在今天是一个流行的理念，受到硅谷巨头和美国总统候选人Andrew Yang的青睐，它在芬兰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芬兰主流政党四十年来一直在谈论基本收入。在以前，它被称为公民工资或公民收入。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开始，芬兰四个最大政党中的两个——绿党和中间党——开始讨论这个想法。这些认真的讨论推动成立了一个由所有主要政党和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工作组，以起草一本有关芬兰基本收入的可能性的书。书的标题是《基本收入：公民工资》（Basic Income: Citizen’s Salary），于1992年发行。
可惜的是，在1990年代，芬兰陷入了上个世纪以来最深远的经济衰退之一，因此当时并不是一个讨论激进支出计划的好时机。像那个时期西方大多数的国家一样，芬兰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采取紧缩措施来解决其衰退危机。早期工作小组的成员扬·奥托·安德森（Jan Otto Andersson）也是芬兰最忠实的基本收入倡导者之一，认为1990年代的这一经历凸显了基本收入的最大挑战之一：“当时机成熟时，人们会说，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工作云云；然后当发生严重的危机时，比如1990年代的危机，人们会说，我们没有钱，负担不起额外的支出。”
芬兰最终从1990年代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于是渐渐地，基本收入的政策理念重新流行起来，特别是在绿党内部。在2007年议会选举前，绿党委托社会科学家佩蒂·洪卡宁（(Pertti Honkanen)设计了基本收入的议案。有人希望这将成为基本收入在芬兰萌芽的时刻。但人们可以料到，同样故事重演了：随着2007-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个概念又逐渐被淡忘。
在那八年之后，芬兰继续从这场灾难中艰难地恢复着。受欧元使用、对俄罗斯的国际贸易制裁（俄罗斯是芬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以及诺基亚破产的影响，芬兰在2014年的失业率仍然为8.7％。作为参考，美国的失业率降至了6.7％，而在芬兰的一些邻国，如挪威（3.5％）和丹麦（6.6％），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为了回应经济停滞带来的情绪，芬兰的中间党参加了2015年的选举，并承诺将实行基本收入实验。2015年4月，中间党在选举中获胜，基本收入实验于2017年1月启动，但到2018年4月，政府已经决定不再继续这个实验。
在短短的三年内，这项长期存在理念为何会逐渐让人心灰意冷？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来回答。然而其中有三个重要的主题凸显出来：党派政治、官僚主义的掣肘以及社会规范对福利制度“有条件性”的要求。
芬兰的政治
2019年芬兰议会各政党席位划分
芬兰政治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多党议会制。在四到五个主要政党之间，几乎不可能有一个政党能赢得绝对多数。例如，当中间党在2015年的大选中”胜出“时，他们仅赢得了超过21％的选票。这种模式，即第一党只赢得20％至25％的选票，在过去20年的芬兰大选中一以贯之。
其结果是，每次议会选举都形成了联合政府。有时联盟的组建带来了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惊人的合作伙伴关系。例如，在1995年至2003年之间，芬兰联盟政府由中立偏右的民族联合党（NCP），自由派的社会民主党（SDP）和社会主义的左翼联盟党组成。总的来说，芬兰人会指出，他们的选举制度在主要政党之间培养了妥协的文化。
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妥协和联盟的政治文化，不同政党之间仍然存在非常深的意识形态差异。中间党（前身为农业联盟）代表芬兰许多农民和农村的利益。由于农村地区的收入相对较低且经常波动，中间党在社会福利计划中通常支持普遍的统一价格福利，而不是更多地基于收入或者就业的福利。
相比之下，与工会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和代表传统自由市场原则的右翼民族联合党都强调他们对“工作文化”的支持，并寻求加强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计划。
