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正式登上了历史文化的顶级舞台，但是在西汉末年，儒家差一点玩崩盘了。主要原因就是“独尊儒术”之后，大量世家子弟挤破脑袋也要成为儒家子弟，然后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干部，严重破坏了微妙平衡的供需关系。
王莽篡汉之后，一度想当一个“用完就丢”的渣男，对多年来用一张张选票把自己选上位的儒家子弟不闻不问，所以差点把好不容易崛起的儒家搞得臭大街了。
好在王莽同志的放飞自我也就持续了十多年，后来是一个叫刘秀的精神小伙站出来整合了天下，重构了秩序。
刘秀为自己的太子选老师时，直接把此时已经六十多岁的儒家经学大师桓荣请了出来。
这个桓荣师从九江郡人朱普，专业主攻《欧阳尚书》，在长安半工半读求学，一呆就是15年。适逢王莽大发神经和老师朱普去世，桓荣便趁机去九江奔丧去了。它为老师背土筑坟后，就留在了九江开班授课，徒众数百人。一直到东汉立国后，桓荣的名气已经大到了惊动了中央，直接被刘秀选为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了。
桓荣的学术水平一直在线，汉明帝也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好孩子，所以桓荣这位帝师后来所享受的待遇也是可想而知的。比如他一生病，汉明帝必派使者慰问；又或者病得太厉害了，汉明帝直接带着一帮大臣跪在他床前哭。
桓荣死后，汉明帝亲自为他发丧赐墓地，还给他的子孙门生安排工作。桓家到了桓荣的孙子桓焉时，已经官至三公之首的太尉了。
到了桓荣的五世孙桓典时，桓家还是能凭借家学渊源、根基深重而在东汉朝堂屹立不倒。桓典依然是门徒数百人的学术大咖，后来入仕洛阳还成为了何进的死党。桓典后来全程跟着汉献帝东奔西跑，死前做到了光禄勋。
到了桓典的儿子桓范，靠着出身不凡以及和曹家同是谯郡人，桓范中规中矩的干到了大司农，受曹爽所敬。桓范在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政变时，带着大司农的印章偷跑出京城，死活要曹爽去许昌调集人马灭了司马懿父子。但曹爽已经被司马懿洛水为誓给彻底洗脑了，就是要主动拥抱司马家，结果连带桓范一家子被司马家血洗清算。
但天可怜见，桓范的孙子桓颢逃过一劫，并在晋朝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多次大赦天下后，逐渐恢复了正常身份，后来还成为了司马家的公务员，官至西晋公府掾、郎中。
大家可能会纳闷，司马家怎么会启用当年曹爽的余党呢？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残酷和严格，司马懿杀曹爽和曹氏宗族下手确实是挺黑的，据说连女人小孩都不放过。但是对于桓家这样的党羽，真的没必要赶尽杀绝。自己坐拥天下，又何必跟你一个丧家之犬的打工人计较呢？
桓家从高空坠落之后，重新开始崛起的是从桓颢的儿子桓彝那开始。
桓彝年少孤贫，早期经历不详，入仕的起家官为豫州主簿。作为一个入仕就能当州主簿的人，年少有多么孤贫，大家自行去脑补一下就可以了。咱只记得陶侃各种抱大腿、拍马屁、高光工作、诚恳待人，也是折腾好久才混到了一个郡主簿。
侃早孤贫，为县吏···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
八王之乱时，桓彝随司马冏攻打司马伦，拜骑都尉。然后，就凭空消失了，直到司马睿当安东将军的时候为逡遒令（肥东县龙城），后来司马睿作丞相后正式过江成了丞相中兵属，随后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名显朝廷。
元帝为安东将军，版行逡遒令。寻辟丞相中兵属，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名显朝廷
司马睿当安东将军是307年，当丞相是315年，中间在311年被提拔为了镇东将军，不管怎么算，桓彝在逡遒令这个小岗位上都是干了好多年的。这说明桓彝绝不是司马越和司马睿这一系的嫡系，否则是绝对不会被如此忽略对待的。
桓彝之所以能慢慢迎来自己的人生大转折，主要还是因为一个贵人，这个贵人也是大家的老熟人，就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的周顗周伯仁。周顗觉得桓彝这种精神小伙得不到重用，就是笑死人的事情。
雅为周顗所重，顗尝叹曰：茂伦嵚崎历落，固可笑人也
周顗与王导的关系很好，所以桓彝跟王导也顺利搭上线了，一度使劲拍王导的马屁，把王导比作江东的管仲，说有王导在，江东就不会有啥问题。
晋国既建，以导为丞相军谘祭酒。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
桓彝说这话其实主要还是表明他会来事，但是混圈子，你光会来事，其实并没啥用，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还得合群，你得是同道中人才行。桓彝并不是一个迂腐之人，他极其擅长调整自己的包装和心态，作为儒学世家的孩子，桓彝为了融入玄学主流，在过江后便主动的脱儒入玄，满嘴玄谈，酗酒裸奔，与当时的名士谢鲲、阮放、毕卓、王尼、羊曼、阮孚、胡毋辅之这七个人号称“江左八达”。
