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理分科体制出来的文科生，本无资格论说这本物理学两大巨人的通信集，因为我完全看不懂也没耐心去理解其中的原理与公式，但幸好，除了玻恩有几封信大段铺陈他的倒易算式，爱因斯坦有一两封信草书了几个公式，其余通信内容谈论的都是文学、音乐、孩子、家人、老年生活、家庭经济、国际政治、学术八卦……这些一点都不难懂，且让人极有兴致细读再三。那实在是一个波澜壮阔、群星璀璨的年代，两位物理学的大师却在书信里大谈贝多芬、康德、黑格尔……我想起茨威格有一本书名叫“人类群星闪耀时”，他眼中的英雄和决定人类历史的重要时刻竟然与我们脑海中想象的很不一样。比如巴尔波亚找到太平洋，亨德尔写出《弥赛亚》，德利尔创作《马赛曲》，歌德写下《玛利亚温泉城的哀歌》……所以，物理学顶级权威通信也会因文科生的所见不同（哪怕是萌蠢的）而显出些许别样新鲜吧？何况有人说，现代物理学已经越来越像接近玄学，甚至哲学、甚而神学。薛定谔就坚信哲学对科学研究的意义，认为哲学是人类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必不可少的基础；奥本海默把《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聘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士。海森伯在这本通信集的序言中说：“科学家的工作，虽然其题材似乎已远离一切人类事务，却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哲学和人的态度。”其实，当你越来越深刻触及事物本质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学问越来越相近，不管是物理学还是心理学，不管是神学还是科学，它们最终指向的一定是同一事物，都是殊途同归而通向对真理的探索。最终指向的仍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我们是谁？为什么？怎么样？更何况此书确实丰富多彩，它们是马克斯·玻恩和海德维希·玻恩同爱因斯坦在1916—1955年间来往书信结集。1969年出版了德文版，这一版包括了玻恩-爱因斯坦的通信，玻恩在20世纪60年代末写的评述，玻恩杰出的学生与助教，物理学家海森伯写的序，以及哲学家罗素写的前言。由马克斯·玻恩的女儿伊雷妮·玻恩把德文译成英文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两位教授（其中的索恩Kip Thirne是当今世界研究广义相对论、引力物理、天体物理学的权威科学家之一）又为新版添补了一篇解读性序言。信中触目所及尽是光芒闪闪的人物，薛定谔、普朗克、狄拉克、玻尔……而其时的泡利还是个爱睡懒觉的小助教，玻恩天天上午十点半派女仆去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海森伯也才是个二十刚出头的毛小伙子，已经有盖过老师风头的趋势了……当时没有网络即时通讯，单靠长路迢迢的书信来往的年代，很多想法和观点难以阐述清楚，容量真的太小，但这也正是书信的魅力——拿着信纸反来复去读，你会读出越来越多的言外之意。通信集的副标题很不错：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与物理学。几个关键词：动荡、政治、物理，重锤一样敲击下来。虽然平实却再想不出比这更完美的概括了。全书连上序跋也只有两百八十五页，却因其触及世界命运的重大事件而给阅读带来一重又一重的冲击——如同那个动荡的时代。大人物之间的友谊，孤陋寡闻的我只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革命友谊，总体来看好象是地位较低的一方付出更多些，据说是“第一小提琴手”和“第二小提琴手”的差别。让我感觉“友谊”的内涵也不比爱情简单，很多时候，不如用“交往”二字更合适。假如你忽略通信集那些前言后记题跋致辞，只看两人之间的来往书信，应该看到这也就是马克斯·玻恩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要知道爱因斯坦的来信称呼由“您”变为“你”都让玻恩快乐得奔走相告了。当然，他们两人都是那个时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无需多加解说。马克斯·玻恩（Max Born, 1882—1970）完全有资格排入第一序列。他是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954年因对量子力学的基础性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纳粹迫使其流亡英国之前，玻恩在德国布雷斯劳大学和戈廷根大学执教，到英国后先后任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教授。他曾和泡利、海森伯、费米、狄拉克、拉曼和奥本海默等人共事（泡利和海森伯是他的学生），更重要的，他经常在战时就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撰文和发表公开演讲，他还发表过不少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论著和其他社会论著，如《不息的宇宙》、《物理学中的实验和理论》、《物理学与政治学》、《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他与爱因斯坦一样，绝对不是眼里只看得到本专业的学科奴和无脑工具。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他说：“我的声音被人倾听，这就为我的余生提出了新的任务。”在爱因斯坦逝世多年后出版这本通信集时，玻恩在每一封信的后面撰写了说明和自述性评论，向后人解释他们两人的紧密关系、分歧和重修旧好——所以，这是一本带有强烈的玻恩印记的书信集。
