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六丈圣人也

​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发生了一件令朝廷很没面子也万分恼怒的事情：
​    “盗贼”张海率领人马攻打淮南，途经高邮。高邮地方长官晁仲约手中既无防守之兵，又无守御之械，估量着既然无力防御，与其先遭受一番屠戮而仍免不了一场劫掠，不如与这伙盗贼“私了”，于是下令辖区内的富民凑出一份金帛财物送给盗贼，并派人带着酒肉，出郊外“犒劳”这伙盗贼，就这么着把这伙盗贼给“打发”了。
​    事情很快传到京城，整个朝廷都震怒不已，仁宗令大臣廷议如何处置此事。枢密副使富弼主张立即诛杀晁仲约以示惩戒，并儆示后来之人，而参知政事范仲淹却认为，如果郡县有兵有武备，足以抵御盗贼的攻打，那么遇敌不御，反而贿赂敌人，按照法律规定，这样的地方长官自然该杀；但高邮当时的情况却是无兵无械，如果与盗贼开战，被劫掠难免，反而附带地会增加居民的伤亡。而另一方面，晁仲约的选择也符合寻常百姓特别是富裕百姓的基本心态：宁愿凑足一份足够丰厚的“礼物”，和气地打发走盗贼，也肯定不愿意被盗贼任意抢劫，同时还担惊受怕，唯恐有性命之忧。晁仲约“迎敌”的行为固然助长了盗贼的嚣张气焰，同时使得朝廷颜面尽失，但地方官的基本使命是保境安民，晁仲约的“迎敌”，客观上保全了辖区，保证了民心的稳定，也可以说是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只是履职的方式失当。如果朝廷诛杀行事方式失当却恪守了本职的大臣，地方官员以后若再遇到这样无助的情况，还有人会殚精竭虑地想办法应对危机吗？更何况，这还是朝廷立法的本意吗？
​    仁宗最终采纳了范仲淹的意见，免除了晁仲约的死罪。但事情并没完。
​    富弼对范仲淹非常恼火，当面责备范仲淹：我正想着借严惩晁仲约以伸张国家法律的尊严，你却拿出这么一套说辞来百般阻挠！如今免了晁仲约的死罪，以后拿什么来整顿官员队伍呢？！范仲淹当面却并未多辩解，只是私下里告诉富弼：太祖建国以后就立下规矩，不准轻易地杀戮文职大臣，这样的规矩，实在是了不起的盛德之举，这么好的规矩，为何要从你的手中轻易地将其破坏呢？而且一旦开了杀文臣的口子，有朝一日朝廷杀这个，杀那个，杀得“顺手”了，即使想杀你，难道还愁找不到理由吗？富弼这才没说什么，但内心对范仲淹的说法仍颇不以为然，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让他莫测生死、彻夜忧心而绕室彷徨的事情，富弼才算真正服了范仲淹的见识与眼光：
​    此事过去后的某一年，富弼奉命到北部边疆地区视察防务，视察完毕渡过黄河返回京城时，却被告知不许入城，要留在城外，等待朝廷的旨意。富弼因为不知道自己离京期间朝廷发生了什么事情，包括会不会有人借机进自己的谗言，皇帝是否正怀疑自己等等的可能性，在城外的驿馆里担惊受怕，彻夜难眠，边绕室彷徨，边自言自语地感叹：范六丈真是个圣人啊（“范六丈”指范仲淹。范仲淹兄弟排行第六，“丈”用以称呼长辈以示尊敬）！当初廷议晁仲约之罪时，自己只看到“杀之以振法纪”的一时之利，范仲淹却还看到了“赦之而为后世造福”的万世之利，范六丈之胸襟、眼光，自己比起来相差何止万倍！
​    有一时痛快，也有万世痛快；有一己一时之利，也有子孙万世之福。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寻常百姓，困难的从来都不是如何为自己谋取一时之利，而是临事之时能忍一忍，退一步，却为后人造下无量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