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伍子胥，苏州人都不陌生。至今每年的端午节，不少人还会到伍子胥庙、伍子胥墓前去凭吊他，举行祭典活动。
苏州人为什么要纪念伍子胥？因为他在吴国做了许多大事、好事。他受吴王阖闾指派，建造了“阖闾城”，使吴国有了“从近制远、安君治民、兴霸成王”的都城。在吴都建成之后，他又规划并领导组织开凿了“胥溪”。胥溪，又称胥江，全长225公里，它南连阖闾城，经木渎，出胥口入太湖，然后从宜兴经溧阳到定埠，从东坝入高淳湖，然后西出乌溪，经芜湖入长江，这是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实际上还部分借用了这段水道，只是对其加宽加深。胥溪的开凿，大大缩短了吴国到中原楚国之间的水上距离，使吴国的舟师、水军大显神威，为吴楚争霸、破楚入郢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还有就是向阖闾“七荐孙武”，使吴王重用孙武，并与孙武一起攻伐楚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国，使吴国威名大震，从而跻身强国之林……从他所建立的至功伟业看，吴地人纪念伍子胥是完全应该的。
吴地人纪念伍子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伍子胥是被吴王夫差“赐死”的。吴国在夫差当政时败亡，夫差基本上是一个重用奸佞小人的无道昏君。被无道昏君残杀的，就应该是义士忠臣！特别是当吴国被越国灭亡，证实了伍子胥的预言之后，人们更加崇敬这位敢于直谏的“伍相国”，以至于把他当作神一样敬奉。
实际上伍子胥也有普通人的一面，血肉之躯，爱恨情仇，做事情有自己的小算盘小心思。对于伍子胥的评价，也应该和评价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客观和公正，在肯定他功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他的不足。
伍子胥出生于楚国的忠臣世家。他的先祖叫伍举，是个敢于直谏的大夫。楚灵王继承庄王留下的宏大基业，立即开始耗国库而建立豪华侈糜的章华台。鸠工营造耗时七年，台方落成。落成时，楚灵王率大臣登临观赏，情不自禁地感叹：美哉！美哉！”诸大“臣一片附和之声。唯有伍举却谏：“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克听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以土木之崇高、蛊镂之刻画、金石之清音、丝竹之凄唳以之为美者。”他举了楚庄王成为春秋霸主，国库充盈，但仍十分节俭的例子：“前庄王为抱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完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败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国人怨，财用尽，年谷败，百姓烦，诸侯忿怨，卿士讪谤……臣不知道那一点可以称为美的！”楚灵王听了伍举的直谏，立即“除工去饰”，从此不游于台。楚人盛赞伍举为忠贤良臣。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也是忠厚之士。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伍奢时任太子太傅，专事太子建的教育与培养，同时担此重任的有少傅费无忌。楚平王要费无忌物色太子夫人，费无忌来到秦国，见秦女才貌出众，天下无双。为了拍楚平王的马屁，回国后，劝平王不如自己娶下。楚平王见秦女貌若天仙，动了占有之心，果然自娶为妻，并十分宠爱她。费无忌也因此得宠于平王，但他又开始担心，平王一旦去世，太子建立为国君，他将没有好日子过。于是在楚平王面前百般诋毁太子建。太子建的母亲蔡氏失宠，太子建也被发往城父守边。尽管太子被贬，费无忌仍不肯放过他，日夜在平王面前说太子坏话。说他因秦女之故，不可能没有怨恨之心。太子建在城父拥有兵权，外交诸侯，必将谋逆乱国。平王听信了费无忌的谗言，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以至太子建无奈只得投奔宋国。
对于楚平王娶秦女，贬太子，追杀太子，伍奢虽谏言但终不及费无忌的恶意诽谤和宠妾秦女的“枕边风”，以至遭来杀身之祸。当大祸降临，并旁及自己两个儿子时，伍奢仍表现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诚。在狱中三年，他虽早已预料到平王要灭他九族，明知平王封侯许愿是诈，诱而杀之是真，但仍致信子尚、子胥两个儿子，要他们听从平王的召唤。伍子胥的兄长伍尚表现出极度的“忠孝”，说“父子之爱，恩从中出，侥幸相见，以自济达。”在这样的情况下，吾之生也，为世人所笑，终老地上，而亦何之”（《吴越春“秋》），不愿使自家三代忠义的名声受到丝毫的伤害。自愿与父亲一同受死。
相比之下，伍子胥就没有那么愚忠。他聪颖机警，更重功利。当他看出楚平王的阴谋后，立即逃往国外，并开始了他在异国出将入相的生涯。
伍子胥逃到吴国之后，有人将他推荐给吴王僚，僚见其伟岸，与语三日，称他为“贤人”，收留了他，并封以高官，还“号令邦中，无贵贱长少，有不听子胥之教者，犹不听寡人也，罪至死，不赦”（《越绝书》），并准备为他举兵报仇，可见吴王僚对他的器重和信任。伍子胥也知道吴王僚非常喜爱他，但就在这时，伍子胥看出公子光要谋王篡位。他非但没有告诫吴王僚，相反帮助公子光演绎了一出谋王篡位的活剧，在这场宫变中，刺杀僚的勇士专诸，是伍子胥推荐的，刺杀僚的全过程是伍子胥精心安排的，这就是伍子胥到吴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