设计芬兰基本收入实验的研究小组负责人奥利·坎加斯(Olli Kangas)描述了这种工农分歧在养老金问题上的历史影响，以及它如何继续影响当今的政治：“我们拥有如今这种由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管理的收入养老金，是因为1937年通过的第一部国家养老金法中规定，养老金是完全根据每个人自己贡献的多少而获得的。它的用意是，每个人将其收入的2％投入他们的养老金储备，然后他们将根据这个储备的多少获得养老金，因此它是一个完全基于贡献和储备量的福利体系。但是在1956年，议会决定改革整个体系，将所有这些供款的资金按固定比例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城市中的工会和工人、上班族代表认为这是把收入从他们的口袋转移到农村，因为农村的大部分农民几乎没有投入多少金额。工会再也不会依靠农民了。”
由于这样的政治史，普遍的统一价格福利与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之间的分歧成为了芬兰体制中的核心张力。它在许多政策辩论中都发挥着影响（例如育儿津贴，失业保险，养老金等）。同样，这一特征也左右着围绕基本收入展开的政治辩论。在本质上，中间党是将基本收入作为另一项普遍的统一价格福利，认为这将促进所有芬兰人的就业，而社会民主党则认为它是在削弱以收入为基础的失业保险制度。
正如社会保障被称为美国政治的“第三轨”一样，有时人们也认为以收入为基础的失业救济金制度在芬兰同样是不可触动的。这些救济金是由工会和雇主协会收集管理的，其中工会代表了十分之七的芬兰工人。奥利·坎加斯（Olli Kangas）表示，工会也许是芬兰政治中最具影响力的声音。
公平地讲，工会对这项实验的反对意见是从经济的考量出发的。工会联合会(SAK)的首席经济学家伊尔卡·考克兰塔(Ilkka Kaukoranta)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这个实验的问题在于成本。在国家层面上实施这个计划将使政府的预算赤字增加GDP的约5％。实验没有提出任何增加税收的计划，而是仅仅引入了新的救济金，因此它无疑是一笔高昂的开销。一般更现实的做法是把基本收入与增加税收相结合，而这就是另一个模型了。我担心这种经济上可行的基本收入模型实际上会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因为它的税率会更高，比起现行的制度它会让工作更没有吸引力。这和许多主张基本收入的人的观点相反。
对中间党来说更糟的是，阻碍基本收入实现的障碍不仅来自反对党，而且还来自联合政府内部的派系。
在2015年选举之后，中间党与民族联合党(NCP)和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组建了联盟。按照芬兰的惯例，因为民族联合党排在第二位，他们可以委任财政部长，这被认为是继总理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职位。
在计划实验期间，民族联合党成员佩特里·奥波（Petteri Orpo），同时也是财政部长，是基本收入实验的激烈批评者，他利用他在内阁中的职位破坏了实验。前面提到，考库兰塔（Kaukoranta）对基本收入项目的主要批评是它不进行任何增税。芬兰智囊团Tänk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总理办公室的芬兰实验工作组资深专家马库斯·卡内尔瓦（Markus Kanerva）推测：“我认为(他们在实验中没有征税的原因是)税务部门对这项实验没有一丁点兴趣。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财政部长来自民族联合党，他们与基本收入的主意根本没有多大利害关系。”
在左右两边的攻击下，中间党意识到坚持这一有争议的实验变得越来越困难，并最终决定放弃它。
2019年芬兰议会选举（各选区获得最多票数的政党分布图）
官僚机构
虽然政治方面的因素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政策的成败，但在这个例子里，官僚机构的作用同样显著。有两个主要的限制存在于行政设计和政策实施中：仓促的时间和有限的预算。
时间不够
Kela的变更管理总监兼实施基本收入实验的负责人马尤卡·图伦尼(Marjukka Turunen)解释，在规定给研究和实施小组的时间表内完成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时间，因为基本收入实验的决定是2016年5月作出的，而实验必须在2017年初开始。我们只有几个月时间，因为之后实验的提案还要经过议会长时间的审核。在议会的暑假之后，有关部门在10月把相关法规提交给议会，之后经过议会程序。议会通过后，总统在12月同意了这一决定，于是在12月我们公布了实验的决定。实验是从2017年1月1日开始的。”
