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至1433年间，明廷派郑和七次远航，走访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约30个国家，最远到达忽鲁谟斯（荷姆兹）和非洲的索马里兰。每次远航都动用数万部队和百艘以上远洋船只，航行数千公里。
郑和舰队规模是达·伽马所率葡萄牙船队的90倍，能运送的水手人数是后者的150倍之多。由于这几次远航，爪哇与波斯湾间超过16个国家向明廷进贡，许多外邦遣使到中国向明朝皇帝致敬。舰队指挥官郑和自此被昵称为三宝太监。
但与这些远航同样令人好奇的乃是在《明史》卷332中，编修者竟只用寥寥约700字，描写这一旷世功绩。或许敌视宦官的文人把郑和纳入“贪婪宦官”之列，《明史》编修者因而只用了30个字来介绍宦官郑和下西洋前的经历。事实上，若非他的下属写了3本小书，他本人和他在海洋探险上的最重大贡献，说不定就此湮没于世。这3本著作分别是马欢于1433年写成的《瀛涯胜览》，费信于1436年写成的《星槎胜览》，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根据这3本书，加上许多新近发现的纪念碑、手工艺品和其他相关史料，晚近的学者（其中许多是欧洲、日本学者）得以为15世纪最了不起但又最不为西方人所知的这些海上活动，赋予更为清晰的全貌。
当下亟须解决的一个疑问乃郑和是何许人，为何中选、主掌当时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些远航壮举？根据稀少的史料，我们知道郑和于1371年生于云南的昆阳。云南为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毗邻缅甸、寮国，昆阳南邻月山，距中国著名湖泊滇池不远。他父亲姓马，因曾赴麦加朝觐，被族人尊称为“哈只”。郑和与一个哥哥、四个姊妹一起长大，童年就和典型的穆斯林权贵家庭子弟没有两样。事实上，他家境似乎颇富裕，因为他的祖父也是哈只，在云南当过大官。根据中国史料，他的祖先来自今日新疆，甚至可能来自中亚。在广大的中国西部，住有从人数较多的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以及哈萨克斯坦人，到人数较少的吉尔吉斯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塔吉克斯坦人等多种族裔，其中大部分讲突厥语，使用阿拉伯文，已有数百年时间。成吉思汗称雄之前许久，这些民族就陆续皈依伊斯兰教。今人普遍认为，郑和的祖先若非来自其中某个民族，就是其中某些民族的混血。他们不只会说数种语言，还个性勤奋、勇敢、爱冒险，郑和就继承了这些了不起的特质。
13世纪初，郑和的祖先积极协助成吉思汗建造帝国。据某份蒙古文献记载，127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任命郑和的六世祖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即云南省行政长官）。在云南任职的6年间，赛典赤平定土著部落，带给该地区繁荣，与安南、缅甸建立和睦关系。赛典赤显然赢得忽必烈的信任，且得到治下人民的肯定。接下来百年，赛典赤家族为元朝效命，忠心耿耿且卓有功绩，得到奖赏。
但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和母亲温氏长大成人时，云南已不再洋溢迷人歌舞，已不再拥有传统氛围，因为这时候的元朝统治者已被富足生活腐化，变得软弱。当郑和仍穿着短裤、身边围绕着高官叔伯、丰满姑婶、瘦长而手脚笨拙的堂兄弟时，他父亲的元朝主子已失去游牧民族一贯的英勇和活力。不过几年，民乱浪潮就席卷全中国，1368年夏，寻欢作乐的元朝末代皇帝逃离北京。元朝统治云南的日子结束，郑和家族家道中落。1382年，郑和11岁时，明军拿下云南。一名前朝亲王及其家人，连同约380名前朝官员被俘，送到新王朝的首都南京。年仅39岁的郑和父亲死于百姓的报复，年幼的郑和成为傅友德将军的战俘。
对郑和和明朝辉煌的海上探险成就感兴趣的史学家，一直困扰于一个大问题，即从1382年郑和被明军俘虏，到1404年永乐帝指派他统领远航舰队这一期间，他是如何度过的。1404年时，永乐帝不只郑重赐予他郑姓，还提拔他为内官监太监。在帝制时代的中国，皇上赐姓给宠爱的官员并不罕见；事实上，1404年另有5 位宦官也获赐新姓。这5人全来自中国边疆地区，且全在军中服务。但郑和很特别，因为他还被选中统率海军展开历史性的探索，当时他才33岁。这位来自云南的穆斯林战俘，怎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爬到这么高的位置？他做了什么，从而赢得皇上的信赖？永乐帝为何将他的姓由马改为郑？得先厘清这些问题，才能从正确的历史角度说明他的远航。
