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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统计数字是：全国恶性暴力袭医事件的数量近10年来平均增长近30%，70%的医生遭遇过殴打、辱骂，近40%的医务人员希望有机会转行。
医患纠纷升级，一些医生在日常诊疗中不得不采取些自我保护的策略，甚至备有辣椒水或逃跑门。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却总是去安慰」，医生们以此为职业信条，他们更期待，只管做到这些，无需负累太多。
文|徐艺婷 张薇
熊光武先生擅长妇科恶性肿瘤诊治和腹腔镜手术，在业内的名气叫得响亮。实习医生小祝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科，只要熊光武说「如果我是你，就不敢用这个药」，其他医生就必然不会再开此药，诊疗方案也是如此。
可来自病人的评价却冰火两重天。
在「好大夫在线」上，少有人不满他的技术，老有人吐槽他的态度——
写下他的直来直去：问诊时，刚走的一位病人又回来问了个问题，熊大夫不耐烦地解答了，病人刚扭身出门，熊大夫就说：「怎么听不懂人话啊！」让我这坐着的患者瞠目结舌！
以及他的惜字如金：花了100块挂的特需号，从进门开始熊光武就一直玩手机，只有一个实习医生在问一些不痛不痒的常规问题??特需号又不是为了给实习生看病的！还说这种小手术根本轮不到他做。
而受益于熊光武漂亮手术的病人，会呵护他的一切，「要允许他也有缺点，只要他的优点高百分比地坚持下去」，他们对他的优点大张旗鼓地溢美——手术方案安排详尽，很能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技术高超，半小时手术流血仅5毫升；人很帅气，笑得甜。
「没这么夸手术医生的。」熊光武听了《人物》记者的转述后说。至于那些吐槽，「我不在乎。」
吐槽熊光武的多是门诊病人，收到病房的基本上就只表达敬畏和敬重了。
熊光武每周四出门诊，早上7点半到医院，先去病房查房，同时派两个助手到门诊询问病史。「省我一半的事儿啊，」他说，「增加看病人的数量。」他9点开始看诊，按规定是15个门诊号，通常加号加到30到35个。一般看到12点半结束，平均6分钟看一个。中午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下午特需门诊继续。
曾经他一个朋友的女友看门诊，轮到她时，感觉熊光武努力想对她好一点儿，结果，「从前前后后对病人的怒吼中，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后来住了院，又看到熊光武在走廊里训小护士。「简单粗暴，说一不二，但是确实感觉周围的人特别服气他。」她做了一个宫腔镜手术，护士做准备工作，大夫还未上场，她麻醉睡着前听到护士聊天的最后一句话是，「老熊手真快。」醒来知道手术10分钟就做完了。过些日子再去复查，医生调出当时的档案，惊呼：「你这种手术居然都是老熊亲自操刀的！」
军医大学出身的熊光武，2006年转业调入北医三院妇科。此前一直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工作。那时他每天要做的手术基本都在10台以上，午夜下班是常态。最高纪录是一天19台，做到凌晨五六点，做完就倒在地上了。
长年的高强度作业，训练出他的过硬医术，也打造出他效率优先的反射弧。
对于影响效率的「加号」，他拒绝得简单有力。实习医生小祝在跟着他实习时，便亲历了这种「个性拒绝法」。
当时是上午9点半，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姑娘，用力推开虚掩的诊室门，高喊着「大夫，我要加号」，语气里容不得半个「不」字。熊光武一口拒绝。姑娘坚持。熊光武站起来，走出屋子，把等在外面的十几个挂了号的患者叫到门口，说：「她说她要加号，你们同意吗？」又转身对姑娘说：「如果这些患者同意，我就同意。」
在熊光武那儿，三类患者能拿到加号：得恶性肿瘤的，70岁以上的，外地的——「人家大老远的来看病不容易，来看的都不是因为小病。」
他对特需门诊有点不以为然，甚至觉得那天下午的特需应该取消，无非是挂号费贵得多。「花这个钱没必要，看还是我这个人看，换成普通门诊我也不介意。」他说特需门诊的本质，「有钱人想享受这个服务呗。」
对于红包，他也有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好大夫在线」最有意思的一条是这么写的，「当然他也有吓人的地方，他不收红包的态度之坚决，让诚心诚意的患者不知所措，到现在我仍心有余悸。」