在中间党新政府组建后的头18个月，他们失去了声望和民意测验中的支持，于是它试图通过基本收入实验来获得政治上的成功。然而由于上述的政党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主要官僚机构领导人的反对，即使是很小的实验实行起来也相当困难。
赫尔辛基大学的社会科学家海基·希拉莫(Heikki Hiilamo)曾申请担任研究设计团队的领导者，不过回顾整个实验的进展状况，他很高兴自己没有被选中：“实际上我写了一个很有竞争力的提案，但它没被选中。不过最终我对此很欣慰，因为实验实施起来涉及太多工作，在公务员那里存在很多阻力。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项目。”
之前提到，财政部（因此也就是税务部门）的负责人佩特里·奥尔波，作为基本收入项目的批评者，发挥职位的影响力，阻碍坎加斯及其设计团队把增税纳入实验中去。有些人认为整个实验是徒劳的，因为不存在这样一个税收结构来支撑资金。
但官僚制度中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奥波一个人。2016年8月，在规划开始的四个月后以及实验开始的五个月前，社会事务和卫生部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汉娜·曼泰莱（Hanna Mäntylä）卸任部长，由皮尔科·马蒂拉（Pirkko Mattila）接任。坎加斯解释说，即将离任的部长曼泰莱支持这项实验，说”她对这项实验非常感兴趣，经常会打电话问我进展状况。我与她有着很愉快的工作关系。”但坎加斯补充道：“她被解雇了，被其他对实验完全不感兴趣的人[皮尔科·马蒂拉（Pirkko Mattila）]取代。少了两个内阁关键成员的支持，坎加斯、图伦尼和整个设计团队在时间上多了更多的障碍。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来自管理机构的反对意见，坎加斯、图伦尼与实验团队还是一起工作，并经常工作到深夜，并利用周末与暑假，最终赶在截止时间点上完成了所有工作。坎加斯解释说：“法律审核程序从2016年12月开始。我对宪法委员会能批准它并没有信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实验。不过他们最终批准了。在圣诞节之后，总统在12月28日左右公布了实验计划，三四天之后，一切就开始了。”
匆忙的过程必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小组可能会探索更多的政策设计方案，总理办公室可能会扩大预算（后面会提到），与财政部长的协商可能会在税收上予以支持，政党间可能会建立更有力的合作关系来支持这项实验。然而事实是：总理办公室所规定的八个月的准备期让这些最终都没能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各方都认为这项实验并不完美，而这种普遍的失望似乎加剧了项目最终的破产。
资金不足
除了时间紧迫，总理办公室为实验预算分配的资金也少之又少。坎加斯提到，他希望实验对象的样本可以有大约一万人，但有限的预算使之没能实现。最初，这一项目还计划进行多个实验，使用不同年龄、就业状况、教育水平，和其他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对照组。更大的样本量和不同的人口群体的引入，旨在更全面地把握基本收入将如何与芬兰经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相互作用。
但是正如坎加斯的解释，总理办公室分配的有限预算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我们曾计划过不同级别的基本收入，然后将不同的收税与这些不同的级别联系起来。我们也计划把全国范围内的随机抽样与地方实验结合起来。但是有几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财务限制。我们只有两千万欧元，所以我们不得不减少抽样人数。”
总理办公室拒绝扩大预算，并要求坎加斯遵守原来的时间安排。这迫使坎加斯和他的研究小组设计出一个并不理想的社科实验。研究小组必须将实验对象的范围限制到两千人，而不是一个包括了几种不同人口和就业状况的一万人的样本。
坎加斯和他的小组选择出25岁到58岁之间的失业者来测试基本收入。首先，社会保障局Kela已经掌握了有关失业人员的管理信息，这让收集和跟进他们的情况更加容易。
