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eon
撰写：保罗·格里菲思（Paul Griffiths）
翻译：任天
尽管生物学上只存在两种性别，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生物的性别都非此即彼。
生物学家认为，许多物种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学性别是毫无争议的。两性的区别在于它们将自己的DNA封装到“配子”中的方式，也就是能合并形成新有机体的生殖细胞。雄性产生小的配子，雌性产生大的配子。雌、雄配子在结构和大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人类的精子和卵子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蠕虫、苍蝇、鱼类、软体动物、乔木、草类等生物中也是如此。
然而，不同的物种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这两种性别。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是一种常见的实验室生物，具有两种形态——但不是雄性和雌性，而是雄性和雌雄同体。雌雄同体的个体在幼体时为雄性，能够制造并储存精子；后来它们变成了雌性，失去了制造精子的能力，但获得了制造卵子的能力，而这些卵子可以由储存的精子受精。
在有关变性人社会地位的争论中，性别的生物学定义已经被清除殆尽。一些哲学家和性别理论家将“女人”定义为生理上的女性，遭到另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这里所说的是那些反对“生物学上只有两种性别”这一观点的人：他们认为，生物存在许多生理性别，或者存在某种生理性别的连续统一体。
在捍卫变性女性就是女性的观点时，没有必要拒绝生物学家对性别的定义。当我们审视生命的多样性时，性的表现形式其实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奇怪，但性的生物学定义轻而易举地囊括了这一切：事实上，任何物种在生理上的性别都不超过两种。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显得有些“保守”，或与现实人群中看到的多样性相悖。接下来，我将解释为什么这么说。
我之所以称之为性的“生物学”定义，是因为这就是生物学家在研究性的时候所使用的定义，也就是生物体利用它们的DNA繁殖后代的过程。许多哲学家和性别理论家会反对把“创造后代”作为如何定义性别或区分不同性别的基础。他们认为，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远比其生物学定义丰富得多。这当然没错。但是，利用DNA生育后代是生物学的一个中心话题，理解并解释生殖系统的多样性也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任务。性别理论家们担心性的生物学原理被应用到人类身上，或者被误用，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他们可能不理解的是，生物学家在分类帽贝、蠕虫、鱼类、蜥蜴、田鼠和其他生物中观察到的奇特繁殖形式时，为什么使用这个定义，他们可能不会想到尝试使用其他定义所造成的困难。
许多人认为，如果只有两种性别，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属于其中一种，但性的生物学定义并不能推出这一点。同时雌雄同体集两种性别于一身，而顺序雌雄同体则是先为一种性别，再为另一种性别。也有一些生物个体既非雄性也非雌性。生物学上对性别的定义并不是基于每一个生物体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而是基于生物体在传递基因时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策略。它们并不是天生就能够使用这些策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这种能力，这种获得过程在个体之间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差异。性生物学试图分类并解释如此众多的系统如何结合DNA，以形成新的有机体。这个过程可以在不对每一个体指定性别的情况下完成，我们也会看到，如果很快就这么做，就会引出一些没有生物学意义的问题。
尽管性别的生物学定义对于理解生命的多样性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确保体育比赛公平竞争或获得充分医疗保健的最佳定义。我们不能指望体育法规、医疗系统和家庭法仅仅因为生物学家认为有用就采纳这个定义。相反，在生物学中，大多数对性的制度性定义会立即瓦解，因为其他物种的性别特征与人类对性的假设相矛盾。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采用染色体对性别进行定义——男性染色体为XY，女性为XX。
