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文字记录的时代是否比信史时代更“狂野”
在互联网的时代，知识的更新的频率很快，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在传播。在历史和考古学话题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奇谈怪论”，大致是说“夏朝是西方的埃及文化”，这种不仅在历史学、考古学，甚至在常识上都站不住脚的观点，却长久的在文史论坛流传。这种论断和上世纪初国外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颇为相似，此类观点多出现在文献史料很少或者没有的先秦时期和新石器时代，因为缺乏有效的史料，人们看不清楚那段时间的历史，想象和想当然的空间自然就很大了。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上面，也有与“中国文化西来说”颇为相似的观点，那就是“仰韶文化西来说（来自中国西部）”。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要从其发源地长距离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取代并改变当地的文化类型，翻译成历史学语句就这就相当于后世文献记载的举族迁徙、征服和灭国的过程。要知道这种剧烈的变动，这在中国进入信史阶段后可是没发生过几次的，历史上的周取代商，周人不仅很好的继承了商朝的青铜文化，还“肇称殷礼”在立国之初还继续使用殷礼，慢慢地在商朝礼仪基础上发展成了周礼。之后的秦汉相继、魏晋隋唐沿袭等等，华夏文明虽然经历多次改朝换代，在乱世或异族入侵时期或许有停滞甚至倒退，但文化面貌整体并未发生重大的改变。
《尚书-洛诰》周公曰:“（周成王）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
各区域文化风貌总体稳定
王朝时代如此，新石器时代亦是如此，虽然我们看不到那个时期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考古学揭示了区域文化的发展还是整体保持稳定的，文化大面积被替代的概率极少发生。无论是中原地区的仰韶、王湾三期还是后来的夏、商，都是承袭一脉相承的发展趋势；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海岱龙山、岳石文化，之后的齐鲁双雄，本土文化更替亦未脱离当时的大环境。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文化或族群彻底脱离其发祥地还能进行“文化升级”的实例，如周人立国后，为了营建东方迁都成周，也始终保持其发源地宗周的地位，“成王迁洛，犹存宗周”。再之后的元清，即使入主中原，其位于发祥地的上都、盛京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资治通鉴》:“昔成王迁洛，犹存宗周；汉迁东都，京兆置尹。”
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基本上都是在各自区域内沿袭，很少发生大规模跨越地理单元的迁徙、覆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进入信史时代后，一个区域文化整体替换改变另一个区域文化，文化面貌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很少发生；一个实体或者文化彻底脱离其发祥地再进行文化升级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西部迁来的仰韶文化，在理论上发生的概率不大。
单靠理论并不具有说服力，新石器时代没有历史文献佐证，还是要靠考古资料来说话。仰韶文化究竟从哪里而来，还是要看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
具体到考古学，在仰韶时代，西部地区存在的大地湾文化，由于历史悠久，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觉得它是仰韶文化的源头。事实不是这样的。仰韶文化严格来说不是一种考古学文化，而是指同一个时代黄河中上游的考古学文化群，因为仰韶文化时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以彩陶为使用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但各地的文化面貌又有着很明显的不同，于是考古学家就对各地的仰韶文化划分了类型，如，河南的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等等，陕西的半坡类型、山西的西王村类型等等。可见仰韶文化西来说，本身就有这表述上的逻辑错误，仰韶文化在黄河中上游广阔的区域内划分这么多类型，每一个类型的来源甚至去向都不尽相同，不太可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各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
在1965年苏秉琦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提到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下层与陕西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颇具渊源关系。到了80年代后，年代更早的大地湾遗址的发现， 让考古学者认识到北首岭/大地湾文化有可能是仰韶半坡类型最近的渊源。可见，中国西部的仰韶文化的渊源关系是这样的序列：
北首岭/大地湾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与此同时，在中原在河北和河南地区也发现了一批早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遗存，这就是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认为它们与该地区的“仰韶文化”也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可见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也有着自己的源头，其序列应该是：
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后岗类型
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陕西和河南两大区域内，传统上认识的仰韶文化并不是只有一个来源，他们仰韶文化的来源都来自于当地和临近自己区域的甘肃、河北等地，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广泛存在，如不同纹饰特征的彩陶就广泛的传播，突破了黄河流域这个大地理单元，但那种跨区域的、大面积的文化迁徙、覆盖，至少已经被考古学证明是不存在的。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罢了。
各地的仰韶文化类型不一，其来源也不相同
参考文献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01期；
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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