其次，所选择的失业者是总失业人口中的一个特定部分。特别是，他们没有从工会那里获得与收入相联系的失业救济金，而是在领取Kela发放的基本失业救济金。基本失业救济金是芬兰最低级别的失业保险金，其平均金额与基本收入的金额相当。除了行政上的便利外，这一设计还满足了宪法上关于公平的考虑。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间党试图通过这种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激励失业人群的就业。政府希望激励那些完成学业后陷入失业的年轻人以及长期失业的人。这两类人群所获得的都是最低水平的失业救济金，因此，用基本收入取代基本失业救济金与总理的实验目标相一致。
有限的预算也限制了该计划可以提供的救济金规模。尽管有些支持者希望实验能测试全额基本收入(full basic income, 每月超过1000欧元），但现实是，由于受到预算限制，研究团队只能将全额基本收入提供给很少的人，这一样本过小，即使有潜在的研究发现也不会产生任何统计学意义。（有些人担心甚至这个两千名参与者的样本也不足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为了保持方法论上的可行性，研究小组最后选择了部分基本收入(partial basic income)。马库斯·卡内尔瓦(Markus Kanerva)补充说：“实际上选择部分基本收入相对容易。全额基本收入不甚可行，因为它过于昂贵，政府总共给了我们2000万欧元，为期两年，因此我们如果提供高收入额就会使样本规模进一步受到限制。另外，政府还要求测试的实验模型不受预算的影响，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得不把它降低为部分基本收入，而部分基本收入的金额等于[失业者]现在领取的最低金额的失业救济金，这样人们得到的收入才不会减少。”
有限的时间和预算——这些官僚制度中存在的掣肘可能不会像党派政治那样被讨论得那么多，但它们对实验的破坏同样严重。
社会规范
实验失败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最根本的，那就是基本收入所基于的公平理论。无论是以“人口津贴”的形式（译者注：根据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等发放的津贴）还是负所得税的形式，基本收入的核心在于它主张无论一个人的生活状况、行为和个人特征如何，其都有权获得一定数量的钱。
许多基本收入的支持者都提到它能够确保我们“说不的权利“。同样，有些倡导者说基本收入是一种”去商品化“的实践。这两种说法都强调了基本收入的本质，也就是让个体有权利选择不参与领薪工作，同时也能够获得经济上的收益。持这种观点的理由，也就是最终吸引人们支持基本收入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
学界的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可能是最出名的基本收入呼吁者。他的理由是哲学层面的。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为每个人提供生存所需的资源，而不论其是否选择工作。另一些人支持基本收入则是因为它承认整个经济中每天都在发生的无偿劳动。包括改革派和女权主义者在内的一些人指出，市场经济未能承认（即补偿）所有形式的劳动。尽管市场通过雇佣劳动有效地酬报了许多类型的活动，但其他重要的任务（例如看护、育儿、社区志愿服务等）尽管同样有价值，却并没有得到报酬。
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的著作《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已被设定为政府正式补偿人们日常劳动行为的一种方式。对于其他人来说，它的合理性则与自动化和全球化带给人的不稳定感有关。有一些书和智库的报告表明，在不远的将来，领薪工作可能无法为人们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而基本收入可以作为经济分配的另一种形式。
上述的三种观点在全球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但在芬兰的讨论中却几乎是缺失的。坦佩雷大学(Tampere University)的博士生乔安娜·珀基(Johanna Perkiö)研究了芬兰基本收入辩论中使用的不同修辞框架。她解释说：“我认为我最新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之后，基本收入的表述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衰退之前，基本收入像其他芬兰的政治问题一样，是以“平等权利与普遍主义”的思路展开讨论的。
然而，1990年代标志着芬兰发生了较大的政治转变，这种转变改变了基本收入争论的性质。用珀基（Perkiö）的话来说，“基本收入被一种激活(activation)的理念重新表达，它将刺激人们参与低薪或临时工作。”自1990年代以来，支持基本收入的议员们着重强调它能让劳有所得。这一特定的表述框架是中间党在2015年大选期间所论述的实验的动机：它测试基本收入是否能克服官僚主义和微薄的奖励刺激等问题，并促使失业者重拾工作。
