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成立初年,蒙古虽然退居漠北,可其一直对中原明朝虎视耽耽,凭其马背上民族的优势,一直侵扰边境,“边境之祸,遂与明始终”便是这一史实的映证。蒙古经北元,又分裂为靴鞋,瓦刺,与明朝都无稳定的战和关系,时战时和。其一是由于蒙古方面对中原有很大的野心。虽然蒙古已经离开中原地区,但是蒙古余部仍有影响,“元帝遁去,而名号尚存”,元顺帝企图靠留守在辽东,甘陕地区的蒙古残余势力恢复其统治,于是蒙古军队频繁地南下侵略中原地区;其二是明朝统治者也想彻底根除来自北方的边患,明太祖统治期间便进行了许多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明初周边势力分布
公元1370年,明太祖“遣徐达为大将军,使出西安捣定西;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使出居庸,捣应昌”。明军在应昌和沈儿峪打败蒙古军队,元顺帝死于应昌。
公元1372年,明太祖又调徐达,李文忠北上进攻,然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受挫而还。明太祖曾多次对蒙古发动战争,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中原地区“久摧兵革,疲困为甚”。此外北征还需要充足的补给,这又给明朝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明朝的军事行动也沉重地打击了蒙古,导致蒙古的分裂,减轻了蒙古对明朝的威胁。明成祖时期,御驾亲征,对蒙古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征伐,最后竟兵败身亡。
明以后历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消灭蒙古非一朝一夕便可达成,大多相安无事,不敢随便挑衅开战。直到明英宗时期,蒙古瓦刺也先部率军来犯,英宗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决意亲征,行前既缺乏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无周密的军事部署,50万北伐大军匆匆出发。瓦刺军为诱敌深人,退居塞外。明军驻进大同,闻前方战事吃紧,前线惨败的状况传来,“势决不可行”,“若行正中计”,于是明军惊慌失措,挥军急退。瓦刺军闻讯突破长城,挥军急追,至土木堡附近,围困明军,明军死伤惨重,甚至明英宗都被瓦刺军俘虏北去。土木之变标志着明朝对蒙古战争政策的失败。
土木堡之变的行军图
明朝对蒙古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的萌芽早在太祖时代就已经出现过。在1372年明朝对蒙古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太祖曾说,“御边之道,故当示至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若勿为穷兵,肤所不取,卿等慎之”。明太祖根据自身的经历说明对蒙古不可采取穷兵默武的政策,他已经认识到对蒙古出击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加强边防的建设才能长久。
太祖时期还采取了分封诸侯王以戍卫边疆,其中成祖朱棣曾是燕王,驻北京。但这种分封诸王以藩卫中央的政策也为日后削藩以及由此引来的祸乱埋下了种子。经过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明朝的军事实力有所削弱。然而明成祖朱棣时,在多次御驾亲征无功而返时,他也认识到“古王者制夷之道,驱之而已,不穷追也”。以后历代统治者更从其兵败身亡的教训中得到借鉴。土木之变后,明朝也有官员建议对待少数民族时,守为上策,战争只会让两个民族两败俱伤。
后来蒙古不断来犯时,明朝统治着更加注重边防,于是便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延万里的北部相继建立了辽东镇、宣府镇、大同镇、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蓟州镇、山西镇、固原镇,是为九边重镇。就边重镇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明政府在此投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建设此地,相应地也繁荣了这几个地方,九边重镇占据了明朝军事实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可见明朝对蒙古问题是相当的重视,长城线上的这九个重镇连成一线,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把蒙古隔绝在中原以外,有效地保护了中原地区人们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明朝九边重镇防御图
九边重镇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蒙古的侵扰,一方面一旦战争爆发,不必远调重兵而浪费时间,在边境驻重兵便于抓住战机,调兵遣将也节约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有如此重兵防守的边疆也给蒙古造成一定的威胁,使其不敢轻易南下进攻。但是驻兵边防也给明朝造成了一些问题,例如军恫的解决就颇让统治者头痛。因此,统治者在九边重镇地区实行移民与屯田的政策。给迁移过来的人民土地,从事耕作。移民屯田政策的实施为明朝北部的防御工事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军民自给自足,为国家节省了一批军需。后来统治者采取开中法,并且发展商屯,军屯,对边疆地区的开发起到一定的作用,既能够满足军需,也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明朝的边疆守备政策也体现在修筑长城。长城的修筑是明朝历史上的一大壮举,明朝在固守边疆政策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修筑城墙,堡垒的工程。在冷兵器时代长城的防御工事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抵御擅于骑射的蒙古骑兵,发挥了很大的防御作用。长城把在沿线的各个重镇,堡垒,关隘连接起来,宛然形成了一道屏障,只要各个堡垒不失守,长城便能固若金汤;但是要是突破了城门,蒙古骑兵南下便直通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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