公子光自立吴王之后，伍子胥成为阖闾朝中举足轻重说话算数的红人。但伍子胥在伐楚、攻入楚国郢都及以后的重大事件中，有些表现就有悖情理了。伍子胥身为楚国人，但他协同吴王率领吴军前去攻打自己的祖国，在攻入郢都以后，掘墓鞭挞自己的仇人楚平王的尸首，出出气也就算了，但他不听孙武关于立楚太子建之子胜为楚王的建议，对楚国的官吏百姓同样奸淫杀掠，百般蹂躏，还怂恿阖闾拆了楚国的宗庙，家仇及国，做出了楚国人最最痛心疾首的事。
对于吴国来说，伍子胥有时也并不忠诚。在吴国击败楚国，加强对楚统治，扫清边界障碍时，伍子胥率兵进击郑国，郑定公重用伍子胥逃难时救过他性命的渔丈人之子，不费一兵一卒，仅以一桡（桨）“，当道扣桡而歌”，向伍子胥乞舍郑国。伍子胥立即退兵，还军守楚，将两国之争，视同儿戏，为念私情，全然置稳固吴国在楚统治的大事于不顾。由于吴王不明智的决策和他的错误做法，致使这次伐楚战争，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最后吴军只能悻悻退兵。
阖闾晚年，因太子波病逝，谋择接班人时，伍子胥也是有私心的。阖闾认为：“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吴国……”准备否决夫差为太子。但事前“夫差日夜告于伍子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谁当立？此计在君耳。’”甚至表示‘愿与伍子胥同城而治（《吴越春秋》）。伍子胥为夫差说了不少好话，才使夫差得以继承王位。说明在吴国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伍子胥也并不是纯粹出于公心。他也考虑到，谁为太子、奉统吴国对自己有利。以此为出发点，当然也非忠臣所应为。
夫差即位以后，伍子胥协助夫差赢得了“夫椒之战”的胜利，迫使勾践入臣吴国。但在如何处置勾践和伐齐的问题上伍子胥与夫差产生了分歧，伍子胥坚决反对夫差北上伐齐。他说：“夫齐之与吴地，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吕氏春秋·知化篇》），伍子胥坚持要除勾践，绝后患。但夫差却听从了伯嚭的建议，认为“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齐、晋也，君王伐齐而胜之，徒其兵而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胜两国也”（《吕氏春秋》）。夫差否定伍子胥的主张，他们的意见分歧，实质是就吴国发展前途和雄心壮志的分歧，伍子胥满足于勾吴成为一方之雄，而夫差则下决心要成为天下霸主。不少人认为，伍子胥“非吴丧越，越必丧吴“的忠谏，说明了他高度的预见性。其实，吴越两国征战，世代不断，人所共见，并不能说明什么。而他坚持齐不可伐的主张，正说明他毫无预见性。难怪夫差在伐齐胜利以后，要狠狠地数落伍子胥一顿：“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逸，而处以恶念，出则罪吾众，挠乱百度，以妖孽吴国，今天降哀于吴，齐师受服……”（《国语·吴语》）。伍子胥在伐齐的问题上，可以说到了冥顽不化的程度。一开始，他坚持齐不可伐的观点，等到伐齐胜利之后，夫差命他出使于齐，他居然“属其子于齐鲍氏”（《史记·吴世家》），把自己的儿子先安置到齐国，并置夫差警告于度外，一意孤行，这才引起夫差的大怒，不得不置他于死地。
伍子胥的悲剧，部分源于他居功自傲、胸无大志。他由于思想局限，对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显赫的事业无动于衷。因此，他不可能用发展的眼光来判断敌我关系的变化，不可能体会到立意称霸中原的夫差的心情。在行动上，更是与夫差离心离德，背道而驰。这也不是忠臣应该有的作为。
关于越国伐吴，《吴越春秋》还有一段记述颇有意思：在越攻吴最紧要的关头，虽已过世的伍子胥托梦给文种、范蠡说：“越如欲入，更从东门，我当为汝开道贯城，以通汝路。”越军于次日真的从东南面攻城，破城而入，大败吴师。
这段记述虽有迷信和传奇色彩，但从中也反映出他做人全无底线，有的只是和一般人一样的爱恨情仇。
事实上，对于伍子胥的尊崇，最早倒是起自越国，是越王勾践亲自将其奉上神坛的。在发起灭吴战争，列诉夫差之罪时，勾践将残杀伍子胥也列为其一大罪状，捧高伍子胥，利用吴地人对伍子胥的同情，以证明自己征伐吴国的合理性。还将伍子胥奉为“水仙”“涛神”。在发起征战前，杀白马以祭伍子胥。在夺得灭吴战争胜利后，越王勾践仍“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时，为之立祠，垂之来世，传之万载”（《越绝书》）。这么看来，祭祀伍子胥的活动传承至今，倒也有勾践的功劳。
对于伍子胥，孔子早有褒贬，《越绝书》引言：“子胥无罪而死于吴，其行如是，何义乎？孔子固贬之矣……”甚至对他的死，亦有评述：“欲著其谏之功也”。可见古代圣贤对伍子胥的评价，也并不是一边倒的好评。综观他的史迹，我倒觉得他是一位敢爱敢恨，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的性情中人，这样来评价伍子胥似乎更加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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