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无疑是最受国人喜爱的古人之一。但是，在网上总有一些人，喜欢对苏东坡提出质疑，千方百计要证明苏东坡的人品不行。
而对苏轼人品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一件是 “小妾换马”，另一件则是苏氏兄弟对待章惇的态度。
所谓 “小妾换马”的故事，其实是“婢女换马”的讹传，究其源头，系出自冯梦龙《情史类略》。故事是这样的：
坡公又有婢名春娘，公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者饯公，公命春娘劝酒，蒋问：“春娘去否？”公曰：“欲还母家。”蒋曰：“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公诺之。蒋为诗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蛾眉。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诗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春娘敛衽而前曰：“妾闻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辞谢，曰：“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下阶触槐而死。公甚惜之。
然而，《情史类略》并非史书，而是一本小说集，书中甚至还有许多人鬼恋、人妖恋之类的故事，其内容根本当不得真。冯梦龙作为古代最会编故事蹭流量的自媒体，编了不少苏东坡的段子，“苏小妹”就是他编出来的虚假人物。
事实上，苏东坡入狱期间，家眷都在南都苏辙家里寄住。出狱后第二天，他就和长子苏迈一起，被御史台派来的差役押解着去黄州了，并没有人来为他饯行，身边更没有一个叫做“春娘”的婢女。至于故事里的这个蒋运使，史料中也完全没有记载。
由此可见，所谓“婢女换马”之事，完全是冯梦龙瞎编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字是事实。用一个假故事去质疑苏东坡的人品，无疑是极其无知极其可笑的。
但苏氏兄弟和章惇的事情，并非虚构。苏轼和章惇曾是最亲密的友人，两人的交情始于同在陕西为官。当时章惇任商洛令，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两地相邻，皆为陕西路辖地。
嘉祐七年（1062）秋天，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二人相得欢甚”，就此成了好朋友，曾多次一同出游，并有不少诗文来往。
后来，章惇成了王安石变法阵营的得力干将，而苏轼站到了对立面。尽管两人立场不同，但友情不变。“乌台诗案”发生后，有不少人想趁机置苏轼于死地。但作为“政敌”的章惇，却在神宗皇帝面前仗义执言，为苏轼的最终获救做出了贡献。
神宗去世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进入中枢，新法不断被废除，变法派人士纷纷被贬黜离京。还在枢密院任职的章惇，就成了被旧党围攻、弹劾的主要目标。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十八日，右司谏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纷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挥，使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枢府，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臣窃恐朝廷急有边防之事，战守之机，人命所存，社稷所系，使惇用心一一如此，岂不深误国计？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
批评者认为，以苏氏兄弟的亲密关系，苏辙在弹劾章惇前，苏轼理应是知情的。但苏轼并没有拦着苏辙，在苏辙上章后也没有任何回护章惇的言行。所以，苏辙的这一奏章，被认是苏家对章惇恩将仇报，也是苏氏兄弟人品不好的“有力佐证”。
果真如此吗？
我们现在无法得知，苏辙上奏章之前，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兄弟俩又有过什么样的对话；但我们知道，苏氏兄弟特别是苏轼，行事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为国为民。所以，王安石当权变法时，苏轼反对变法；司马光当权废除新法时，他又反对全盘废除新法，主张有一些已经产生效果的新法应该予以保留。结果苏东坡既不容于新党，也不容于旧党。
这样的人，会为了一己私利弹劾章惇吗？绝无可能！苏氏兄弟之所以这样做，唯一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最利国利民。国家利益在前，个人私交在后，这是品格低劣吗？不，这是人格高尚！
但苏氏兄弟完全没有考虑个人交情吗？非也。苏辙的奏章虽然对章惇进行了抨击，但最终只是要求罢免章惇的枢密院一把手职务而已，并没有要求把他贬为庶人，更没有想要他的命。
章惇出知汝州后，苏轼上《缴进沈起词头状》，也被认为是对章惇补刀。因为该状中有这样的句子：“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
然而，苏轼上此状的目的，是反对朝廷再次起用沈起，出发点还是为了国家，并非针对章惇。从行文来看，尽管苏轼并不待见“边功”，但也认为王韶、章惇、熊本等人是真有边功而获得晋升，沈起、刘彝等人则是拙劣效仿而兵连祸结，造成“死者数十万人”，所以，“元丰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圣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叙用。”因此，苏轼认为这个口子不能开，先帝圣旨不可改，反对再启用沈起，即使授予闲职也不行，拒绝写任命告词。
之所以提到章惇，无非是为了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已，归根结底还是为国家好。那么，可以不提到章惇吗？还真不可以，因为章惇的边功真的很大，说到熙宁以来的边功，章惇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
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从私交来看，苏氏兄弟的确是愧对章惇的。但终其一生，苏轼都是认这个朋友的。所以，无论章惇后来如何对苏轼进行打击迫害，苏轼都没有对章惇心怀怨恨。
1101年初，刚刚获赦北归的苏轼听闻章惇被贬雷州，遂给章惇的外甥黄寔写信道：“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目的是为了宽慰黄寔的母亲，也就是章惇的姐姐。
六月，苏轼抵达京口，收到章惇之子章援来信，请求苏轼放过他父亲。苏轼在回信中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啊！苏轼甚至还在信纸的背后，写了一个药方，要给章惇补身子用。可惜的是，一个半月之后，苏轼因病离世，终究没有机会再与老朋友把臂言欢、一笑泯恩仇了。
而从大局来看，如前文所述，苏氏兄弟完全是无私地为国为民。所以，他们对待章惇的态度，是先大局后私交，不但不能证明苏轼为人不堪，反而更加证明他人格的伟大！这一点，没有家国情怀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也只有那些从来没有想过为国为民的人，才会揪住所谓的“私德”不放，还自以为抓住流量密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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