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球拍和一只球总价1.1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球的价格是多少？你现在脑中出现了一个答案。但我遗憾地告诉你，大多数情况下，你的答案是错的。不要失望——超过一半的哈佛、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的学生也都算错了这道题。而且他们在下面两道题上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如果5台机器5分钟制作了5个徽标，那么100台机器制作100只徽标要用多长时间？湖里有一棵睡莲，每天面积增大一倍。如果48天这棵睡莲就可以覆盖湖面，那么需要多长时间可以覆盖半个湖面？这三道题，事后看都很简单，耶鲁大学的市场营销学副教授沙恩·弗里德里克这样分析，他在2005年在麻省理工工作时，做了这项认知反映试验。他对测试人们的认知推理很感兴趣，特别是人们如何控制大脑的反射性决策中心——通常称为直觉。
多年来，心理学家对于认知过程被分为两种思维模式的想法很感兴趣，传统上指的是能够产生『快速和相关』认知的直觉，和『慢而受到规则约束』的推理。如今，这些认知系统通常被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的思考是直觉式的、自动执行、快速且不受控制。系统2是反射性的、以一种受控方式、缓慢而审慎。系统2的思考行为需要关注和基于规则应用的主观经验。尽管我们希望自己具有很强的系统2能力，事实上，我们更多的思考发生在系统1。让我们回来再看一下弗里德里克测试的大学生。超过一半的学生说球的价格是0.1美元，最让人惊讶的是，当再次让他们确认这是否是其最终答案时，他们仍坚持了这个答案。显然这些大学生是沉湎于系统1的思考中，而不能或者不愿意转换到系统2。如果他们哪怕用很短时间想一想，弗里德里克说，他们都会意识到1美元减去10美分，得到的差值是90美分，而不是1美元。大学生令人惊奇的高出错率表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人们不习惯努力思考问题，而是更倾向于使用第一个浮现在脑海的答案；其二，系统2的流程确实没有很好地监督系统1的思考。
弗里德里克也发现那些在认知反映试验中表现良好的人倾向于更耐心地回答问题。系统2思考是一个相对较慢的过程。当我们被迫快速回答时，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关注处于反射过程中心的理性。这不是说直觉在我们的思考中没有一个角色，情况远不是如此。我敢说，如果没有基本的直觉，我们无法生存。当你在驾驶汽车时，如果后车轮开始打滑，直觉告诉你要把方向盘打向滑动的那一边。你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进行系统2思考并仔细罗列所有不同的选项。事实上，在我们认知过程中，直觉已经得到了严肃的科学家的重视。卡尼曼相信确有直觉能力揭示答案的案例，但是这类案例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环境的规律性足够强使其能进行预测；第二，必须有机会通过实践了解这些规律。对于类似的例子，考虑一下国际象棋、桥牌和扑克牌。它们都出现在有规律的环境中，经常针对这些项目进行训练有助于人们发展直觉技能。卡尼曼也接受一个观点，即军官、消防队员、理疗师和护士主要得益于有足够多的处理同类突发事件的经验，所以可以发展出熟练的直觉能力。
卡尼曼总结出，直觉能力主要存在于在简单可预测环境中操作的人身上，而在更复杂环境中的人较难发展出这种能力。卡尼曼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诊疗师、选股人和经济学者，注意到直觉能力的案例很少出现在这些人身上。换言之，直觉看上去在因果关系较易判断的线性系统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对于非线性系统，包括股市和经济领域，系统1思考，即我们大脑的直觉部分，作用较不明显。让我们先转回到大学生那个话题，我们可以假设他们都是聪明人，那么为何他们在解答那些问题时会出错呢？为什么他们完全根据直觉就给出了结论〔系统1思考〕，为什么系统2思考无法纠正他们的错误答案呢？一言以蔽之，他们缺乏充足的信息储备。在卡尼曼的文章中，他提到了一个由赫伯特·西蒙〔另一位因决策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给出的定义：『这个局面提供了一个线索，专家可以接触到存储于记忆中的信息，而这个信息提供了答案。直觉就是认知。』所以，卡尼曼相信，增加记忆里存储的信息，可以提高我们的直觉思考能力。他更进一步解释说，系统2失去对系统1的控制，主要是因为受资源条件限制。『在一些判断性的工作中，信息〔系统2思考〕补充或纠正启发法〔系统1思考〕不是被忽略了，也不是不受重视，事实上是非常缺乏。』改善系统2思考的资源条件，即加深和扩大我们对相关信息的储备，是写作这本书的主要意图。大学生不是投资专业人士——至少在大学阶段还不是。所以我们可能会说沙恩·弗里德里克有关大学生思考能力的悲观论断是不成熟的，会逐渐被纠正。如果卡尼曼的理论是正确的，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需要更多的学习时间亲身实践，那样我们年轻的知识分子就能够计算出球的成本是多少，需要多长时间制作徽标，以及睡莲需要多久时间铺满湖面。不久之后，这些急切探索世界的新鲜面孔的毕业生将成为下一代投资专家。