许多爬行动物，比如生活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咸水鳄，体内没有任何性染色体，但是一只雄性的咸水鳄可以毫不费力地判断进入它领地的鳄鱼是否为雄性。即使在哺乳动物中，至少有5个物种没有雄性染色体，但它们却可以完好无损地发育成雄性。性别理论家普遍批评人类性别的染色体定义，但无论这个定义对人类的适用情况如何，当你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待性别时，这都是一个可悲的失败。
“表型性别”（phenotypic sex）也是如此，这个概念指性别是以雄性与雌性典型的生理特征（表型）来定义的。很显然，对于人类、线虫、树木等生物，这种方法将产生完全不同的雄性和雌性定义。例如，在体内发育胚胎是人类女性的特征，但对海马来说则是雄性特征。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机构不能使用表型定义。但在研究女性人类、雌性海马和雌性线虫的基因、演化等方面的共同模式时，这个定义毫无用处。
理解了染色体和表型与生物学的“性”之间复杂的相关关系，就能明白为什么生物学上对性的定义不应该成为那些不同意现有“女人”定义的哲学家和性别理论家的战场。也许有很好的理由让人们不以这种方式来定义“女人”，但不能因为这个定义本身是生物学。
性别的演化
一开始生物为什么会演化出两性？生物学家认为，性别的定义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重要一步。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具有生物学上的性别，而生物学家试图解释的就是为什么有些物种有性别，有些物种没有。还有一个谜是为什么没有一个物种演化出超越生物学两性：设计出一个具有三种性别的物种似乎很容易，但大自然并没有演化出这样的物种。
许多物种都是无性繁殖的，即每一个体都使用自己的DNA来产生后代。但是其他物种，包括我们人类的后代，都结合了不只一个生物体的DNA。这就是有性生殖，即两个生殖细胞——配子——合并形成一个新的个体。在某些物种中，这两个配子是相同的；例如，许多种类的酵母可以利用两个完全相同的配子产生新的个体。它们的确是有性繁殖，但没有性别，或者你也可以说它们只有一种性别。对于能够产生两种不同配子——每一种配子都是产生新有机体所必需的——的物种，它们就具有两种性别。每一种性别会产生两种配子中的一种。
在复杂的多细胞生物（如植物和动物）中，这两种配子是差异很大。一种是大而复杂的细胞，通常称之为“卵子”。它与无性繁殖物种所产生的卵类似。许多种类的昆虫和一些蜥蜴、蛇和鲨鱼都可以无性繁殖，即利用一个卵细胞自行发育成新的生物。另一种配子是一种小得多的细胞，除了一些DNA，以及能把这些DNA交给更大配子的机制外，其细胞内只包含很少的东西。这两种配子中，我们最熟悉的便是人类的卵子和精子。
为什么复杂的多细胞生物需要两种配子，以及为什么这两种配子在大小和结构上如此不同，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原因。产生三种或三种以上不同的配子，或者持续变化的配子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人类持续变化的身高一样。于是，生物学家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复杂生物体中没有观察到这样的有性繁殖形式？
当一个物种产生两种不同的配子时，生物学家称之为“异配生殖”（anisogamy），意思是互相结合的两个配子有着大小或形态的分别。一些异配生殖物种具有不同的性别，就像人类一样，每一个体只能产生一种配子。其他异配生殖物种则是雌雄同体，每一个体能产生两种配子。由于雌雄同体的物种能产生两种配子，因此它们仍然具有生物学上的两种性别——它们只是简单地将这两种配子结合在一起。当生物学家告诉你蚯蚓是雌雄同体时，他们的意思是：蚯蚓的一部分产生了精子，另一部分产生了卵子。
一些单细胞生物和非常简单的多细胞生物演化出了所谓的“交配型”（mating type，又称接合型）。这种配子在大小和结构上是相同的，但是每个配子的基因组中都包含有遗传标记，这些标记会影响它能与哪些配子结合。通常，具有相同基因标记的配子不能彼此结合。一些物种有成百上千种这样的“交配型”，而报纸在报道这一现象的研究时会使用诸如“科学家发现物种有数百种性别！”这样的标题。实际上，生物学家只是将这些配子正式地称为“交配型”，并将“性别”一词留给具有不同大小和结构的配子。
为什么要区分这两种现象呢？一个原因是异配生殖的演化，即配子在大小和结构上的不同，可以解释后来性染色体、性相关生理特征等的演化。而交配型的存在并没有对演化产生这些戏剧性的连锁反应。
另一个原因是，研究者认为异配生殖和交配型是通过不同过程演化而来的。有一种理论认为，当交配型的基因组标记以某种方式与控制配子大小的基因联系在一起，或者以某种方式发生突变从而影响配子大小时，就会出现异配生殖现象。之后，这些配子的大小差异就导致了性别的演化。