当然，天才如爱因斯坦，也需要友情来滋养人生，但成为他的朋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显然远远不够，因此，这两个人的友谊也不同于常人。玻恩家里现存的最早的一封书信是爱因斯坦在1916年发表广义相对论之后写给玻恩的明信片。作为对他所写的一篇赞美文章的回应，爱因斯坦说自已因为得到“我最好的同行之一”的充分理解而感到的愉悦。当时爱因斯坦刚受聘为普鲁士科学院终身院士、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这是柏林特别为他设立的职位），玻恩当时是柏林大学物理学副教授，战时被征调为无线电工程师，他的家距爱因斯坦的公寓不远。马克斯·玻恩的女儿记得自幼年时候起，爱因斯坦就是她家里的常客。两人自此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柏林时期开始，跨度四十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一直持续到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在通信中，他们争论量子论和场论，赞赏贝多芬的超凡的小提琴和钢琴二重奏（他们相聚时会一起演奏乐器），也聊各自的夫妻儿女家长里短，以及退休工资能到手多少。在这本通信集中，玻恩夫人海蒂与爱因斯坦的书信来往占了不小的篇幅，她不是物理学界的，按现在的说法是个文青，她的爱好是戏剧诗歌，常把自己的作品和观剧心得寄给爱因斯坦，两人在信中一来一往讨论对一本书、一个剧本、一个宗教或哲学观念的看法，搞一点儿无伤大雅的小调情。爱因斯坦对于海蒂十分看重的剧作《比尔》表达过坦率的意见：“作为一个艺术品，它没有很好地证实这样一个有充分文献根据的真理，即创作活动的重心是在男女身体的不同部分。您让您的角色像木偶一样跳舞，它们只不过是您手中的傀儡，……像鬼魂一样，多少有点儿抽象。但您的机智拯救了一切。”但他还是向当时的柏林国家剧院经理耶斯纳作了推荐。1920年，出于反犹动机的物理学家在柏林和巴特瑙海姆对爱因斯坦发起了严重攻击，玻恩一如既往地支持爱因斯坦，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狭义相对论。有人利用爱因斯坦夫人想让丈夫出名的心态要出版一本《与爱因斯坦的谈话》，此人水平有限品格不高，已写就的部分手稿落到玻恩手中，玻恩读后大为惊心，一再去信让爱因斯坦不要答应出版：“原谅我多管闲事，但这关系到对我而言弥足珍贵的一切东西。在这些事情方面你是个小孩子。我们大家都爱你，而你必须服从有见识的人（不是你的妻子）。”玻恩为了阻止这个恶心的谈话录发表愿意做任何事情，“或者甚至愿意去北极”。来自爱因斯坦的友情好像少些，或者他本身是个“朋友力”不足的人，又或者他有更高层面对友谊的理解。1933年纳粹掌权时，玻恩在戈廷根大学的教授职务被解除，那时爱因斯坦人已在国外，他马上去信敦促玻恩夫妇立即离开德国，此举救了他们一家的性命。最重要的是，爱因斯坦对玻恩完全信任，不惮流露内心哪怕不成熟的所思，使后世读者借两人书信看到心中男神比较真实的一面。爱因斯坦后来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余生。马克斯·玻恩则把家安在了英国。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但终其一生，他们都保持着不间断的通信关系。他们不是没有分歧的，无论在物理学还是政治上，因他们所处的时代正经历许多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相对论和量子论、战后德国的赔款、俄国对科学家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和对以色列的态度。这两人争吵时的火药味不亚于战时拉响的防空警报，尤其是对量子力学与对战后德国的态度上，两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他们一年只有四封通信，除了事物性告知，再没有爱称和调侃。有段时间甚至断绝了来往。但不久，他们握手言和。玻恩的学生泡利195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也从中起了当面解释的和事佬作用。在爱因斯坦生命最后的一年里，两人又回到早年的亲密关系。毕竟他们都是物理学的伟人，都同情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都关注自身在当时动乱的政治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照罗素的话来说：“他们两人都很卓越和谦虚，而且无所畏惧地说出他们认为该说的话。在一个平庸和道德沦丧的时代，他们的生命闪现出一种强烈的美。”