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尊卑和特权观念，可以说是中国的最大特色了。文革后期大批孔夫子的“尊卑观”，使人们一直以为其始作俑者是孔老二。其实这是冤枉了孔子。
翻遍论语，孔子并没有讲“尊卑”二字。有的只是：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给了他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又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名不正，则言不顺”等等。
据此，我们只能说，孔子比较重视名份，与尊卑虽有联系，但不能等同。因此“名份观”才是孔子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这与他一贯推崇的“周礼”是相一致的。孔子认为大至国家小至家庭，只有君如君样，臣有臣样，父有父样，子有子样，各按名份，各处其位，各尽其职，这样的社会和家庭才符合“礼”制，才是完美和谐的。所以在孔子那里，“名份”就如同今天我们所说的上下、主次、长幼一样，在于强调一种客观秩序。就像由1排列到10的数列一样，这个数列总是以1开头依次排下去的，不可能任意抽一个其他数来代替一样。否则不就乱套了？孔子认为只有按照一定的名份秩序建立起的社会架构，才是稳定牢固的。否则，没大没小肯定乱了套。正是孔子的这一思想不仅维系着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而且对中国士大夫阶层和广大民众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这些思想只是到了汉代董仲舒那里，提出了“废除百家，独尊儒学”，才形成了“上尊下卑、男尊女卑”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一系列政治纲领。于是才有千百年来统治者们总是把“上尊”，视为权位者必尊贵、而黎民老百姓都是卑贱的陋习。其实，这是背离了孔夫子的本意的。统观整部《论语》，实在找不出孔子是以人的不同居位来划分贵贱的。孔子划分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君子”或“小人”。
细读《论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特别对于何为“君子”作了多方面的诠释。孔子在论及“君子、小人”时，是不论性别、长幼，也不论地位的。可见，无论哪类人群中，都不乏坦荡君子和卑鄙小人。而只有那些品行高尚，受人尊敬和爱戴、坐上高位的君子，才顺乎民心民意。这与孔子提倡的“名份观”无关。
质言之，孔子的“名份观”，并非强调谁尊谁卑，而在于着力强调无论位居上下，都要知己“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子）；辨言“正”（晓得自己所讲的话与名份是否相当）。因此，由名份引申出来的尊卑，只能看作是秩序关系，而不是褒贬关系。更没有贵贱之别。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更强调了上下和睦相处才是最紧要的。然而正如“任何真理向前再迈一步便成为缪误”一样，孔子的“名份”观，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且本质上是守成的，而不是革新的。夸大或弯曲它的合理性，只能是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压制被统治者发出的不同声音。一旦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便成为愚弄民众的说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少个性、多保守、不求进取、唯上是从等奴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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