性的演化似乎与多细胞密切相关，因此在寻找交配型到异配生殖的转变证据时，最合适的切入点便是单细胞与多细胞边界上的生物体，比如藻类。有些藻类可以作为单细胞生物存在，但有时也能作为细胞集群。事实上，有些藻类的配子是不对称的，这就使交配型和性别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关于性是如何演化的，以及它是如何在不同物种间演化的，科学家目前还知之甚少。但关键在于，性别与交配型是非常不同的现象，有着不同的原因和结果。
配子的策略
性别在某些物种中演化，而没有在其他物种中演化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更理解生物学家是如何看待性别的。许多文化将两性之间的差异视为一种很基本的东西，并将其他自然现象，如太阳和月亮，标记为男性或女性。但对生物学家来说，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区分并不像光合作用或温血动物那样基本或普遍。有些物种演化出了这些东西，有些则没有；这些特征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它们在演化竞争中所需的局部优势。
那么，为什么有些物种会进化出两种不同的性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忘记那些拥有复杂性器官和交配行为的生物，因为这些都是更晚才演化出来的。相反，我们要考虑的是这样一种生物体：它能将配子释放到海洋中，就像珊瑚；或者空气中，比如真菌孢子。
接下来，再思考一下任何配子要进行有性繁殖都必须达到的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找到另一个配子并与之重组；第二个目标则是产生一个拥有足够生存资源的新个体。因此，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性别的演化反映了这两个目标之间的权衡。因为任何生物体都没有无限的资源，生物体要么能够产生许多小配子，使其中一些更有可能找到伴侣；要么产生更少但更大的配子，使最终个体更有可能获得生存和壮大所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观点就被用于模拟异配生殖物种如何从只有一种配子的物种演化而来。随着突变带来配子大小的差异，两个获胜策略出现了。一个是产生大量的小配子——由于太小，除非它们与更大的、营养充足的配子重新结合，否则无法产生可存活的后代。另一个成功的策略是产生一些大的、资源充足的配子，这些配子能够产生可存活的后代，无论最终与之合并的重组有机体有多小。
折中的方案，例如产生数量适中、营养充足的配子，效果并不好。试图走“中间路线”的生物体最终会发现，它们的配子比小型配子更难找到伴侣，而与较大的配子相比，其资源又更有可能不足。当这两种成功的互补策略演化后，新的演化压力使配子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例如，小配子变得更活跃，或者较大且不活跃的配子演化出向活跃配子发送信号的能力，这些都有利于它们的结合。
异配生殖演化到一定程度，便会塑造生殖生物学的其他诸多方面。
大多数在海滩岩石上能经常见到的“帽贝”都是顺序雌雄同体。在幼体时期，它们是雄性的；到了成熟时期，它们变成了雌性。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幼年帽贝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产生较大的雌性配子，但它们有能力产生较小的雄性配子。在其他一些物种中，成功的雄性可以阻止雌性配子的生长，并使配子在一生中保持较小（而且是雄性）的状态。
顺序雌雄同体的发生方向也可以是相反的。澳大利亚的潜水者们都很喜欢看到绿蓝唇鱼（Achoerodus viridis）的大型蓝色雄性个体，但很少能看到一条以上。大多数绿蓝唇鱼都是较小的棕色雌鱼。它们出生时都是雌性，几年后性成熟，体长20或30厘米。当体长达到约50厘米时，它们就会改变性别，获得其他雄性特征，比如身体变成蓝色。与帽贝不同，雄性绿蓝唇鱼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控制珊瑚礁上的领地，因此在很小的时候就变成雄鱼就成为一个失败的策略。
生物学研究的目的是了解生物体繁殖方式异乎寻常的多样性，并确定普遍的模式，解释这些模式发生的原因。一般来说，当生物体达到适于繁殖的最佳体型时，它们就会性成熟。这种最佳体型对两性而言通常是不同的，因为两性代表着不同的繁殖策略。帽贝和绿蓝唇鱼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两个。在构建这些解释时，生物学的“性”被定义为一种可繁殖的异配生殖配子的生成。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性”，我们就很难发现生命多样性的普遍模式，也难以对其进行解释。