如果不是对284名专家做了长达15年的决策过程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泰特洛克可能也会对上面那个问题抱有乐观看法。他将专家定义为那些出现在电视上的、被报纸期刊文章引述的人，以及向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或者参加圆桌讨论会的人。他向所有人询问了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每个人都要对世界将会发生的事做出预测，最终他们做出了超过27450项预测。泰特洛克保留了每个人的预测记录，计算了预测结果，预测有多精确呢？很遗憾，但是可能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专家的预测结果并不比『投掷飞镖的大猩猩』更准确。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泰特洛克说：『如何思考要比思考什么更重要。』专家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受到了思考疏漏的惩处。而专家的问题是过度自信、后见之明、信仰系统抵触和缺乏贝叶斯概率思考过程，一些心理误区影响了系统1思考。我们急于做出一个直觉性的决定，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思维障碍来自自身固有的偏误和启发式思考方法。只有接入系统2思考，我们才能够再次检查初步决定是否正确。大约2600年前，古希腊诗人亚基罗古斯写道：『狐狸懂得很多伎俩，而鼹鼠只懂一个。』这个隐喻后来因被以赛亚·伯林在随笔中引用而出名，在『鼹鼠和狐狸：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一文里，伯林将作家和思想家分作两类：鼹鼠型，通过一个单一视角看世界，而狐狸型则是在做决定之前，对那些宏大理论心存疑虑，而更愿意依靠多种多样的经验。伯林在文章中提出这种令人惊讶的争议话题。『我从未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种有趣的智力游戏，但它应被认真对待。』
研究人员很快就掌握了这种类比，并将其用于解释他们的决策研究成果——泰特洛克总结道。在他的《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中，泰特洛克将预测者也分为鼹鼠型和狐狸型。除了预测者整体令人失望的表现之外，他还研究了每个预测者之间的差别。那些狐狸型的预测者的整体成功率明显高于鼹鼠型的预测者。为什么是鼹鼠型预测者较差？首要原因是他们对理论情有独钟，使得他们在预测事件时过度自信。更糟糕的是，鼹鼠型预测者在无法证实的证据面前，不能及时改变自己的观点。在这项研究中，泰特洛克指出狐狸型预测者面对其他假设，修改了59%的预测结果，而鼹鼠型预测者修改的比例仅有19%。换言之，前一类人比后一类人更善于更新其预测结果。和鼹鼠型预测者不同的是，狐狸型预测者承认自身知识的不足。他们在调校和分辨方面比前者得分高。〔调校可以认为是一种智力特征，度量主观可能性对客观可能性的反映。分辨，有时被称作判断力，度量的是你是否会对经常发生的事情赋予更高的概率。〕鼹鼠型预测者对于世界如何运作抱有僵化的信念，他们更有可能为不会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赋予概率。泰特洛克告诉我们，狐狸型预测者具有三个认知优势：①他们从『合理的初始』概率估计值开始起步，他们有更好的『内部指引系统』使得其初始猜测更接近短期的基本概率。②面对新信息，他们愿意承认错误并修正自己的观点，他们拥有良好的概率判断流程。③他们能够感受到相互矛盾力量的存在，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领会相关的类比。鼹鼠型预测者从一个大的想法开始，贯彻始终——而不理会那样做的逻辑是什么。狐狸型预测者把大的想法聚集起来，他们研究和思考其中的类比关系，然后创造出一个综合性的假说。我认为，狐狸型的人是人文艺术投资一派最完美的代表。
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教授基思·斯塔诺维奇，认为智力性的测验〔比如ACT和SAT〕测量的是重要的品质，但在测试理性思维方面表现不佳。『它最多是一种中性的预测方式，有些理性思维技巧是完全和智力不搭界的。』智力测验通常用于测试那些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的思维技能，但是要记住，最常犯的思维错误和智商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理性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缺乏理性。高智商人群可能做出很糟糕的决策，这个想法乍看上去和直觉相悖。我们假设任何一个高智商的人也会理性行动。但是斯塔诺维奇不这样看。在他的书《智力测验遗漏了什么：理性思考的心理学》中，他提出了『理性障碍』这个术语，指的是尽管有高智商但无法理性地思考和行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指出了理性障碍的两种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处理问题，第二个是内容问题。斯塔诺维奇相信我们在第一个方面做得不够好。在解决问题时，他说人们有几种不同的认知机制可供选择。