郑和的崛起，始于阉割这个最难忍受的刑罚。明初，南京的阉人愈来愈多，战胜的明朝将领常将俘虏的阴茎、阴囊割掉，再纳为奴隶。被阉的战俘并非个个都被带到京城，事实上有许多阉人被送给地方官员和皇室成员。当时还叫马和的阉人郑和，因缘际会，被送给洪武帝的四子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1381年，朱棣受封为燕王，驻守北京地区，开始在华北蓄积实力。
既有的文献指出，郑和气宇不凡，臂长、腿长超乎常人，在廷臣里显得很突出。他嗓音清亮，黑眼睛柔和而谦逊，正是他主子所中意的特质。郑和长大后，展现出高明的军事谋略，很快就与宦官同僚建立深厚交情，对朱棣展现出坚定不移的忠心。14世纪最后25年间，明朝与元朝旧部在中国北部边境激战，郑和至少两度参战。他走过华北荒凉不毛的褐色大地，懂得如何寻找蹄印和马粪，在一次往北长途跋涉的过程中，他记录下所能找到的每口水井和食物。内战（靖难之役）爆发时，他已是经验老到的战士、燕王的心腹及其阵营中公认的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
1399年10月，内战最关键的阶段，燕王发起攻势，亲自指挥围攻大宁卫。他的敌人由忠于建文帝的李景隆将军领军，以九营新锐之师迎击，围攻北京。在这一关键时刻，郑和于北京蓄水池“郑村坝”附近掘壕固守，阻滞敌军前进，使朱棣得以有足够时间派军来救。朱棣因此击破李景隆部队，重创敌军，扭转战局。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或许是靖难之役中最关键的一役，以严罚失职、速赏有功而著称的朱棣，登上九五之位后，迅即提拔郑和为内官监太监。郑和就此掌理宫中所有营造事宜，包括修葺宫室和陵墓，购置烟火、铜、锡、木、铁器和工具，监督土木工程，但不久即转任他职。1404年大年初一，永乐帝赐他新姓“郑”，以表彰郑村坝一役的胜利。这是罕有的殊荣，马和自此以郑和之名流传于世。
很可能因为掌理宫廷土木工程以及采购金属、烟火的关系，郑和非常熟稔武器和造船。获赐新姓后只几个星期，郑和就接到皇帝命令，组建兵力十余万的水师，以遏止一再袭扰中国沿海的日本倭寇。数份中、日文献记载，郑和亲自去了日本，以争取日本当局合力镇压日益猖狂的倭寇。有一份史料写道，室町幕府将军把约20名倭寇头子交给郑和，另有一份史料说他册封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嘉许幕府将军用心扫荡倭寇。这些史料似乎可信，因为他在监造船只、指挥水师、出使外邦方面都成绩斐然，这些资历使他成为从事1405年历史性远航的不二人选。尽管只有34岁，郑和已有一长串显赫的功绩，规划、指挥、组织方面的长才已展露无遗。
郑和的数次远航，由《武备秘书》中的海图来带路。此书的来源有待商榷，大部分学者认为剽窃自明朝茅元仪所写的《武备志》。中国船长使用这些海图，载着郑和与其随从前往诸多外邦。1886年，英国驻汕头领事费笠士（George Phillips），找到从泉州到苏门答腊沿途的76个地方、从苏门答腊到东非海岸的88 个地方，从而使中国到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的地图臻于完备。1909年，查尔斯·布莱格登（CharlesOtto Blagden）认出这些海图中标出的另外16个地方。20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荷兰学者兑温达（J. J. L. Duyvendak），还有后来的英国作家米尔斯（J. V. G. Mills），继续调查并认出郑和下属马欢、费信等人所提到的地名。
马欢是穆斯林，可能以通译的身份参与了郑和的三次远航。他的《瀛涯胜览》于1970年由米尔斯译成英文，全书18章；书中提及的国家、地方，已有19 个得到确认。每一章描述一国的疆界、距离、风俗、产物，也特别着墨于政治事件。整体来讲，马欢的著作与《明史》中的叙述极为吻合。
另外，费信至少参加了四次远航，身份不是秘书，就是通译，但他的《星槎胜览》只记录郑和第三次远航（1409—1411）的见闻。费信书中的资料，有很多大概来自1349年汪大渊所写的《岛夷志略》。
费信此书普遍被认为写于1436 年，即第三次远航已过了约25 年后；因此不得不参考汪大渊的著作。从精准性和重要性来看，费信的《星槎胜览》远不及马欢的《瀛涯胜览》，但《星槎胜览》指出40个国家、地方，为郑和与其宦官同僚去过的爪哇、尼科巴（Nicobar）、东非诸地，提供了宝贵数据。