玻恩夫妇在德文书《良心的享乐》中，描述了他们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玻恩主要写他们之间的科学讨论，玻恩夫人海蒂则写她与爱因斯坦的私人交往。玻恩文章结束语是:“我知道作为他的朋友意味着什么。”而海蒂的结束语是“现在他那生动的声音沉寂了，但那些聆听过他讲话的人将一直听到他的声音，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玻恩的个人生活及观点在其许多著述（包括自传）中都有详尽的描述；而爱因斯坦从来不写详尽的自传，只有一个勉强算自传的《自述》（Autobiographical Notes），一篇他自称为“我的讣告”式的文章，几乎只讨论科学。他认为后人不应当关心科学家的日常，而应当只关注他的智力贡献；而且，据奥本海默说，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感到自己思想上孤独，是“一个老傻瓜”。可是从现存许多资料来看，薛定谔、冯·诺伊曼、泡利及其他同时代卓越的物理学家明明与他有许多通信、交集来往的，海森伯却说他从不与别的物理学家谈他研究中的问题，只是偶尔邀请个别年轻数学家来帮助自己做一些困难的数学研究，他也不担任大学的日常教学，对于别人的误解或所犯的错误，他的观点是，让蠢人按自己的意愿继续蠢下去好了“让这个人继续敲他的鼓吧，浪费时间去答复太不值得了”。玻恩却是个好为人师者，他周围总是聚集着一群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中国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大多出自他的门下；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学生缺衣少食也让他寝食难安，是个如师如父的角色。对于自己没能和学生海森伯一起在1932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大为失落的心情，也颇似那种被儿子超越时欣慰又伤感的父亲。1954年，他才因为对量子论的基本贡献而获奖。爱因斯坦深知其人，第一时间就去信祝贺。至此，玻恩的心伤才完全愈合。玻恩为人务实，教职、赚钱、养家，样样顾到。玻恩夫人曾在一封信中对爱因斯坦要求：“我丈夫想到美国去掘金，通过演讲赚够钱以便在哥廷根按他自己的要求造一所小房子。如果您有机会推荐什么人去那儿演讲，就请提名马克斯。他大概能在2月、3月和4月有空。并同时满足他对百老汇的渴望。”到了晚年，玻恩夫妇已有了八个孙子外孙，这些孩子们是“他生活中灿烂的阳光”。为了更丰厚的退休金他准备迁回德国。因为在英国，他呆的时间不够长，按我们这里的说法是，五险一金缴纳的时间只够他退休后得到比一个非熟练工人还不如的待遇。这也是他与爱因斯坦的重大分歧之一，因为爱因斯坦对德国厌恶之极，再也不能相信整个德国的品格。爱因斯坦至死保持对现实生活的超然务虚态度，妻子去世时，他只是在与玻恩谈及其他事物时提及一笔“老伴去世”，玻恩感叹：“尽管他仁慈、和气并热爱人类，他还是完全脱离了他的环境和周围的人。”——确实如此，身染重病时，爱因斯坦在与身为教友派虔诚信徒的海蒂的通信中谈到了自己的生死：“我感到这样一种与万物众生一起休戚与共的感觉，因而对我来说，个人的生死就无关紧要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不能立即放弃的。”这个小标题转引自美国芝加哥大学原思想委员会教授马克·里拉的一本小书《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书中有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评价：“他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相。”在这一点上，科学知识分子并不天然享有豁免，如果激情难控，理性也未必一定指向正确。“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信理性的胜利，‘大脑’的胜利，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控制人类的不是大脑，而是脊髓——直觉和盲目情绪的所在地。即使是科学家也不例外”（玻恩致爱因斯坦信第82号）。
爱因斯坦与玻恩的通信从1916年始至1955年，这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哈勃红移、纳粹的崛起与灭亡、苏联成立、资本主义重大经济危机、联合国成立、美国的“镀金时代”……彼时他们的窗外正在新建起蓬勃冒烟的工厂，教堂唱诗班的合唱被喧嚣的市声和火车的汽笛淹没，距某国拿核武器做交易却还有六十多年。命运真像一条漫长的河流，人就像水中的鱼，偶尔有人能跃出水面看看前路，却依然只能随波逐流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但是爱因斯坦与玻恩不同，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深遂的目光，他们拥有的天赋应该使他们能够从水晶球和悬浮的茶叶中看透历史迷雾的遮蔽，描绘出未来的图景——事实也许如此，也许不如此。如今流传的诸多爱因斯坦预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棍棒与石头；假如有一天外星人入侵地球，不要试图反抗，那是完全无效的；2060年地球将毁灭……显得他更像个巫师而不是物理学家。