在这些机制的一端是强大的计算能力，但是比较慢而且需要极大的专注。在相反的另一端，计算能力虽低，但不需要太多专注，可以尽可能快地采取行动。『人类是认知缺乏者，由于我们天生倾向于忽略处理机制，这样不需要太多计算，当然也就难言准确。』一言以蔽之，人类是懒惰的思考者。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人们会找出简单方法，其结果就是答案经常欠缺逻辑性。理性障碍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足够多的内容。研究决策过程的心理学家将内容残缺称为『心件空隙』。这个说法最先是由戴维·珀金斯提出，他是哈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心件指的是人们解决问题时脑中出现的规则、策略、程序和知识。『就像厨具包括了在厨房中干活所用到的器具，软件包括了计算机所用的工具，心件包括了头脑需要的工具，心件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会的，它可以拓展一个人认真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
在他看来，心件空隙一般是由于教育面太窄。他认为，学校在教授每个学科的知识方面做得不错，但是在将各学科知识联系起来提高人们对于世界的整体理解方面，就做得很差了。『不足之处，是超出课程计划——「更高级」的课程表，包括有关一般思维的好的模式和跨学科的内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珀金斯展望将来会出现讨论思维艺术的特殊课程，但他也意识到了，在现有的繁重的课程表上再增加课程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他认为每门学科所需的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直接灌输——他称为心件加强型注入。『我是所谓的灌输的倡导者，用一种深入延伸的方式将新概念和主题内容整合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事物的核心附近。珀金斯对于新学习方法的期望与本文的原则完美地结合了——人们学习投资的艺术和科学，就是应该与不同学科的『规则、策略、流程和知识』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文就是心件加强型注入的一个直观示例。《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极少给出同样的结论。但是它们都认同丹尼尔·卡尼曼的新书《思考，快与慢》是2011年出版的最好的5本书之一，连续2周荣登《时代》最佳畅销书榜单，被认为是一本厚达500页的决策研究方面的杰作。我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积极信号，毕竟行为金融学已经成为主流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卡尼曼在这本书里主要告诉我们直觉具有偏误。『但是，错误的焦点对人类智力的负面影响，不会比医疗文本对于疾病的关注对健康的影响来得更大，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健康的，而且我们的大多数判断和行动，在大部分时间也是妥当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通常允许自己接受印象和感觉的指引，而我们对于自己的直觉想法和偏好的自信通常经得起考验，但是并不总是如此。我们甚至在错了的时候也很自信，客观的观察者比我们自己更可能发现我们的错误。』『这本书的目的是了解并改进判断和选择中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对于他人的，也应该逐步扩大到对自身的判断。』
卡尼曼提醒我们：懒惰的控制者的认知努力是思维工作。对于任何工作，我们很多人在任务变得困难时，都倾向于偷懒，简单地逃避掉。一些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人们在同时面对认知任务和诱惑的挑战时，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你被迫不断去做有挑战性的事情，那么当下一个挑战来临时，就会倾向于放松对自我的控制。卡尼曼告诉我们，要求系统2思考参与的活动，需要自我控制，而持续的自我松懈是不受欢迎的。卡尼曼对于高智商人士，看上去较易满足于初步答案而不求甚解的情况表示惊讶。他不愿意使用『懒惰』这个词描述缺乏系统2思考，但实际上这就是懒惰。卡尼曼注意到我们经常将那些放弃思考的人说成是『他懒得验证他所说的话是否有意义』或者『不幸的是，她试图说出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件事』。而我们应该想的是，他说是『他是否总是懒于启用系统2思考，或者他是否这次特别疲倦』。对于第2个例子，『她可能在延缓幸福感方面有些问题——虚弱的系统2』。根据卡尼曼的说法，那些试图避免智力懒惰问题的人可以被称为『勤勉』。他们更为警醒，也更为积极主动，较不愿意满足于接受表面上特别有吸引力的答案，对待自己的直觉感受更为严格。如何理解勤勉呢？非常简单，这意味着你的系统2思维是强大的、有活力的，不太容易疲倦。系统2和系统1的区别如此大，以至于基思·斯塔诺维奇将这两者称作『不同的头脑』。但是一个『独立分离的头脑』只有在可以分辨的时候才是独立的。如果你的系统2思考没有通过学习不同学科所获得的主要思维模式加以充分武装的话，那么它的功能就比较弱，或者如卡尼曼所说，是懒惰的。
