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后，腰刀制造数量巨大，普遍配备明军，并在东南沿海平倭和北方抗击蒙古的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一切同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民族英雄戚继光将军的努力和推动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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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刀狼筅对倭刀，驽鸯阵破蝴蝶阵
早在元朝，倭寇已具雏形。明初国盛兵强，海防严密，倭寇难以入侵。明正统后，经济发达，沿海地区更是物产丰盛，人民富足，但政治开始腐败，海防趋于松弛。与此同时，隔海相望的日本刚进入封建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大名相互兼并，战事不断，失势一方之武士、浪人逃往海上，汇合流民与不法商人，形成了诸多较大的倭寇集团。他们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富庶充足的物质垂涎三尺，开始以武力进行海上走私并公然侵入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嘉靖以后，倭寇劫掠范围扩大到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六省，其连年大举入侵，使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
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升任浙江宁绍台参将时，东南沿海的倭寇猖獗到了极点，而当地上至将帅下到军民因失败和杀戮而陷入惶恐悲观的情绪之中。据《简明中国古代史》记载，是年倭寇流劫数省，攻掠徽州、芜湖、南京，所至掘坟墓、掳妇女、杀掠甚惨。有一股倭寇不过七十二人，自浙江严州、衢州，过江西饶州，历徽州等地，而至南京。南京明军与之接战，死者八、九百人，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大小官员皆登城守门，全城百姓也被点上城，虽然倭寇已退走，犹不敢解严。明朝官吏和官军的腐败无能，于此可见一斑。
与明军相反，倭寇虽然多为战败之武士和浪人，但在日本国内大多做过职业军人，饱经战事，凶狠残忍，无论集体和单兵作战力均远胜明军。倭寇在前期与明军的战斗中，一直以少敌众，并不断地击败人多势众的中国官军。除前面所述各项因素外，倭寇得胜的三大重要原因还在于战术适宜、刀兵凶悍和刀法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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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日本由于山地多、人口少，大规模的合战很少，倭寇更精于小股近身作战。而浙、闽、粤沿海地势多山丘林泽，道路崎岖，明军大部队兵力不易展开，其惯用的骑、步兵大规模集团作战的方式根本无法奏效。
其次，倭寇近战惯用倭刀，又称长刀，刀长五尺，刀刃多采用包钢法精心锻造而成，非常坚硬锋利。刀柄加长，均可以双手持握，大力劈斩之下其破击力极强。而当时明军主要配备单手腰刀和各类长杆兵器，与倭寇短兵相接时，腰刀长仅三尺，在长度和重量上几乎都与倭刀相差一倍，加之单手使用，很难抵挡势大力沉的双手倭刀。明军的长杆兵器虽长，但在阵形被扯散，各自为战时，则回转不灵，加之木杆过长，极易为倭刀所断。戚继光称倭刀为长刀，其十四卷本《纪效新书》解之∶'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进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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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日本刀法极适用于步战。倭寇善使长刀，双臂有力，经过长期训练和内战，多数刀法高强，不仅有大开大合的凶悍劈杀，还有轻捷灵活的身法。在与大多数未经战阵、不谙搏杀的明军对战中，可谓占尽先机。对此，茅元仪在当时的评价是∶'长刀，倭奴之制，甚利于步，古所未备。'
基于以上各项优势，倭寇初犯中国时，几乎每战必胜。倭寇虽多以小股部队分散作战，但极重视彼此之间的配合并惯用'蝴蝶阵'。郑若曾在嘉靖年间编写的关于海防筹略的著作《筹海图编》卷二云∶'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这种阵法隐蔽性强，进攻突然，手法诡异，明军用正规的作战方法很难抵挡。
对于倭寇战法和倭刀这些优势，戚继光首先承认其先进性，然后认真研究以求破解之术。首先，他组成了戚家军进行严格训练。然后他又分析了倭寇的刀法和战法，针对倭寇喜分散作战，人少而刀长的特点，首创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小规模集体作战的阵法——'鸳鸯阵'，以此在短距离肉搏中有效地对抗和消灭倭寇。
