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老布什
11月30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去世，享年94岁。
老布什曾于1974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1988年—1992年，任总统期间，亲历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本文摘自《布什自传》（周树春、陈铭、陈亚平译，陈耕涛校，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六章，内容是老布什有关中国的回忆。
我的前任戴维·布鲁斯在任时，他不过是一个美国的观察员，联绍处只是美国在北京外交舞台的联络点。他认为，由于美中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这里的一切工作都应以低调的方式进行。
显而易见，基辛格赞成这种观点。当得知我是放弃了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职位来北京时，他感到迷惑不解。他说， “以后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工作，但是总的来说，你会感到极为单调、枯燥无味。”从中国当局对驻京使团的限制来看，这种观点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是有道理的。我研究了工作限度以及潜力，重新确定了美国联络处应有的“正常”条件。
联络处大院地处北京的使馆区，建筑风格很象2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建筑。一条夕阳大道，半西班牙风格，半东方色彩，两名身着绿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守卫着大门。
院内是领事馆的办公楼，旁边便是联络处头头的住宅。房子宽敞明亮。会客厅和餐厅设在楼下，我们的卧室在楼上。
这里有6个服务员；包括两个厨师、两个侍者，两个打扫卫生的妇女。王先生是他们的组长，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讨人喜欢，但严守纪律。孙先生是我们的大厨师，据说他是北京最优秀的烹饪大师之一。
其他的使馆并不象我们这样幸运。有位大使夫人经常向中国礼宾司抱怨他们的厨师不行。最终，中国人才很不情愿地把那个厨师调定了。过了好几个星期，未见新厨师上任，大使夫人只得亲自上灶。
使团的主任配给一辆克莱斯勒轿车。最初，巴巴拉和我出门时使用这辆车。但一个月后，我打破了驻京美国使节行事的常规模式。这算不上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但它将证明，基辛格所谓我的新工作将是枯燥无味的预言错了。
我想，我为什么不能象中国人那样骑车到处逛呢?当我的母亲来京度圣诞节时，王先生对我说，他的朋友们都知道“和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的布什两口子”。
图：当年老布什夫妇在北京骑自行车
1974年，巴巴拉和我在结婚后的几十年中第一次不在一起过圣诞节。她回家去和还在念书的孩子们团聚。不过我在北京也不是独身一人。母亲和姨妈玛乔里·克莱门特来京访问。圣诞节那天，我们去了教堂，后来就骑自行车绕着使馆区转，还拜访了英国大使特德·尤德。
……
母亲离京前对服务员的头头壬先生说，非常感谢他们为她和玛乔里姨妈所做的一切，她们的访问很愉快。时逢圣诞节，她要给王和他的同事送一点小礼品。母亲特意解释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王说。 “不，谢谢你。”母亲一再坚持，以为他仅仅是客气而已。但王仍然谢绝，怎么说也不动摇。
美国联络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在毛的中国，人们在工作中接受任何馈赠，都会被视为是资产阶级一套，甚至更糟。如果王接受礼品，那么他就要冒风险。严格的革命教条支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假如他从外国人手里接受礼物，那么他不得不在街道召开的“斗私”会上承认错误。
听了这个解释，我点了点头，似乎懂了。其实我没真懂，起码不完全懂。我们后来发现，不收礼品的规矩是可以绕过去的。只要我们详细说明，礼品是“给你工作用的”，那么王和他的同伴就会接受。东方与西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不同习惯产生了各种困难的局面。在我住在中国的日子里，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或者说，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就是这样。
布什夫妇骑车逛街，这冲破了北京外国使馆区的封闭圈。然而，不能接触中国官员，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其他外交使节至少能在各国的国庆招待会见到这些官员。某些中国政府官员总会在社交场合上出现。
戴维·布鲁斯从不参加这样的招待会。他从不以正式的外交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严格地以美国驻华联络官的角色行事。但是，我认为回避这些场合，就会使我们失去在北京露面的机会。因此我采取了接受各国使馆国庆节活动邀请的政策。
图：老布什、芭芭拉夫妇和两个儿子小布什、杰布·布什在一起
我们接受的第一个邀请是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发出的。当我和霍德里奇迈进大厅时，热烈交谈的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美国人出现在北京举行的外交招待会上！但一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外交上的冰冻巳被打破，我们参加这类活动逐渐成为例行公事。
亨利·基辛格对我活跃的外交活动评价不高。他曾对我说，“他们是否喜欢你，这无关紧要。”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在北京，我不想参加为了提高个人名望的比赛，而是希望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去了解中国人，同时也让他们了解美国人。基辛格及所有的人都明白，私人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的价值。不正是由于他同埃及总统萨达特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才消除了中东不信任的障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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