所谓的“性染色体”，比如人类的XX和XY染色体对，通常被认为是性别的基础。这一定义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两种不同生理性别存在的怀疑。性别学者弗农·罗萨里奥（Vernon Rosario）写道：“分子遗传学可能需要从二元‘性’向量子‘性’转变，有十几个或更多的基因分别赋予雄性或雌性性别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这还进一步依赖于微观和宏观环境的相互作用。”
不过，任何生物学家都知道，性别决定因素不仅仅是染色体和基因，而且雄性和雌性的性染色体对生物体的性别决定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一些哺乳动物，比如几种啮齿类动物，已经完全失去了“雄性”的Y染色体，但这些动物都能产生完全正常的、可生育的雄性。其他物种，如鳄鱼和许多鱼类，既没有性染色体，也没有其他任何决定性别的基因，但它们仍然具有两种不同的生理性别。前面提到的澳大利亚咸水鳄，它们的卵如果在30到33摄氏度的温度下孵化，就很可能会孵出体型巨大、具有高度领土意识的雄性鳄鱼。在其他温度下，基因相同的卵会发育成体型小得多的雌性鳄鱼。
事实是，染色体并不能因为这些DNA片段定义了生物性别而被称为“雄性”或“雌性”，而是正好相反——在一些采用两性繁殖的物种中，这两种性别与不同的DNA片段有关；但在其他物种中，这种关联要么不存在，要么是不可靠的。医疗机构使用染色体作为性别的定义，因为他们认为（无论对错）这是一个可靠的方式人群分类方式。但实际上，当我们试图理解生物的“性”时，人类并不是最好的起始点。
多性别与性别连续体
关于基因就说这么多。也许，性别可以由生物体发育的生理特征来定义，然后这些生理特征“加起来”就构成了生物体的性别？一个有机体的雌性特征多于雄性特征，那么它的性别就更偏向雌性而非雄性，反之亦然。这是看待性别的一种合理方式，“表型性”的概念也因此被广泛使用。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生物学上对性别的定义，一些在性别相关特征上处于中间位置的个体实际上属于某一生理性别，另一些个体则在生理性别上不够明确。
在性别的生物学定义中，并没有要求每一个生物体都是一种性别或另一种性别的成员。这似乎很令人惊讶，但又很自然，因为这种对性别的定义只取决于一种能力：制造卵子或精子。有些生物都能做到，有些则不能。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上面描述的性别转换物种：当它们转换到一半的时候，属于哪种性别？如果转换出现问题，可能由于降解的塑料垃圾中含有类似激素的化学物质，它们又会是哪种性别？一旦我们把性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过程——一个可以被破坏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生物个体无法明确地区分性别。但这并不意味着生物学上有很多性别，或者生物学上的性别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生物体向后代贡献遗传物质的方式仍然只有两种，而且截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已经有了性别定义的情况下，生物的生理特征才能被标记为“雄性”或“雌性”。相比一条棕色的绿蓝唇鱼，一条蓝色的绿蓝唇鱼有什么“雄性”特征呢？许多雄性生物是棕色的。在子宫里孕育卵子有什么“雌性”的意味吗？毕竟，在许多海龙和海马物种中，鱼卵孵化是在雄性的育儿袋中完成的。是什么让雌雄同体蚯蚓的这一部分是雄性，另一部分是雌性的？
研究性别的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种逻辑上的矛盾，而一些人继续争论称，正因为如此才必须根据社会性别（gender）来定义性别。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使一个可观察到的生理特征成为“雄性”或“雌性”的，并不是它与性别的联系，而是它与一些更具体的东西的联系，即产生两种配子中的一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时具有雄性和雌性特征的个体的存在，并不能表明生物性别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这些生物体具有与一种生物性别相关的特征，又具有与另一种生物性别相关的特征，但它们既没有制造小配子的部分能力，也没有制造大配子的部分能力。它们的表型性别可能处于中间状态，但生物性别不是。在生物学上完全雌雄同体是一种有效的演化策略，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雌雄同体的物种；但是，如果这两种配子制造出来是不完整的话，就将是演化的死胡同。