除了地名歧异和航行路线，有关郑和七次远航，下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乃是每次远航的确切日期。《明史》和《明实录》的确给了些确切的数据，但不完整，且有时让人困惑，例如在第二、第三次远航的归来日期上。20 世纪30 年代两个郑和碑文的发现，更让人不知哪个说法为真。这两个碑文促使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兑温达等汉学家，立即重新检视整个问题。第一个碑文为《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刻于今苏州地区刘家港天妃宫的一块碑上，碑立于1431年3月14日；第二个碑文是《天妃灵应记》，刻于福建长乐南山旁三峰塔寺附近的一块石头上，石头系郑和与其同僚所立，这个碑文据认写于1431年12月5日至1432年1月3日之间。哥伦比亚大学的富路德教授拿到了这个碑文的拓印。1939年，兑温达拜访哥伦比亚大学时，报告这两个碑文的摹本，将它们译成英文。他还写了篇长文，确认七次远航的确切日期。下页表“记载郑和七次远航日期的文献”就是这些学者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谈完七次远航的日期问题，接下来就是船只与船上装备的数量和大小问题。《明史》中的“郑和传”只提到，为出使西洋诸国，明廷命郑和与其同僚建造62 艘大船，每艘船长134 米，宽54米。其他文献提供的资料与《明史》稍有出入，但更详细。例如《郑和家谱》提到第一次远航共有63 艘船出海，其中较大的船长约135 米，宽约54米；中型船长约112米，宽约45 米。因此，《郑和家谱》里记载的船只数量、大小，与马欢《瀛涯胜览》的记载完全吻合。
这些远航船只的建造，不只是为了运输人员和货物，还考虑到作战需要。诚如《明史》里所记载的，郑和的舰队里没有很多较机动、速度较快、适合两栖登陆和在大海上与敌船对战的小型船只，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在《瀛涯胜览》中，马欢常提及大䑸宝船。汉学家对“䑸”一词一直感到不解。有些汉学家推测“䑸”源自爪哇语zong，意为大船。还有些汉学家主张，“䑸”即是junk，即中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帆船的普遍称呼。问题的关键在于63 艘船是否全是135米长、54米宽，还是只有少数船为大船，大部分船属中型、小型船。七次远航出海的船只，从48艘到249艘不等，而各次远航动用的人员则一直是2.7 万人左右，伯希和因此断定“䑸”意为舰队，而非个别大船。
因此，“䑸”由为数较少的九桅船和为数较多的中型、小型船组成，船只总数在50至100 之间。郑和的调度手法，一般是将整个舰队分开，从中派遣数支小船队到远离主航线的地方。例如有次远航时，郑和派宦官洪保为特使，从卡利卡特（《明史》称古里）前往麦加，最后一次远航期间（1430—1431），他的同僚王景弘率领一艘或更多船只到南台湾，遇到台湾土著。
显然，郑和远航除了政治、军事目的，还有商业目的。因此他的舰队在装备时得考虑到各种需要。一艘九桅或八桅帆船，除了载运大批人员，还有大量商品；船上还备有远航期间大量人员填饱肚子所需的物资。因此，九桅和八桅帆船大概是15世纪亚洲海域最可靠、最有效率的船。但郑和的舰队也需具有战斗功能。《明史》和其他文献提到，郑和打算以他的水师达成多方面的任务，且确实这么做了。例如，第一次远航期间，他的舰队与旧港恶名昭彰的海盗头子打了场海战；第二次、第四次远航时，他利用优势的海军兵力，击败、俘虏了斯里兰卡、苏门答腊两国国王。
鉴于这些军事记录，我们不得不思索一旦在外国发生海战时较小船只的重要性。小船较轻、机动性佳，能在进出港或遇紧急状况时以桨前进。这一特性使小船比大船速度更快，更为可靠。小船利于攻势作战，且自卫能力强。事实上，大船和小船都是郑和远航所需要的，因为两者功能各异且互补。郑和统率的舰队里，很可能包含了以下5种大小不同的船型。
这一数据或许可以说明为何几乎每次远航出海船数不同，人员数目却一样。根据散落四处的记录，我们知道第一次远航动用了63艘船，第二次249艘，第三次48艘，第四次63艘，但第七次100多艘（第五、第六次动用的船只数目未有记载）。另外两份珍贵的文献或许也有助于厘清船只总数的问题，即《武备志》和李昭祥论明朝造船的著作《龙江船厂志》。李昭祥于1551年掌管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郑和的船大部分是该厂所造。根据这两部文献和其他史料，郑和与其远航同僚可能用到数种大小的船只，最大者为135米长的九桅船。关于郑和舰队的船只种类，未有明确的描述存世，但关于人员却有相当详细的资料可参考。郑和的部下，一如他们的成就所表明的，乃是能干且专业的一群人。他们似乎通过政府机关正式招募来。舰队的管理层全是带有文官品秩六品到正四品的宦官。但随郑和七次远航的宦官人数和姓名，在各史料里又不一致。人数从刘家港《通番事迹记》碑文所记的6 人，到《郑和家谱》所记的70 多人不等。在《明朝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中，富路德列出属于管理阶层的以下宦官：王景弘、侯显、李信、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
在大舰队里，特别是有武装以备作战且用来执行许多特殊任务的大舰队里，肯定有数组专业人员。专业人员的最高层当然是军事人员。第七次远航时，明廷派了都指挥使朱真（正三品）、王衡（正四品）等高阶军官同行。另有一些军官也奉旨参加郑和的几次远航。