鸳鸯阵以十一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及牌手，左方为小型的圆形藤牌，右方为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牌手均配三尺腰刀，藤牌手另配标枪二支。后二人为狼宪手，狼宪是选南方老而坚实的毛竹，削尖后保留四周尖锐的枝桠杈，通长一丈三尺二寸五分。接着是四名长枪手，左右各二，枪长一丈二尺五寸。最后两名持短兵，持叉耙等，均为三股。由于士兵的人数和武器的配置左右对称，故名鸳鸯阵。
右边长牌手无甚要求，只须胆大力足，赖以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并保护其后兵前进。左边藤牌手则需要年少便捷，身体灵活，胆大心细。临敌时，既以藤牌为众人之藩蔽，又能在牌后先掷出标枪，诱敌出手抵御后乘隙径进，取出横在牌里的腰刀砍杀倭寇。狼笼似非利器而且形体重滞，但却是鸳鸯阵中的藩篱，既可在长距离外使敌人无法接近，如使用得当，还可以控制住敌人的身形，由藤牌手和后面的长枪手在不同距离砍刺敌人。最后两个手持叉耙的短兵手则负责本队的后方和侧翼的警戒，在敌人侥幸近身，我方长枪已老回旋不及的情况下保护前面的伙伴，并在短距离击杀敌人。
鸳鸯阵通过刀与牌、长与短的配合，不仅充分发挥了不同兵器的效能，而且把防守和进攻融为一体，可谓远近皆宜，攻防均可。无论倭寇在何种距离，阵内阵外，都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种专业分工、集体配合、协同作战而形成的优势和战斗力，远非倭寇分散作战或以一人之刀法可以匹敌的。戚继光用此阵作战后，倭寇的优势完全被瓦解，此后战局急转直下，戚家军常战常胜，倭寇每战皆北，伤亡惨重。事实上，鸳鸯阵不仅仅能以众克寡，还可以以少胜多。以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年）五月初五之白水洋大捷为例，当时倭寇以一字阵冲来，戚继光兵分为一头两翼一尾阵，并以鸳鸯阵冲锋拥杀。此役大败倭寇，不算焚死者，共斩敌首三百四十四颗，生擒者若干，而戚家军亡者仅三人。当时明军仅一千五百人，而一鼓歼两千余倭寇于呼吸间，全师奏凯，实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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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阵阵式灵活，变化多端，可以视不同地势和情形改变。可中分二伍，左右盾牌手分别跟随左右狼笼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分别纵向御敌。
每伍还可再变小三才阵，横向一字排列，狼笼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前后也可分成两排，鸳鸯阵变三才阵，长枪、双牌、腰刀、狼笼在前进攻，叉耙在后防守。据史料记载，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共12年，戚家军大量配备了腰刀、藤牌和狼笼等武器。由于武器配备合理，士兵训练有素，鸳鸯阵法行之有效，他经历的大小近百次战斗，均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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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刀与戚家刀腰刀
最早在明太祖洪武年已经出现，并非戚继光的发明，倭腰刀的输入和仿倭腰刀的制造也远远早于嘉靖后期。但以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戚氏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时所著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中，就已视腰刀为军队必备兵器，并强调腰刀必须与藤牌和标枪相配合。书中还收录了详细记述腰刀与藤牌配合作战的技法，并绘有图式，如'开扎衣势'、'跃步势'、'斜行势'、'埋伏势'等等。在鸳鸯阵中处于最前列的'藤牌兵'使用这些技法，配合其他兵士和武器，以腰刀斩杀了大量的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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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戚继光调任蓟州，镇守北方，抗击蒙古，万历年间著《练兵实纪》，里面最早记载腰刀制'长三尺、重一斤十两'，并附有插图。同时在腰刀解中详叙其造法曰∶'腰刀造法，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自背起用平铲平削，至刃平磨，无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时匠役将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侧锉，将刃横出其芒，两下有肩，砍不入深，刀芒一秃，即为顽铁矣，此当辨之。'