桓彝后来在玄学圈混出个什么名堂来了呢？跟王导、庚亮、温峤、阮放这些大咖并列成为了司马绍的参考坐标。
性至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自王导、庚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
好在桓彝还不是一个一心只想醉生梦死的人，他一边喝酒裸奔挤入上流圈子，一边时时刻刻谋求为国家建功立业。桓彝在司马睿政府干到了中书郎、尚书吏部郎，成为了司马睿的心腹之一，后来王敦叛乱前夕，对桓彝相当看不顺眼，桓彝称病辞官躲过了一劫。
于时王敦擅权，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职
晋明帝继位后，桓彝被征召回中央。这一次，桓彝因为多年的江北人脉和经验参与了平灭王敦的谋划，后因定策有功，被封为万宁县男爵。
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及敦平，以功封万宁县男
桓彝艰难地成为了东晋官方册封的贵族，还被委任为关键位置宣城郡的太守。
但好景不长，很快苏峻之乱就爆发了。桓彝当时兵力很少，但这并妨碍他在第一时间宣布成为靖难军。当时桓彝的长史裨惠说现在咱手里这点兵不够人家打的，不如先按兵不动等等。
苏峻之乱也，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甲以须后举
桓彝表示那太不痛快了，便带兵冲上去了，结果被击退至广德(今广德市)。建康失守后又辗转进驻泾县。
气势如虹的苏峻叛军便开始攻心为上，四处派人去招降，但桓彝根本不吃这一套，当场表态，大不了一死。
时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劝彝伪与通和，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
后来，桓彝困守孤城半年，苏峻又派人反复表示只要你投降咱就以礼相待。将士们也纷纷说咱先伪降，将来再想办法。但这在桓彝那里永远没有协商的余地，最终329年六月，桓彝城破后不降为国死节。
桓彝的一生，对整个桓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他帮助桓家解决了阶级成分的问题，让桓家重回顶级圈子。第二是他硬桥硬马地替桓家打下了功业基础，他为国捐躯拿到了爵位，还极为罕见地在两晋历史中体现臣属的忠节。
桓彝牺牲的时候，他的长子桓温还只有15岁，按照以往的剧本，桓家的日子将越来越不好过了。家里的主心骨折了，接班人还没成长起来，基本上得看别人脸色过日子。王莽、邓艾、陶侃等人都是因为父亲去世过早，才命运多舛的。
桓彝有五个儿子：桓温、桓云、桓豁、桓秘、桓冲，这五位哥们后来个个成才，说明老桓家的家风家教还是不错的。
这里重点说说桓彝的老大桓温，网上有人人云亦云，说是因为这孩子出生被温峤高度赞扬，所以被他爹记录了一下，取名叫“桓温”。
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及闻其声，曰："真英物也！"以峤所赏，故遂名之曰温
但实际上这是瞎扯，因为桓温生于312年，温峤这个时候还在太原呢。
之所以大家要拉着温峤这个大人物给桓温做背书，主要是为了突出桓温从小就不凡。桓温这孩子从小就相貌奇伟，长大后更是豪气冲天、风度翩翩，最关键的是面有七痣，呈北斗七星状排列，属于顶格命相。
沛国刘惔就曾说桓温将来会成为孙权、司马懿那样的大人物。
少与沛国刘惔善，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可是，桓温这颗明日之星还没来得及绽放，他爹就走了。愤怒至极的桓温便暗中开启了“血亲复仇”模式。
杀桓彝的主犯韩晃后来死于战场，但桓彝之所以城破是因为当时驻守的泾县县令江播背叛了他。但乱世追责很多时候都是适可而止的，所以东晋朝廷也没把重新做人的江播怎么样。
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豫焉
但年纪轻轻的桓温却没打算放过江播这个杀父仇人，每天都带刀入睡，就看你江播每天睡得安稳不？
但桓温并不是什么冲动无知的懵懂少年，江播不管怎么说，当时还是朝廷命官，擅自杀了他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况且自己的力量还很弱小。所以，他一直在等江播被免官。
三年后，331年，桓温没有等到江播免官，却等到了江播病死了。由于桓温早就放出了对江家人的恐怖言论，所以搞得江播的儿子江彪兄弟三人为其父守丧时，都在旁边准备了兵器。
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
结果，桓温乔装打扮成了吊丧的人，进去就是一顿猛捅，先后杀死了江彪三兄弟。这一年，团灭仇家的桓温18岁。