在这些文献里，可见到数十位品秩从从五品到正五品的马姓、刘姓、张姓、徐姓千户。这些千户似乎大部分来自边疆地区。他们的汉名通常是为朝廷立功后由朝廷所赐。《太宗实录》记载了他们远航期间的功绩，其中数人因此得到晋升。其他下级军官，例如百户、总旗官，则达数百。
郑和的舰队也载了数群专业人员——从宗教领袖，到负责船上所有人员之身心安康的医生。还有些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例如承办伙食者），负责货物、压舱物的装载，管理食物、水、酒、木柴等储备品。郑和的舰队需要众多的船员，不只是为了有事发生时抗敌保船，还为了操作张帆索具。就今日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张帆索具粗陋、不便使用。在祝允明（1460— 1526）的《前闻记》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了第七次远航的人员：宣德六年（1431）下西洋的人员，包括“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辨事、书算手、医士、铁锚匠、木艌匠、搭材匠、水手等共27550人”。根据《明史》等史料，我们知道第一次远航时动用了超过27800人，第三次远航时有2.7万人至3万人参与，第四次远航时约28560人，第七次远航时约27550人。第二、第五、第六次远航动用的人数则未见记载。
显而易见，郑和的舰队比葡萄牙、西班牙的舰队规模都大。葡萄牙人千辛万苦在1434 年绕过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尔多角，64年后，达·伽马才航抵印度的马拉巴尔（《明史》称马八儿）。达·伽马率领大概不足30米长的3艘船和170名船员，1498年5月进入卡利卡特港，因此著称于世。明朝的远航舰队，倚赖数百年来中国人与印度洋沿海地区的商业往来，从南京到浡泥到尚吉巴，在苏门答腊、马六甲、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沿岸和麦加，接待使节，发送御赐礼物。葡萄牙人只有洗脸盆、珠子之类商品可供与当地人买卖，因而迅即转而使用武力和恐怖手段，向印度强索他们所追求的财富。经济自给自足而志得意满的中国人，则带着礼物而来。例如，斯里兰卡的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3 个族群，都得到明朝皇帝赏赐，包括金约3000件、银1.5万件、丝300匹，还有香油和宗教用的上漆装饰品。
在数量、财富、能力、技术、先进程度上，当时的中国人都超越了葡萄牙人。但中国最后一次大举远航是1433年；因此，两个世代后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时，未遇到足以和欧洲人争夺印度洋霸权的亚洲强权。若明廷继续这类航海活动，世界史和东西方关系大概会是另一番局面。于是，对于这些发生于哥伦布之前的远航，历史学家心中生起了数个疑问。中国人如此卓越，为何没有动机经由非洲抵达欧洲或越过太平洋发现美洲？当然，最大的疑问是15 世纪中叶之后，为何中国再没有进行海上探索？
永乐帝于1424年8月12日去世，而在这之前，就有朝官质疑这些受到过度吹捧的明朝远航活动。文人悲叹宦官的得势，竭尽所能、明里暗里欲打消这一计划。著名士大夫夏元吉带头猛批郑和的远航，称这类活动会拖垮财政。夏元吉因主张停止下西洋而入狱，但第四位明朝皇帝洪熙继位（1424年9月7日）前几天，夏元吉获释，朝廷下令停止所有出海任务。因此，第六次远航后到第七次远航之前，郑和驻守南京，负责留都的美化。可以说，在他的船只闲置生锈时，文人与宦官之间展开了密谋、欺诈等钩心斗角的行动。赢者通常是能得到皇帝最强力支持的一方。1430年夏，第五位皇帝宣德帝决定重振皇威，下令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冒险，但他已经老了，从非洲、阿拉伯诸国回来后不久就去世，时年65岁。接下来的岁月，几度有人主张重启远航壮举，但再没有出现像永乐帝这样的支持者。第八位皇帝成化在位年间（1465— 1487），有位宦官提议审阅郑和的航海路线和记录，但彻底搜寻仍完全找不到郑和的档案。后来查明郑和的档案已全遭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烧掉。有人引述刘大夏的话说，郑和七次下西洋耗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不值得再为。一把火烧掉郑和远航壮举的档案，也昭昭证实了久久未消的一个猜测，即《明史》并未全盘道出明朝宦官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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