与表型特征一样，性染色体可以或多或少地与生物学性别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的三线石龙子（Acritoscincus duperreyi）具有性染色体，在某些环境条件下，XY石龙子会变成雄性，XX石龙子会变成雌性，就像人类一样。但在寒冷的巢穴中，无论它们的染色体是什么，所有石龙子都会变成雄性。生物学家所说的“变成雄性”是指它们长大后能够产生小的配子——精子。
温度对性别的影响并不出奇，许多爬行动物产生的后代基因相同，但其性别是由孵化温度决定的。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石龙子的卵黄大小差异，会导致两个性别产生“错误的”性染色体：XX的雄性和XY的雌性。石龙子似乎有三种决定性别的机制——染色体、温度和卵黄中的激素。这并不只是一桩自然奇谈。三线石龙子是许多能主动控制后代性别的物种之一，它们会根据环境线索做出反应，从而预估雄性和雌性后代是否有更好的生存和繁殖机会。
如果所有的物种都像三线石龙子那样，我们可能就不会把性染色体贴上“雄性”或“雌性”的标签了。毕竟，我们不会认为较高的巢穴温度是“雌性”，较低的巢穴温度是“雄性”，仅仅因为它们会产生雄性和雌性鳄鱼或雄性和雌性蜥蜴。我们之所以用雄性或雌性来描述性染色体，是因为我们关注的只是那些性染色体与雄性或雌性配子具有实在联系的物种。
在性别决定方面，性染色体的作用与巢穴温度和激素相差无几。它们只是生物体用来在后代身上开启和关闭基因的机制，从而发展出生物性别。没有一种动物一开始就具有制造精子或卵子（或两者都有）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通过基因和环境之间的一连串相互作用而不断发展。在某些物种中，一旦个体获得了性别，它就会在余生中保持这种性别。另一些物种，个体可以一次或多次改变性别。但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存在一种潜在的机制，用于培育能够产生雄性或雌性配子（或两者都有）的生物体。身体在变成雄性、雌性或雌雄同体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其他变化都是为了适应这个物种演化出来的生殖策略。
这些生物体发展或转换生物性别的机制十分复杂，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因此，它们产生了很高的表型多样性。有时，生物体长大后能够产生可育配子，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并不具有典型的生物学性别。有时，它们长大后不能产生任何一种可育配子。这种情况通常是意外，但有时是有意为之。在蜜蜂中，没有受精的卵子会发育成雄性，因此雄蜂的染色体数量只有雌蜂的一半。与此同时，所有受精卵开始发育为雌性，但大多数都没有完成性发育。蜂后会发出化学信号，阻止工蜂卵巢的早期发育。因此，从广义上说，工蜂是“雌性的”，如果没有被蜂后主动阻止，它们就会发育成具有生育能力的雌性。偶尔，工蜂会设法避开这些控制，产下自己的卵。养蜂人不喜欢这样的工蜂，他们的选择会对这些突变株不利。
个体性发育结果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生物学上存在多种性别，也不意味着生物学上的性别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无论这些关于染色体性别或表型性别的观点有何可取之处，它们都不适用于生物学性别。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在生物学上明确具有三种性别的物种。已经有生物技术学家提出，通过从含有健康线粒体DNA的卵子中取出细胞核，插入含有不健康卵子核DNA和精子核DNA的新细胞核，或许能够治疗线粒体疾病。由此产生的孩子将拥有三个遗传学父母。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物种，三种不同的配子（一个精子、一个卵子和一个线粒体配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个体。那么，这个物种就在生物学上具有三种性别。
研究者实际上已经在黏菌（一类具有变形虫构造，却与真菌相似的原生生物）中观察到类似的情况，有一种黏菌可以从第三个“亲本”那里获得线粒体，尽管并没有必要。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第五号屠宰场》（Slaughterhouse-Five，1969）中设想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在特拉法马铎人身上有五种性别，每一种都在执行一个创造新个体所必需的步骤。”但是对生物学家来说，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生物没有被省去某些性别的突变体所取代？即使是拥有两种性别，也会带来很多额外的代价，例如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找个伴侣。而且这些代价会随着交配所需的性别数量增加而增加。