在杂集卷五'军器解'中他认为腰刀'马上惟利轻捷锋芒'，是主要的马上器械，而其他如斧、钺、锤、挝、大刀、钩镰之类，虽可作为个别胆大艺精者独马杀阵的利器，但由于笨重不便，'不可以教对兵，不可堂堂当大敌。' 在'车步骑营镇解'中，他编制的每马军一营中，官兵共计2998名，腰刀1152把，双手长刀432把，镗耙432把，枪棍432根，弓1152张，每步军一营2699名，装备长刀1080把，腰刀216把，藤牌216面，狼宪 216根，长枪216杆，弓216张。对比可以看出，在北方平原作战，腰刀是最主要的骑兵武器，其配备之数量比例是步兵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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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氏晚年调任广东，重新修订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其中删改较大，但对于腰刀和藤牌的章节却有增无减，称藤牌与腰刀配合，'此器出入阵中行伍之内，进退便利，且卫且杀，南北通用之利物也。' 对于腰刀的形制作了少许调整，'长三尺二寸，重一斤十两，柄长三寸。' 同时说明'刀要与手相轻，柄要短，形要弯。'再次附有插图并强调'无牌刀短，不可入阵，惟马上可用之'。
戚氏在《纪效新书》中曾经提到长刀自倭寇传入，但《练兵实纪》及后来的《武备志》中均无腰刀设计受倭刀影响的记载。腰刀图示狭身而曲刃，但从形制看来更接近前文所叙之元式柳叶腰刀。戚继光本人的其他著作和明代史籍中均未发现有'戚家刀'的字眼或其为仿倭腰刀之说法。目前仅在清王懿荣诗中有'今朝喜得戚家刀'一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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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戚氏自述，腰刀'无肩乃利，妙尤在尖'，这与倭刀之起脊镐造刀身和带切先之刀尖大相径庭;其次，腰刀是单手使用，不属双手刀之列;再次，腰刀后期成为明代骑兵主要武器，但明代倭刀并不适合马战，而是以步战为主。所以在此大胆推测，'戚氏仿倭制腰刀以对拼倭长刀腰刀'之类的说法应为后人猜臆之词，虽然鸳鸯阵改变了明军对付倭长刀时'短器难接，长器不捷'的局面，但其原因是长短兵器协同作战制约了倭长刀技术和能力的发挥，而并非戚家军的腰刀采用了后人盛传的学习倭刀'包钢制法'的结果。目前流行的另一种说法是戚继光把仿倭腰刀改成'刀柄下弯'以利单手持握。但事实上，早在抗倭之前的元式腰刀，无论雁翎还是柳叶，其刀柄已经是下弯的，而在戚氏二著作和茅元仪书插图中的腰刀，其刀柄多数是上曲的。
当然，难以否认，在明晚期的很多腰刀上可以看到倭刀的影响，这毕竟是明刀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之一。但客观分析，这种影响或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始于明初甚至可能更早，在明晚期达到顶峰。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凭借个人的喜好或希冀把它归结为戚继光的功劳或业绩。至于戚家刀一词，如果真的在当时存在，笔者仅仅把它看成对戚家军用刀的称呼，其形制与当时其他明军的腰刀并无太大区别，并非专指仿倭腰刀。同时这个词更接近描述戚家军配合藤牌所用的刀法。
当然，难以否认，在明晚期的很多腰刀上可以看到倭刀的影响，这毕竟是明刀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之一。但客观分析，这种影响或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始于明初甚至可能更早，在明晚期达到顶峰。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凭借个人的喜好或希冀把它归结为戚继光的功劳或业绩。至于戚家刀一词，如果真的在当时存在，笔者仅仅把它看成对戚家军用刀的称呼，其形制与当时其他明军的腰刀并无太大区别，并非专指仿倭腰刀。同时这个词更接近描述戚家军配合藤牌所用的刀法。
从戚继光对腰刀在不同阶段的使用方法和配备情况可以看到，刀和其他兵器都必须随着战争的需要发生演变。当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其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兵器的高低，同样没有任何兵器可以做到一器通用或无懈可击。刀也如此，不同的刀均有特殊的用途，单手腰刀直接对拼双手倭刀自然是输多胜少，而在以毛竹削制的狼宪配合下和藤牌的保护下却可以斩杀倭寇，屡立功勋。这一切，戚继光将军功不可没，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中国刀的使用和在战争中的地位达到了唐以后的又一个高峰。
（未完待续…… 下期更新《长刀》）
文出自皇甫江《中国刀剑》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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