桓温其实有点像东晋版的张扣扣，但他迎来的结局和张扣扣却迥然而异，时人并没有因此谴责桓温是暴徒份子，也没有将他绳之以法，而是到处夸赞他。
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
说到“血亲复仇”这个话题，咱们先来温习两个旧案例：一是霍去病见李敢冒犯了自己的舅舅卫青，便在狩猎的时候将其射杀了；二是三国时期的地方军阀臧霸同志，年轻时便因为有关部门抓了他父亲，他便率众血洗了有关部门。
严格点来说，霍去病那其实不算是纯粹的“血亲复仇”，顶多只能算过度“血亲复仇”，但臧霸那是妥妥的血亲复仇。在古代社会中，当本族族人尤其是父母兄弟受到伤害或被杀后，其宗亲、子弟是有义务为其报仇的，而且这种义务甚至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权力游戏之中，胜者一般都会对败方灭族，为啥呢？怕自己和自己的后人被永久列入人家的复仇名单呗。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那么，“血亲复仇”究竟是民间陋习还是有官方认可的理论基础呢？其实是有理论支撑的，比如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你爹的仇你都不报，你凭什么去说“父为子纲”？
而且，这里还要趁机给孔老夫子澄清一些误会，很多人觉得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就知道哄统治者开心，没有一点血性，这其实因为很多人并没有去读孔子的原文、原话。在《礼记.檀弓上》中，有以下这么一段话：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这段话是子夏问孔子如何处理父母、兄弟、族人之仇，孔子怎么回答的？通篇就是一个字“干”，父母之仇，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报；兄弟之仇，不跟对方有牵扯，免得报仇的时候受约束；族人之仇，得他们的家人当主力，但是也得主动绑架。
在《礼记·曲礼上》上，也有一个简单的仇恨标准：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啥意思呢？如果是父母之仇，那就没法解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果是兄弟之仇，那就别让我见到你了，见到就必须拔剑相向；如果是朋友之仇，那大家就不要做同事。
为啥“血亲复仇”能在历史长河中潜运行上千呢？因它背后折射的是“孝”和“义”这两根最为重要的道德准绳。
到了西汉时期，官方还专门出台了法律规定：直系三代血亲或夫妻之间犯了罪可以相互包庇隐瞒，不向官府告发，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亲亲得相首匿
其实跟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这种政策对于统治者来说，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比如某人谋反，其家人包庇他，难道也无罪吗？这样，你那个皇帝还能当得心里踏实吗？所以，到了汉宣帝时期，又对所谓得罪行进行了等级区分，十恶不赦的大罪，是不能藏匿包庇的。
讲白了，古代的朝廷，他是允许民间复仇或者包庇罪犯还是不允许，其实主要还是为了方便统治。第一、古代的公检法系统有多少人？一个郡、一个县有多少公务员？你官方真的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把管理触角伸得太细，皇权不下县，县内那些张家和李家的恩怨纠葛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吧；第二、自古以来，司法裁决就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判轻了，受害者的仇恨化解不了，判重了，会有不同的人跟你没完。但“血亲复仇”很是简单粗暴、直接明了，你杀了我的家人，以命偿命吧，至于你们家那些无辜的人，也别有怨言，怪自己战斗力不行就完事了。
总而言之，朝廷是给民间一些自主处理恩怨情仇的空间，以此缓解因纠纷、仇恨而诞生的民间对朝廷的怨言。因为朝廷确实没有能力去处理各种复杂且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只能给你划个圈子、立个规矩，在这个圈子和规矩内，我们默认你们自己处理的结果。跟西方的骑士决斗其实是一个道理。
但是，难道就真的意识不到“血亲复仇”背后那“冤冤相报何时了”的BUG吗？怎么可能？东汉初期，就有人上书要明令禁止“血亲复仇”，但刘秀当时没有答应。
后来汉章帝时（80年），东汉政府制定出台《轻侮法》，明确以法律形式规定从宽处罚为父报仇之人，算是对“血亲复仇”非法这事开始了法律试点。到了和帝时(97年），“血亲复仇”被正式界定为非法行为。
但是然并卵，地方上根本不搭理这种中央政策。比如渔阳豪族的阳球他妈妈被郡吏所辱，结果阳球带了几十个人就杀了那个郡吏全家，后来成立感动渔阳的孝顺好少年，举孝廉进入官场了。