性别较少的突变体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并迅速取代现有的特拉法马铎人。很可能正因如此，两性系统才在地球上占主导地位。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物种在生物学性别上确实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体。回想一下，有些藻类的异形配子只是稍微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要比精子和卵子小得多。我们可以用这个系统想象一种更复杂的生物体，它具有一些更小的配子和一些更大的配子。成功的繁殖可能需要两个配子在结合之后足够大，但又不能太大。但实际上，有性繁殖的植物和动物都只有两种非常不同的配子，即雄性和雌性配子。它们不仅大小不同，而且在结构上也有根本的不同。这是生物体为了留下最多的遗传后代而不断竞争的结果。在复杂的多细胞生物，比如植物和动物中，我们只知道三种成功的繁殖策略：一是不同个体中存在两种生物学性别；二是雌雄同体的个体中存在两种生物学性别的组合；第三种就是无性繁殖。有些物种使用其中一种策略，有些则不止一种。
人类社会的性别定义问题
对于人类自己，我们已经提出了许多方法来对人类性发育中个体结果的多样性进行分类。想要将性别的生物学定义应用到人类身上的人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定义并不符合许多机构想要达到的目的——把每个人都划分到一个或另一个类别中。工蜂的性别是什么？它们是不育的，其基因组是由自然选择决定的，一旦收到蜂后的信号就会终止卵巢的发育。它们在生物学上和雌蜂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如果有人想知道“工蜂真的是雌蜂吗？”，那他们就提出了一个生物学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
不育的工蜂也不是除雄性和雌性之外的第三种生物学性别。这种现象在蚂蚁身上更容易看到，因为蚂蚁有不止一个不育的等级。工蚁、兵蚁、蚁后和雄性“飞蚁”都具有特定的身体结构和行为，但蚂蚁的生物学性别并不是4种。从广义上来说，工蚁和兵蚁都是“雌性”，但并不是像蚁后那样完全发育的雌性。如上所述，人类可能有一种使命感，那就是给每个人都安上一种性别，但生理上并非。
幼年生物体，以及绝经后的人类女性都不能产生配子。对于生物幼体，我们会按照它们开始发育时的性别来进行划分。但再一次，这比人类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中，性别分化是从Y染色体的一个区域开始的，因此哺乳动物的卵细胞可以是雄性或雌性。鸟类的情况正好相反——卵细胞携带着决定性别的W染色体，因此精子可以是雄性或雌性。于是，在受精之后，我们才能说哺乳动物或鸟类个体具有性别，因为它们已经开始发育出产生雄性或雌性配子的能力。然而，对于鳄鱼或海龟，我们必须等到巢穴温度起发挥作用之后，才能判定其性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为鳄鱼卵创造第三种生物学性别！
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能保证这些生物体，包括那些具有性染色体的生物体，能够继续生长到产生雄性或雌性配子的程度。任何事情都可能造成干扰。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生物体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才能具有某种生物学性别，而且总会有某些个体的发育过程很不寻常，这些都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只有当对性别的定义必须将所有生物个体划分成一种或另一种性别时，这才会成为一个问题。生物学不需要这么做。
在人类种群中，有很多个体的性别很难确定。生物学家对此并非视而不见。生物学性别的定义旨在以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并解释生命多样性的方式，对人类生殖系统和其他所有系统进行分类。它并不是为了详尽地分类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生物。急切地试图这么做将会导致一些没有生物学意义的问题。
人类社会不能把社会制度框架下对性别进行定义的工作委托给生物学。生物学上的性别定义并不是为了确保公平的体育竞赛，也不是为了平息关于医疗保险的争议。那些想要在这些方面使用性别生物学定义的理论家，需要证明这样的定义能够在奥运会或医疗保险中有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无论生物学性别作为一种制度上的定义有什么缺点，其概念对于理解生命的多样性仍然至关重要；它不应该因为在法律、体育或医学上的使用而被抛弃或扭曲。如果那样的话，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