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王蒙在首届鲁班文化节传统文化高端讲座上的报告摘录
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近年来，我们整个国家对文化建设、繁荣发展、文化强国、发挥文化凝聚力等，都非常有热情。尤其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穿上古装朗诵《三字经》，到让新招收的工人学习《弟子规》，再到各种讲坛、论坛都非常活跃。那么，究竟怎样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似乎也没有定论。有些文化的具体方面，我们觉得很亲切，也就不存在什么理解上的问题。比如中餐，就很容易接受，不需要仔细研究，虽然在有些宴会上也上点牛排、鹅肝等，但做法和用料也与国外的有所不同。再比如中医，目前许多传媒上谈论的养生、防治疾病等方面的道理，深受人们欢迎。但是，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它的基本精神、基本追求、基本特点是什么，包括我在内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有的强调孔孟、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但是有的也不这么认为；有的强调阴阳五行，或者认为《易经》是中华文化的一种渊源。
我听曾任国家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说过，他和几个对文化比较有研究的学者一起出国，就碰到过这样的现象：我们的教授一再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外国听众就说能不能给介绍一下为什么博大精深、怎么个博大精深，教授们就说没法讲，因为太博大精深了。这样就让人稍微感到为难——已经博大精深到了无法传达、无法叙述、无法交流、无法传授、无法讲授的程度。这让人无法接受。
今天，我主要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基本追求、基本特色，也就是中华文化和欧美文明，尤其是在世界上占有强势的基督教文明的区别；一个是中华文化具有特点的一些方法和思路。这些问题太大，没有定论，我的说法也不是定论。
中华文化的基本追求
第一点，我想谈谈中华文化的基本追求。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是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对我们的这种道德观，有各种说法。比如，仁义道德；比如，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最简单的仁、义，或者是加上道、德。还有一种说法是“四维”：礼、义、廉、耻。还有一种说法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还有一种说法是“五德”：仁、义、礼、智、信。前几年有一些政协委员和教育界专家，特别提倡仁、义、礼、智、信，上书中央，希望强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的国民政府，对中国文化的道德追求，也有自己的概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以，现在到台北市可以看到有一些大街叫忠孝大街、仁爱大街等。
京剧也有自己的说法，表达的是“忠、孝、节、义”。但是它和“礼义廉耻”不同。“礼义廉耻”说的更多的是指国家的臣子和士人（即读书人、候补官员）；“忠孝节义”更倾向于民间的一种说法，民间要忠孝、有节操、讲义气。我在咱们山东的一些宣扬儒家学说的刊物上看到，说中华是“礼义之邦”。所谓“礼”，不是单纯指讲礼貌，主要还是讲尊卑长幼的秩序，就是说这个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义”，也不是指义气，而是当道理讲，就是讲秩序、讲道理才是“礼义之邦”。但是，现在许多地方都写成“礼仪之邦”，这是大错特错了。“礼仪”仅仅是指表面的程序。为此，我曾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政协报》等报刊上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就看出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追求确实需要很深的理解。
我想用现代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语言，不是靠一个一个的字，而是稍微讲一点它的内容的语言，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追求。
主要有十六个字。第一个方面，我们的文化讲求“敬天积善、古道热肠”。敬天，就是指我们最讲究尊卑、长幼、上下。“天”是最靠上、最大的，本身是一切美德的源泉，这就有一种信仰主义，是可以说得通的。人为什么要讲道德？因为“天”就是有最好的道德。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易经》上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就表明人们都承认天和地是有最高道德的表率，以至于我们把天的道德，作为古代中国权力系统合理性、合法性的依据，提出“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以德治国”等等，所以要敬天、积善。老百姓心中也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我认为，这种观念不完全是从佛教的“报应循环”中得出来的，从儒家等各方面的思想也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古道热肠”是很多人形容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古道”，是指我们相信在远古时期，我们曾经有过最高的道德典范。中国是敬老、敬祖先、敬三皇五帝的国度。按庄子的说法，我们要敬到神农氏、敬到炎帝为止。在《庄子》外篇和杂篇中，庄子不断地批评皇帝，因为皇帝是争出来的皇帝，而神农氏这些人，不是靠争出来的，而是靠对人们的教化成为皇帝。当然，这些说法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性质，但是属于化育人民。皇帝、权力系统、士人、读书人、社会精英等等，都有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化育人民。
强调教化的结果，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古代力求把权力的运作“文化化”和“道德化”，尽管权力的“武化化”特征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就是阶级、社会工具，组成国家机器的就是法庭、监狱、军队、警察，这是“武化化”的特点。我们看中国文化呢，强调“武化化”的也有，比如法家，但更多的强调“文化化”。为什么君王能有很高的地位？因为你是奉天承运，你的道德可以和天相媲美，这就是强调“文化化”。强调“文化化”的结果，就形成了哪怕是君王的权力运作，也要接受文化、道德和秩序的监督。
这种“敬天积善、古道热肠”的文化，有着它的亲切之处。“热肠是指什么意思呢？我们最反对、最不赞成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态度，崇尚重视历史、重视情面。这样的文化，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真正做到了仁政，甚至也做到了无为而治的，只有汉文帝和汉景帝，其它时候，宫廷斗争经常是腥风血雨、阴谋诡计，也就是认为靠仁义道德来治国平天下是靠不住的。鲁迅甚至提出来，中国文化是拿起书来一看，是仁义道德，然后仔细一看，字里行间里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但是，我们又要看到另一面，那就是仁义道德的教导已经深入人心。“礼失求诸野”。皇帝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仁义道德，但是仍然受仁义道德教导的约束。老百姓盼望你仁义道德，以道德教化作为权力运作的基础，让人们听着很舒服，也很容易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大约在12年前，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曾经提出来“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说法。前年，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国”。所以，我们对道德教化，以及对权力的“道德化”和“文化化”要有所重视。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有道德就是有权力，那就把这个事情看简单了。或者简单地认为，只要让小孩念念《三字经》《弟子规》，就可以天下太平了，这是在冒傻气。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重视中国文化的追求、愿望，就会脱离群众，脱离我们的这块土地。