在熊光武看来，红包是不信任医生的表现。他曾告诉助手，病人治好了，出院了，医患关系不存在了，他送你什么你都可以收，送你房子你都可以收。
不过术后也没人送红包了，房子更没有。香水、土特产倒是有的。
有时，「得罪」了病人也并非因为他讲效率或没耐心。
一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去查病房，一个男人冲了上来，紧紧地揪住他的衣领，作势要打。他觉得莫名其妙，完全想不起哪里得罪了眼前这人。
「你要干吗？」作为一个身材偏魁梧的男妇科医生，熊光武镇定地喊出一句。
原来男人妻子的主治大夫正好要去参加抢救，没时间听他说话。他转了一圈都找不到人，心里一股火气，来查病房的熊光武出现了，就把这怨气趁机撒了出来。
其他病人和家属第一时间围过来质问，让男人最终松开了熊光武的衣领。熊光武说，在如今的医院里，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男人能够松开衣领，已经是他的幸运。而他的同事中就有看了一上午的门诊，因为抽空去了趟洗手间，耽误了病人几分钟而招来打骂的。
作为中国妇产科网的前任版主，熊光武一定算是医生中对社会关注指数较高的一位，只要谈社会、论制度，他的神色就变得愤世嫉俗，即使他已48岁。
熊光武记得他失去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重症感染，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当天动完手术，情况就不乐观。第二天早上，他上班时被告知，女孩走了。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去看看她，就只是想看一眼。那一眼冲刷了以往的感受，只剩下面对死亡时的无能为力。
「这还只是一个感染而已，不像癌症。但80年代末，按送来时的情况看，那就是治不了。」放到今天，同样有许多病无法被治愈。「医疗是服务，但不是商品。医学科学的发展本身就有局限性，在技术上，在器械上，在处理方式上，都是一个慢慢进步的过程。毕竟我们医生是人，不是神。」
熊光武眼里的1980年代，医患关系非常和谐；1990年代，彼此猜疑；到了如今，成了相互防着。
在他看来，现在「个别者」的要求就是皇帝的要求：你治不好我的病，我就砍你一刀，甚至要杀了你。这是当年太医们要面临的难题，却在这个时代还能被他们撞见。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却总是去安慰。」现在的他喜欢引用这句话为医生这个职业作注解。
但程序、制度上的一些设计却无法让医生获得安慰。
比如，当下的医疗收费标准还是1999年所制定的，价格标准已经过时，很多收费项目还没有规定，医生做了工作，却不知道该如何开价格单。与熊光武同办公室的张医生替一名患者做了一个横隔手术，但1999年的收费标准只列出了纵隔手术。护士便按纵隔收取了费用。患者拿着单子就问：「你明明做的是横隔手术，为什么要收取纵隔手术的费用？」
他担心医学治疗想要向前，却被收费标准束缚了手脚。没有新的收费标准，新方法和新技术也无法从国外引进。如果实施，患者的费用无法报销，不在医保范围内。以试验治疗的方式引进也行不通。国家规定，试验治疗由试验方全权负责。「也就是你可以替病人做，但是你不能收费。」
他还担心，现有的收费标准可能会带来违规操作。一把超声刀的刀头是6000元左右，按规定只能使用一次。只能使用一次，这没关系，只要病人付6000元成本价。但国家又规定，一次手术的刀头费用只能收600元。如果不多次使用，医院连买器械的成本都难追回，遑论赢利。
熊光武是儿子的接生大夫，他亲手剖开妻子的肚子把孩子拿了出来。他的妻子是一名护士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些孩子会走上医学的道路，但他们的孩子没有。
他想让孩子报北京大学医学部。这缘于他对医生这份职业的认识：不能大富大贵，但在任何的世道里，都被需要。被需要，也就意味着有饭吃。再深想一层，自己是医生，如果孩子从医，好歹能在职业上对他有些指导，让他发展得更为顺利一些。
面对他的提议，孩子只说了一句话：我不学医。孩子一直知道他不想要什么，熊光武也不强求。
他说，理想的世界里，医生们只用管好「治病」的本职，可以不顾及治疗价格，可以不担心伤医杀医。
现在熊光武的朋友圈签名是：不能保证治好每个病人，但会好好治疗每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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