对于长期接受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的你来说，是否会马上和自动地用这种基于物理学的模型解释市场行为，或者你会放慢思考，同时考虑市场的生物性功能是否有可能改变那种结果？即便是市场看上去极其有效率，你还会考虑群体的智慧只是暂时的——只能维持到下一次出现多样化导致市场崩溃吗？当你分析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是否能够抵御几乎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想卖出亏损头寸的想法，哪怕你完全了解你的这种感受是一种不理性——损失带来的痛苦是同样数量的收益所带来快乐的2倍？你是否可以阻止自己每天不停地检视自己的价位，哪怕你知道这样频繁地查阅价格会影响你的判断？或者你会屈服于自己的第一感觉先卖出之后才问问题？当考虑企业、市场和经济的时候，你是否会停留在你对事件的第一印象上？在知道事件可能还有其他说法，而且最引人注目的说法总是取决于媒体报道的程度时，你会去做更深入的挖掘，去发现其他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吗？是的，做这些事情是需要动脑筋的。是的，要想得出一个结论是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的。是的，这样做远比依从于自己的第一感觉困难。最后，为了完成你的工作而需要阅读时，你会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解而去读一本新书吗？正如查理·芒格已经多次重复过，只有通过阅读，你才能够不断学习。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帮助你缩窄心件空隙，并且加强你的系统2思考能力。这是为了让你保持勤勉，充分地发展你的独立思维。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激发你开始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投资，而并非只是考虑那些千变万化的数字。用不同的方式思考投资，意味着创造性地思考。这需要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方法去吸收信息和建立思维模型。建立新的格栅思维模型，我们必须首先学会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思考，从不同学科收集〔或教育自己〕基本的观点，然后我们还必须能够使用隐喻象征把学过的知识联系起来，再用于投资中。隐喻象征是一种帮助我们从已知和了解的领域进入不太了解领域的工具。为了建立好的思维模型，我们需要对各种学科有广泛的了解，还要具备能够通过隐喻和象征进行思考的能力。
建立模型的艺术依赖于我们在打造模块方面的技能。想想传统的儿童玩具——林肯积木。为了搭一个房子模型，孩子们用不同的积木，按照自己对于房子的想象搭建。这套玩具包括很多不同的积木块，有些长，有些短，有些用来搭建屋顶，另一些用来做门和窗户。为了建造一个好看的木屋，建造者用这种方式把积木组合起来，创造一个好的模型。建立一个有效的投资模型，和搭建一个木屋模型很相像。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建筑模块，好的模型建构就是把这些模块以一种娴熟的、艺术的方式结合起来。巧妙妥帖的结合，这些建筑模块将带给你一个有关市场如何运作的合理的模型，而且我希望还可以让你得到一些深刻的见解，帮助你成为更好的投资者。当然，我们能很快发现的是，是否你只有很少的几个构件模块，这样很难搭建起一个精巧的木屋模型。对于投资，道理也是如此。如果你只有很少几个模块，又如何能够做出一个有用的模型呢？建造有效模型的第一个原则是在开始前准备好足够多的模块。为了建造我们的全能型市场模型——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个超级模型，我们将用各种不同的思维模型作为模块，以及从各学科中抽取最关键的思想。在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模块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将它们组装成一个工作模型了。在建造一个木屋模型和建立一个市场行为模型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投资模型必须是动态的。它应该能够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50年前的建筑模块已经和现在没有太多关联了，这是因为市场就像一个生物系统，已经进化了。