第二个方面，我们的文化讲求“尊老崇贤，崇文尚礼”。尊老，就是珍惜已有的东西、已有的经验、已有的文化成果，以及已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我们的文化讲求“忠厚仁义，太平中庸；勤俭重农，乐生进取”。现在老百姓最喜欢说的，还是“忠厚仁义、天下太平”。过去，我到过一些城市、农村的中等水平的人家，大门上的对联有两副写得最多。一副是“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这是指对自我的要求，就像保护一块玉一样，不要让它肮脏，不要让它被污染；而给子孙后代不是留下金银财产，而是留下做过的好事和德行。另外一副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说的是拥有忠实厚道的品德，家族才能经久不衰；讲究家风遗训文化传承，才能传家继世。在以前，中国孩子写“红模子”的时候，有两套写得最多。其中一套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再一个就是“天下太平”。不仅是因为“天下太平”对横竖撇捺都有严格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还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愿望。
说到中庸，孔子是很强调的。“中”并不一定是正中间，而是准确的意思，“庸”指的是正常，合起来就是指人做事情不偏不倚、调和折中，不做过头的事。为什么中国特别强调中庸呢？西方的政治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在“性恶论”上的，最强调对权力的多元制衡。我们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多元制衡的传统，但这不等于政治上没有平衡，这个平衡表现在时间纵轴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中华民族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道德，就是不搞极端、毋为己甚、适可而止、留有余地。就像是林语堂说的，“中国人提倡的道德，是比较老成的道德，不希望表现年轻，甚至幼稚”。
勤俭、乐生、进取，正是中华文化能够和现代化目标接轨的基础。我们并不是消极的文化，因为我们讲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是讲进取、勤劳、艰苦的，讲自强不息的。但是，我们的文化和西洋文化又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就是我们不是无条件提倡竞争。很多地方，我们认为控制、管制、弱化竞争，是创造一个舒服、美好社会的必要措施和条件。当然这并不完全对，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在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方面都很缓慢，封建社会曾走过长期停滞的道路，这是一个教训。竞争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这就反映了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一种预见，对竞争的一种适当管控。所以，这种掌控竞争的思想，既有非常可爱的地方，也有延缓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地方。另外，我们注重美善，胜于注重真实，《红楼梦》中所讲的“王夫人丢失玫瑰露”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代表。
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第二点，我想谈谈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一般来说，中国人的思想，求“大”、求“一”、求“变”。其中，“大”是指我们相信大道理管着小道理，越大就越高，越高就越大，越高大就越重要。中国人相信，世界上所有的道理都能归结成一个最高的、唯一的道理。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为贞。”“一”就是最后要找到的唯一的根源，“一”统治着一切、代表着一切。老子又称“一”为“道”，一曰道，二曰远，三曰反。这是道的特点，大的无所不包，“远”是永恒的和持久的，“反”就是不断地变化，会向着反的方向发展。孔子也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认为是一个比生命还要终极、还要重要的一个东西。
正因为我们从“一”、从万物的共同性上考虑问题比较多，所以我们要寻找这个最高的词。我们汉字的信息量比较大，要在其中寻找一个最高词希望它都包括。就好比讲这个“一”和“道”，庄子讲“通”，孔子讲“道”、“仁”，而孟子讲“义”。中国人的有些说法和西方人有很大不同。比如说，中国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外国人就无法理解，因为两者完全不通。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会认为良相和良医是相通的呢？因为中国人认为，良相和良医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仁心仁术、仁者爱人。当良相的目的，是为了爱人民，为了给人民谋福利；当良医的目的一样是为了给人民谋福利，减少人民的痛苦。
中国人关于政治上的很多说法，就又牵扯到一面是统一，一面却是分裂、分割、矛盾、对立。表面上看来矛盾的东西，中国人看是统一的。中国读书人最提倡的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孔子在《论语》里表示过，“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愚不可及”就是从这里来的，实际意思恰恰与现在普遍认为的意思相反，是说一个人该傻就傻，该精就精，该进就进，该退就退，该起作用就起作用，该低头不语就低头不语。这种说法，也是全世界少有的。古人还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像这样一类的说法，都是国外的思想很难接受的。我们是在特别强调，两个看起来不相干的东西，其实是一致的。
俗话说，“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水满则溢”，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得太过、太盛，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物壮则老”。所以，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强调谦恭、强调后发制人、强调含蓄的文化。这样一个文化虽然不是绝对，但是我们有无数这方面的故事、经验，这就形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些特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太久长了，人口又极其众多。我们的文化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有着不同的说法，有很多相互成为悖论的地方。比如《三字经》《弟子规》中强调都是要规规矩矩做人，民间却也有许多相反的说法。表面上看起来很庞杂，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庞杂，它才有了自己的生命。这与欧美文化是不同的。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实，我们很多文化追求并不能完全做到，但是如果无视这种文化，就等于自绝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只能增加工作的难度和生活的难度。相反，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化中找根据，可以使我们很多事做得顺当、取得成功。另外，中国文化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也可以说非常庞杂。对此，我们要有所理解、有所选择。理解是选择的前提，选择是弘扬的前提。如果既没有理解又没有选择，是不可取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够忘记“五四”精神。
谈到文化问题，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仍然是正确的，是不可以一日一时忘记的。我们追求的，是中华文化最美好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和奔向现代化所做努力的整合与结合，而不是简单地取此舍彼。
特约记者李同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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