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
后面，到了曹丕时代，其实也严令禁止过“血亲复仇”，甚至还放出了“诛灭全族”的大杀器。
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雠者皆族之
但到了曹叡继位后，政策又开始松动了，又允许被害者子弟追杀逃亡凶手了。
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
时代到了东晋，“血亲复仇”就更加被默认了。比如吴兴豪族大佬沈充，在抱错大腿王敦之后，一路潜逃回老家，却误入故将吴儒家。结果这个吴儒却想拿沈充的人头去跟朝廷邀功，沈充说：封侯不算啥，你若能救我，我们沈家也给得起回报。若非杀我不可，你们全族人也活不了了。
充曰：封侯不足贪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
最终，吴儒杀了沈充，沈充的儿子沈劲替父报仇灭了吴氏一门。
充子劲竟灭吴氏
关键是，沈劲并没有因为这事被追究，东晋朝廷还不计较他反革命家庭出身，重新安排机会让他为国效力。
所以，像桓温这种光明正大的替父报仇在当时简直就成了时代楷模！再结合他爹桓彝给他留下的人脉圈以及自己优越的外形条件，桓温成功娶到了南康长公主为妻，加拜驸马都尉，并袭父爵位。从而慢慢走上了人生巅峰。
选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
行文至此，咱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至简的道理：事实无绝对，有些事情发生在今天可能是法不容情，但是发生在其他某个特殊时期，却是合理、合法、合情的存在。比如古往今来的“血亲复仇”。
桓温在当时能够因为“血亲复仇”而迅速声名鹊起，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司马家的两晋牵强附会地靠着一个“孝”字单腿行走，人家桓温为父报仇，他们没法不支持，否则他们的治国根本都动摇了；况且桓彝还是你们两晋难得的为国尽忠的大IP，你东晋朝廷没给他报仇就算了，人家儿子去报仇你还去干涉制约，以后就更加没人把你们司马家当回事了。
第二、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比较鼓励和向往快意恩仇，为父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些每天嗑药裸奔开派对的人，本质上不都是任性而为吗？所以桓温“上岸第一刀，先滴仇人血”，太迎合大众情绪了。所有人都说桓温杀人杀得好，你们啥也不是的东晋朝廷还能咋乱作文章？
第三、古代的法治体系还是不够健全和完整，很多事情，官方是没办法面面俱到的。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官方要是介入了人家的家庭恩怨，就必须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合理裁决，否则官府的公信力会一落千丈的。等到民怨四起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暴动。我要报杀父之仇你们不让，把这事交给你们处理又没有个合理的结果，那人家老百姓要你官府干啥呢？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还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
综上所述，不管是对历史，还是对生活，我们都要尽可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妄图用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去压制所有问题。类似于桓温这样血亲复仇的案例，一直都在反复出现，比如民国的施剑翘，比如当今的张扣扣……摒弃对错成分的划分，这样的事情也注定还会出现。
而我们所需要真正认真思考的是，作为管理群体，面对那些被管理者，一定要有零和思维，你堵了别人一条路，就要学会给人家预留另一条路。不能只因为那些冰冷的文字或者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自我的情绪，就把别人的路堵成了彻底的绝路了。人在绝路上，是不需要妥协的。
你不让我报杀父之仇，但又给不了我一个合理的交代，那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最终不还是得回归最原始得方式！所以，但凡用极端、原始的方式解决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是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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