当环境改变时，一个模型也在改变形状，这种变化可能很难通过目视看到。为体会那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想象一个飞行模拟器。模拟器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允许飞行员在不同情境下训练和完善其技能，而不用承担实际损坏飞行器的风险。飞行员可以学习在夜间、在恶劣天气或者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时如何飞行。他们每次进行模拟飞行时，必须建立可以让他们安全飞行和着陆的不同模型。每个这样的模型，可能包括了类似的模块，但是装配的顺序不同。飞行员在学习不同情境下要强调哪个模块。飞行员也在学习如何分辨模式，从中抽取信息并做出决定。当出现了一套特定的条件时，飞行员必须能够识别相应的模式，而且从中得出一个有用的想法。飞行员的思考过程就像是这样：我以前从未见过同样的情况，但是我见过类似的事情，而且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做是管用的，所以我将从那里开始尝试，然后不断改进。建立一个有效的投资模型，和操作飞行模拟器非常相似。由于我们知道环境将会不断变化，我们必须可以在模块之间转换，建立不同的模型。形象地说，我们正在寻找能够最好地描述当前环境的正确的模块组合方式。最终当你发现了每个情境的正确的搭建模块，你就已经积累了经验，反过来让你能够识别模式，并做出正确决定。要记住的一件事是，有效决策就是掌控正确的模块，把它们放入一个层级结构中。当然，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彻底了解最优的模块是哪些，但是我们可以对我们已有的东西进行完善。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模块，那么建立模型就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评估和重新组合它们。我们从约翰·霍兰德和其他科学家最近的研究成果中得知，与花时间发现新的模块相比，人们更倾向于对现有模块做出改变，这是一个错误。霍兰德指出，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有效利用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的方法，而在同时积极地寻找新知识——或者如霍兰德给出的巧妙说法，我们必须在利用和探索之间力争找到平衡。当我们的模型指明已有的利润时，当然我们应该尽量利用市场的无效率。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停止寻找新的构建模块。
尽管数量最多的蚂蚁群会跟从味诱激素最浓的路径觅食，仍然会有一些蚂蚁随机地寻找其他食物来源。当美洲土著出外打猎时，他们大多数人会返回到过去的打猎地点。但是，也有一些猎人，会跟从有探险精神的人，去往别的方向寻找新猎物。挪威渔民也是如此，每天大多数渔船会返回到前一天捕获鱼量最大的水域，但也有少部分渔船会随机地去到其他方向，找寻新的鱼群。作为投资者，我们也必须在利用最明显的信息和探索新的可能性之间把握平衡点。通过重新组合现有的模块，我们实际上学习和适应了变化的环境。通过选择和重新组合模块，我们所做的就是创造自己新的神经网络和联结模型。这个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交叉遗传。事实上，生物学家同意交叉遗传对于进化有着重要的作用。类似地，对于现有的思维模块的不断重新组合在投资进展中也会产生重要作用。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可以提供新的投资机会的新奇发现。正如突变可以加速进化的过程，新发现的观点也可以同样方式，提升我们对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解。如果你能够发现一个新的构建模块，你就有潜力改善你的思维模型。重要的是要了解，你有机会发现很多新事物，在你的思维模型上增加新的模块，而无需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你可以在思考时放入许多理论和观点，将它们装入一个模型中〔就像飞行员在模拟驾驶舱中〕，尝试将这些理论用于市场之中。如果新的模块被证明是有用的，那么就保留下来，给予适当的重视。如果它们看上去没有增加什么价值的话，你只需先将其搁置一旁，等到将来的某天再拿出使用。但是要记住，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懂得足够多了，情况就将不会是这样。永远不要停止去发现新的构建模块。当企业削减其研发预算而只关注眼前，可能在短期里可以产生较大利润，但更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使自己置身更危险的竞争环境。同样，如果我们停止探求新观念，我们可能仍然能够在股市中遨游一段时间，但最可能的是，在明天的变革环境中，我们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中央，路克斯路和三七街交叉的地方，有一尊活人大小的铜质雕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坐在公园长椅上。他身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和短裤，一件长外套和背心，脚上穿着一双方头鞋。他的鼻尖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正在读一份《宾夕法尼亚公报》。三七街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的一条主干道。每天上午，只要有课，学生们就会从叫作四边形的宿舍楼涌向三七街。当他们走到和路克斯路交汇处时，就会分开不同的方向，走向他们所选专业的课室。