尽管官方给出的基本收入实验的理由是促进就业，许多实验的批评者认为它只会鼓励人们变懒，待在家里打游戏。芬兰国会的民族联合党议员约翰·瓦尔蒂艾宁(Juhana Vartiainen) 出于多种原因一直是基本收入的直接反对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条件。他称这个实验“偏离了我们党和芬兰社会民主党对工作伦理的重视”。
将接受基本收入的人描述为懒惰者且不配得到这笔钱是对基本收入观念久经考验的一类攻击。正是这种在修辞上对于穷人配得与不配得的区分，让美国与加拿大的基本收入反对者推动1960年代和70年代的实验走向衰落。
马库斯·坎纳尔瓦（Markus Kanerva）虽然不是基本收入的批评者，但他理解为什么有些芬兰人会不愿意签署基于无条件给予的政策。“全民基本收入将是一个无条件的制度。但这违反了一般人的道德观念。他们认为要得到一定的利益你必须得做些什么，所以他们最近在讨论如何使用这些激活的模型来鼓励穷人做一些事情。”
坎纳尔瓦的观点引起了许多人自然而然的共鸣。社会学家何塞·诺格拉（Jose Noguera）和于尔根·德·维斯佩拉尔（Jurgen De Wispelaere）研究了互惠原则(reciprocity)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他们指出，基本收入要克服的最困难的挑战之一就是所谓的“心理可行性”。从本质上讲，他们强调大多数社会保障体系的项目是在互惠准则下运作的，也就是只要人们合理地相信这些福利的接受者在努力找工作，并最终回报于这一体系，他们是愿意为这些项目纳税的。由于基本收入并未将这一要求强加于接受者，建立支持可能非常困难，因为它违反了互惠原则。
即使在最为民主进步的国家中，是否值得的问题和公平问题也处于有关福利国家的辩论的中心。实际上，正是在这些北欧国家中，这些辩论最为激烈。许多北欧福利国家是在充分就业的计划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好处应该在工作中获得的原因，尤其是失业保险和退休金。
因此在这些国家，随着就业率下降和长期失业变得越来越普遍，有条件的福利方案成为维持传统北欧模式的一种解决方案。工作一直是芬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原则，因此，在涉及到互惠的问题时，基本收入在芬兰尤其艰难。
许多基本收入的反对者认为，要解决失业问题，芬兰需要充分利用互惠传统的长处，朝着更多的条件而不是更少条件的方向发展。瓦尔蒂艾宁（Vartiainen）表示：“我们的替代方案是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标准，就比如我们和其他北欧国家比，有很高的失业救济金。但在那种情况下，它必须是根据收入调查结果而定的，是有条件的，是工作福利制的。这也是丹麦的做法。”
这种互惠准则在芬兰的盛行，以及中间党支持率的下降，导致政府政策出现了180度转变。2017年12月，就在基本收入实验刚进行的12个月后，政府推出了对失业救济金制度的变更——而这正是基本收入旨在取代的救济金计划。这除了给实验带来方法上的挑战外，还标志着政府向有条件福利方案的巨大转变。这些改革（被称为激活模型）要求失业者为找到工作付出更多的努力，否则他们的福利就会被大幅度削减。
如果基本收入实验还可以说是引导失业者就业的胡萝卜，激活模型则更像是棍棒。
尽管伊尔卡·考库兰塔（Ilkka Kaukoranta）反对激活模式，但他强调经济状况调查与有条件性在未来的社会保障改革中的重要性：“我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确保高就业水平，这也就意味着要通过设置条件来以柔和而坚定的方式推动人们前进。”
由此可见，当基本收入倡导者试图为芬兰制定下一步战略时，处理与有条件性相关的问题对于将来实验的成功至关重要。
芬兰基本收入的未来
2018年12月31日，芬兰基本收入实验正式结束。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将用于分析数据，寻求项目对参与者影响的有关结论。尽管使用适当严谨的方法来收集和评估所有数据需要花费时间，但是一些早期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实验的一些影响。
2019年2月，芬兰社会保障局Kela举行了基本收入实验结束后的首次公开论坛。活动对实验的主要总结包括（1）在实验的第一年，基本收入似乎对就业没有影响；（2）参与者确实报告他们的整体的幸福感有所提升（例如，基本收入接受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更为乐观，并且他们的压力水平低于对照组。重要的是，就业结果数据有着一年的滞后，所以直到2020年才能获得对实验在第二年对就业的潜在影响有所了解。
