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阵子，微信朋友圈被一则题为《哈佛医生来上海做了8台手术，中国医生为何汗颜？》的文章刷屏了。文章的大致内容是，哈佛的顶尖手术团队来上海进行手术示范交流，却从手术规范、过程管理、人文护理等多个层面，好好地给中国医护人员上了一课。
其实，这是一则发生在2003年的旧闻，发表在当时的《新民周刊》上。仅从这则新闻这次的传播路径可以看出，它是在为一家出国医疗机构“背书”。但抛开这点不谈，一则老新闻能传得这么火热，一定是有土壤的。
笔者想根据自己的经历，及对国内外医疗的了解，从以下4个方面说说。
国内医生“专业主义”仍待提高
这则新闻里的哈佛医生，他们身上的特点就包括工作作风极端严谨、管理机制十分严格、追求“零缺陷”的工作追求、以人为本的细节体现。在为这些目标而追求时，所付诸实施的医疗行为，就是专业主义的体现。
笔者也曾参观过美国麻省总医院等医疗结构，从美国的医生身上，我能明显感受到一股别样的感觉，那就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简单点说，做什么，像什么。
既为医者，必须专业。体现自身的专业性，正是医学实践过程的重要特点。而专业主义的内涵里，既包括职业立场（人道主义、利他主义），也包括职业目的（救死扶伤、服务健康），还有职业态度（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和职业理想（大医精诚、仁心仁术）。以此对照，路漫漫其修远兮！
“零缺陷”的背后，是指南与规范
新闻里还提到，“老外”医生苛刻到要使病人在手术时的收缩压始终稳定在120mmHg上，而不是120-140mmHg。对于手术，要详细制定预案，将术前、术中、术后的各个环节通盘考虑。
这一点的背后，是对医学实践指南与规范的遵从和执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对医学指南的尊重。而医学指南，又是基于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结果所得。
在国外的手术室参观时，我也会在明显的区域内发现一些流程示意图，比如大出血病人的抢救流程，发生麻醉紧急事件时的处理流程。这一个个流程，正是在医学指南与规范的基础上制定而来。
这一点，的确是国内医生亟需加强和提高的部分。医生的确应该遵从自己的临床经验，经验可并非单凭自己处理三五病人所积累的那一丁点“感觉”，而更应参照有循证医学基础的证据。这也意味着，医生必然是一个需要终生学习，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的职业。唯独如此，才能将最好的诊疗奉献给患者。
但客观说，12年过去了，中国当前的医疗水平已有非常大的进步——
中国已在执行手术安全核查清单
例如，哈佛医生“对手术规范近乎刻板的严格执行”。他们会准备一份科学、规范、合理的“流程图”，包括麻醉、手术和重症监护流程。在2003年，国内医疗机构的确少见文本化的“流程图”，但在当时的美国，医疗界也才刚认识到提高手术室管理工作对病人安全的重要性。
比如说，在2004年美国手术室护士协会年会的主题，正是“病人安全及围术期合作伙伴的广泛协作”。人们在会上讨论如何通过五步法达到三避免，也就是避免接错手术病人，避免手术位置发生错误，避免实施的手术发生错误的目的。
大约在2008年前后，世界卫生组织才全面推荐使用手术安全核查制度。这要归功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阿图·葛文德医生等所进行的全球多中心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只要在麻醉、手术开始前和结束后，按照核查单的条目内容逐一核对，就能大幅改善病人的手术安全性。
中国的步伐并未落后。2009年，当时的卫生部下发的《医院手术部（室）管理规范》，明确要求医院要实施手术安全核查制度。这可不是一个花架子，而是实际运转的一个制度。核查单里的内容有很多，比如是否确认了患者身份、手术部位和名称等，麻醉机和麻醉药品是否准备完善，是否完成了术前检查和手术准备等。逐一核对后，还需要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和护士的签名。
就此而言，在各种规范性制度的执行之下，中国的医疗行为在规范性和安全性上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与改善。
高大上的手术室条件
笔者曾参观过几所美国医院的手术室，的确会为他们的手术室配置啧啧称叹。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手术室的最初设计和器械装备，非常的人性化，能充分地发挥各类器械的最大特性，满足医护人员的实际需求。
在新闻里，“老外”医生非要等到监护仪的副显示屏到位，才肯对病人动刀。说的直白一些，医生就是只要一抬眼，就能瞅见挂在墙壁上大显示屏上的患者生命体征，才能感到放心。
这一点，眼下中国的大部分手术室均能达到这个条件。一来，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价格已大幅下降；二来，医护人员也很实际：将生命体征的数字曲线呈现在大屏幕上，显然要比盯着小小的监护仪方便许多。可在2003年的中国，中国许多医院的手术室内，所装备的监护仪都很老式笨重，可能连电子化记录系统都没有，更别提价格昂贵的液晶显示器了。
如上，与12年前相比，中国整体医疗环境已经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不小差距，继续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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