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学生向右转，去到三三街的大卫·瑞滕豪斯实验楼。生物系学生向左拐，走向大学街的雷迪实验楼。社会学系的学生向左转去路克斯路的社会学大楼，心理学系的学生继续沿着三七街直走，去沃尔纳特街的心理学大楼。哲学系学生向右转上路克斯路一直走到罗根堂。英文系学生再走几步就到了费希尔·博耐特堂。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系的学生就读于著名的沃顿商学院，走的距离最短。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默默注视下，他们在交叉路口往右转，只走几步路就到了斯坦堡堂、迪特里希堂和亨特曼堂。在那里，他们将用4年时间学习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学、商学和公共政策课程。在4年结束的时候拿到学位证书，大多数人将在金融服务业找一份工作。一些人将入读研究生院，再花费两年时间，学习他们之前已经学了4年的专业，并获得MBA学位。
在一个春日下午，我坐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旁边，在思考这些金融系学生毕业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机会，假如他们在大学里还学习了其他学科的话，是否会带来额外的优势。只要学习了物理学，他们就会了解到牛顿定律、热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们可能了解到了波的运动、湍流和非线性，可能已经意识到描述地心熔流或者小的地层运动导致强震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力量。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系的学生用了4年时间学习分子生物学和进化理论、微生物学和基因学、神经生物学、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生物学，以及植物学和植物种植。只要金融系学生学了一门课——生命的分子生物学，就能了解到动物、细菌和病菌的基因，并特别留意到现代的细胞和生物分子基因方法对我们理解进化过程的贡献。只需要从一个学期的一门课上，领悟力强的学生就可能意识到，存在于生物学中的模式看上去十分接近发生在公司和市场上的模式。沃顿商学院的学生将花费大量时间学习金融市场的理论和结构，但是他们从学习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技术与社会、工作社会学或者社会分层法中可以得到额外的见解吗？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者，你无需花4年时间学习社会学，但是哪怕这个学科的几门课程，都可以提高你对各种系统的组织、操作、成长、失败以及再组织的理解。今天很少听到有关心理学影响投资的争论，金融学生从心理学基础课程的教育中能够获得多少附加值呢？考虑一下，也许是上一门激励行为心理学课，在课上学生可以学习大脑结构和行为功能的联系。或者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类的思维过程，包括人们如何使用模式认知决定行动。当然，没有一个金融系学生愿意放弃学习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机会，这是将心理学研究应用于经济学理论，以检查有限认知能力的代理人在制定战略决策时的行为。在金融领域的工作，就是一个有关做出决定的工作，金融系学生如何能够放弃现代心理学、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呢？通过学习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詹姆士和维特根斯坦有关知识、头脑和现实的理论，他们能够获得哪些思维工具呢？考虑一下他们可以从一门有关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上获得的竞争优势，可以让他们获得分析自然和统计语言表述的论断的分析工具。
是的，我知道在大学里要读的东西很多，但为什么不在你的三门非限制选修课中选择一门『19世纪美国文学』课呢？你将读到从早期联邦党人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杰出的美国文化精粹。最好再选修『创造性非文学写作班』，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写作说明文的工作坊，你将学习写作诸如自传、评估、采访、广告分析和一般的规范文章。当然，作为金融系学生，你在会计和经济学课上肯定会碰到很多数学内容，但是为何不加学一门『信息时代的数学』课呢？你将从那里学习数学推理和媒体。在媒体发表的故事中，总是蕴含着数学假设，这门课将教会你如何识别和质疑各种数学假设。看着学生们从我面前纷纷走过，走向他们所选专业的课室，我不禁在想，25年之后他们将会在何处。他们在大学里接受的教育是否足以让他们应对最高水平的竞争？一旦他们到了退休年龄，他们能够回首往事，确信他们的一生工作已非常成功吗？还是会觉得不够成功呢？这些问题也是查理·芒格在哈佛法学院1948年第15次重聚会上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是否已经足够多学科化了？在最近50年里，学术精英在获得最佳的多学科化方面进展如何？』为了让自己关于单一思维的说法更易理解，查理经常引用一句格言：『对于一个手里只有锤头的人来说，他看到的每个问题都像是一枚钉子。』现在，查理说：『对于这类只拿着锤子的人，很明显有一个治疗方法：如果这个人拥有一大套来自多种学科的工具，那么他从理论上就持有了多种工具，因此将限制从「只有锤子」的倾向中产生的不良认知努力。如果「A」是一个狭窄的专业领域，而「B」包含了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大量有用概念，那么很明显，将「A」和「B」相加，通常会更好地弥补只有「A」的不足。如果不是这样，将会怎样呢？』