大约两个月后，Kela举行了一个后续论坛，讨论了更多的研究发现。在这第二轮的公布中，Kela表明，基本收入的接受者不大容易对当前的财务状况感到不安，只有39％的基本收入接受者觉得很难或非常难达到相当于基本收入的收入水平，而对照组的数据为49％。此外，这些结果还表明，实验组中的参与者对他人和社会制度的信任度更高。
尽管该实验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试图利用这些发现来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但Kela的研究人员很快强调这些结果还尚属初步。实验对就业和幸福感影响的相关评估将持续到2019年，最终报告预计在2020年春季发布。
2019年4月，芬兰举行了议会选举，其结果大部分与大多数专家的预测相符。尤哈·西皮拉（JuhaSipilä）的中间党失去了18个席位，在拥有200名成员的议会中以31个席位排名第四。排名前三的政党是赢得四十个席位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三十九个席位的芬兰人党和赢得三十八个席位的民族联合党。社会民主党和中间党联合一些较小的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安蒂·林内（Antti Rinne）担任总理，中间党的米卡·林蒂拉（Mika Lintilä）担任财政部长。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芬兰近期似乎不可能再次尝试基本收入。
塑造社会保障改革
尽管新的一年不会再发布官方调查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收入实验将从芬兰关于社会保障改革的讨论中消失。相反，许多专家期待它在政治辩论中发挥关键作用。
前中间党政治家，现任芬兰中央银行行长奥利·雷恩（Olli Rehn）表示：“我认为，下一届议会应将重点转移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改革。实际上，基本收入实验是一个有用的试点研究。
现在我们应该重点研究经济合作组织的有关分析和英国的通用福利制度。” 雷恩的评论切中了要害，因为大多数芬兰专家都把基本收入纳入到有关芬兰社会保障的更大的讨论中。实验的结果将有助于为这一讨论提供参考，但最终，基本收入将会被忽略，而其他模型（例如，通用福利）则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在2018年春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代表来到芬兰，介绍了他们通过微观模拟的福利模型收集到的研究结果。这一模型结合了芬兰基本收入实验和通用福利计划。他们的模型表明，按照实验设计，基本收入将增加芬兰的贫困状况，而以英国模型为基础的通用福利计划将减少贫困。
通用福利的概念由于在英国等地的使用而变得出名。它提倡给个体提供高水平的福利金。然而它是通过结合几个现有的补助金（包括住房福利）来实现的，并且它是有条件的。前财政部长奥尔波（Orpo）先前表示，他有兴趣尝试这种通用福利。除了奥尔波的支持，学者们还表示他们希望通用福利成为下一步的计划。海基·希拉莫（Heikki Hiilamo）推测道：“我认为在芬兰有望引入通用福利系统。”
另一个可能性是芬兰人将遵循1960年代在美国的实验，尝试负所得税（NIT）。在2016年的最初设计期间，坎加斯和他的团队确实将负所得税视为可行的潜在模型。坎加斯解释说：“我们放弃了负所得税是因为目前国家没有适当的收入登记系统。为了让这种模型发挥作用，我们需要获得至少每月一次或每周一次的收入信息更新，但是现在这些信息的录取是一年一次。这样的数据对于负所得税的实验来说太过粗糙了。”
尽管芬兰税务机关在实验时没有收集这些信息的技术，但他们将推出一个国民收入登记簿，以提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所需要的准确的、最新的收入信息。一些基本的收入支持者认为这一发展可能为芬兰提供另一个尝试负所得税的机会。
所有这些方向似乎都是可能的，而基本收入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府的组成、该实验的最终报告结论，以及接下来几年里关于社会保障的辩论。
本文译自
https://jacobinmag.com/2019/12/basic-income-finland-experiment-k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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