查理相信，我们社会所面对的大量问题只需将其放入横跨多个学科的格栅中就能够得以解决。所以，他认为，教育机构应该大力提倡多学科教育的普及。还要说一下，查理马上补充道：『我们不是要求把每个人的技能提升到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水平，也不是要求每个人在其他非专业知识方面的水平与专业知识方面的水平一样。事实上，每个学科最有用的思想精华，最有价值。』另外，他继续说道，获得多学科技能不需要我们在已经很昂贵的大学教育之外负担更重。『我们都知道，那些现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在常规领域之外只有零散的学习时间，但他们已经在正规教育中以较少的时间获得了大量的多学科综合知识，他们所学远远超过了现在提供给年轻人的教育，所以才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突出。』这就是查理的理念，如果大学里的跨学科课程被确定为必修而不是选修课，社会将变得更好。我们已经读到这本书接近尾声的部分了，我们发现自己又完全回到了起点。作为投资者，甚至作为一个个体，我们面对的挑战并非是面前的知识，而是我们应该如何把它们拼接起来。类似地，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整合课程表。『知识碎片化及其导致的混乱，并非是这个真实世界的反映，而是学术界自身造成的结果。』爱德华O.威尔逊将其解释为《论契合》。对于契合，威尔逊将其描述为不同学科的知识聚集在一起，是建立一般性解释框架的唯一途径。这本书的一个首要目标是给出市场行为的一个较宽泛的解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你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我们已经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解释上的失败来源于描述失败。如果不能精确地描述一种现象，那么我们一定无法准确地解释它。我们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个经验教训是，仅仅基于金融学理论的描述并不足以解释市场行为。获得查理·芒格所说的『普世智慧』是一种追求，看上去和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很相近，而与更强调获得某个领域特定知识的现代学术颇有差距。没有人会不赞同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增加了大量知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今天所迷失的正是智慧。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将知识进行分类，而智慧却是将它们联系起来。
那些致力于获取普世智慧的人受益于一个特别的礼物。圣达菲研究所的科学家称之为突变。查理·芒格称之为好上加好效应：当基础概念组合起来并保持一致方向时，会带来放大效应，强化了各自领域的基础性真理。不管你决定如何称呼它，这种广泛的理解就是普世智慧的基础。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写道：没有什么比居于宁静的高处，通过智者的教导牢牢地立于高处更令人喜悦的了，你能够俯视其他人看到他们到处流浪，寻找着生活的道路却走入迷途。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金融市场令他们迷惑难解，投资已经变成寻找正确的路的艰苦探索。但是更快地沿着旧有的路走下去，并非正确答案。而应该是从智慧人士教授知识的高度看下去才对。那些总是不断扫描各种方向以期帮助他做出好的决策的人，将成为未来成功的投资者。坐在校园公园长椅上，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我注视着最后一位上课迟到的金融系学生从眼前跑过，我不禁想到是否他也考虑过教育问题和自己的未来。富兰克林想过是否他们已经广泛阅读以发展其在1749年小册子中提倡的『人类事务的联结思想』呢？是否他们已经开始培养对思想进行关联的思考习惯？是否他们正在进行持续一生的学习？他肯定考虑过这些事情。我想我可以听到他正在大声读出手中那份费城公报的标题：『各年龄段的聪慧人士已经认识到，对年轻人的良好教育构成了幸福的甜美基础。』这是个人和社会成功的一个简单公式，无论在当今，还是在250年前，都同样有效。这也是一条收获普世智慧的永不过时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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