也许在他给玻恩的信中，我们才能看到一个还原为真人的爱因斯坦。当时的物理学家和政治的关系千丝万缕，落到那些著名的，关键性人物身上又会特别引人瞩目。简约概括起来应该是这么几点：物理学与政治信念、物理学家的归属、物理学与核武器。坊间流传最多的是物理学家们与原子弹的关系，就连为这本通信集写序的海森伯，在二战时的同事们（大部分是流亡者）眼中，和纳粹的合作成了他一生致命的污点。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家人在2002年公布的玻尔生前未寄出的信中说，海森伯坚信纳粹德国会获胜，所以他要为德国研制原子弹出力，并且已经胜利在望。同时代人冯·魏茨泽克却出来声称：“玻尔犯了记忆上的可怕错误。”本想把他与海德格尔类比，但其实不对，史料看得越多就越难对他作出判断和解释，难度不下于“测不准原理”——是个谜，永世之谜。以相对论出名的爱因斯坦，政治态度上也与众不同：坚决不与纳粹为伍！但是能够理解二战时斯大林对自我阵营的清洗，认为在受到希特勒威胁时，他别无选择，只有尽可能多地消灭自己队伍中的敌人。（玻恩说：“我发现这种观点很难与爱因斯坦那温和、人道的气质相协调。）但纵观全部文件与书信，爱因斯坦和玻恩都是始终如一的和平主义者。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第86封信说：“我们确实做错了，我们都是可怜的傻瓜，真为我们美丽的物理学感到悲伤！”他说“我们做错了”是指核能反应被希特勒德国利用研制原子弹一事，后来爱因斯坦又给罗斯福写信促成了美国抢先研制。愿意尊重原子能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原子能（或核能）自始至终都是一门严格的实验科学，如果真要找一位原子弹之父的话，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落不到爱因斯坦头上，与他的狭义相对论也难扯上更深的关系。他在1945年秋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时事评论员的采访时称，“我不认为我自己是原子能之父。在这方面，我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事实上，我未曾预见我会活着看见原子弹爆炸。我只相信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1955年3 月19日他给朋友冯·劳厄的信中说：“关于原子弹和罗斯福，我所做的仅仅是：鉴于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危险，我签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给总统的信。”海蒂曾写过一首有关爱因斯坦的诗，但这首诗未被收入通信集。诗中写道：“一切有益于世界的事都贴上了爱因斯坦的脑袋/直到他自己失去了脑袋。”战争与革命，让许多出众的物理学家成了饥寒交迫的丧家犬。玻恩自己刚刚安定下来，就和夫人一起忙于救助那些贫困交加的学生。他的朋友，年轻的俄国物理学家鲁默尔（Rumer）遭遇够离奇，被流放西伯利亚劳改营做苦工，后来又因一封电报被召回莫斯科，成为物理研究所所长，在他最倒霉时，玻恩曾向他伸出援手；他的另一个俄罗斯学生博古斯拉夫斯基，“因为出身有地位的家庭，所以在革命时期受了很大的苦”。“他患有肺结核，我们应当邀请他来德国，以免他被饿死。”玻恩写信给普朗克和希尔伯特，被这两人拒绝，理由是“不想涉及外国政治”。他写信向爱因斯坦求救，语气颇急。爱因斯坦回信了，却冷淡，回到了以“您”相称：“我不知道我能为博古斯拉夫斯基做什么事，虽然我很同情他。他所说的关于辐射理论的一切很奇怪。”假设博古斯拉夫斯基是朗道（前苏联物理学家，196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家）那样的天才，或许爱因斯坦的反应会热烈一些？但玻恩没有为这事生气，因为在他看来，爱因斯坦是另一种类型的好老师。他在第81封信后的注释中提到：1918年，他和爱因斯坦一起去德国国会大厦处理学生委员会罢免校长事件。鉴于爱因斯坦的左翼倾向，他是当局和学生都能接受的人。主席问他，您对学生管理章程有什么想法？爱因斯坦想了几分钟，然后说了如下的一些话：“我一直认为，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制度是学术自由，因此绝不要告诉教师该教什么，而学生也能够选择听什么课。没有太多的监管和控制，你们的新章程似乎要废除所有这些，代之以严格的管理。如果过去的自由被取缔，我会感到很遗憾。”爱因斯坦也有奇怪的念头，1918年他在旅行归国途中的明信片上写给玻恩的话：“我很喜欢三叶草的叶子。人们可以看出，它们好像三个固执的骑手兄弟般协调一致，两个在反省沉思，一个漫不经心地凝视天空。有一天我读到欧洲人口在上个世纪从一点一三亿上升到四亿左右……（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它几乎可以使人接受战争！”玻恩在信后的注释：“我不记得三叶草的叶子像什么了。关于人口增加的战争的言论是异乎寻常的。”也许我们不能理解伟人的思想；也许伟人也并非一开始就伟大。阅读这些书信一定避不开爱因斯坦与玻恩那一派（争论对方的主要头面人物是尼尔斯·玻尔）在新物理学上的争论。根据狭义相对论得到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公式E=mc²，也是质能定理。这个公式几乎成了通往新世纪科学的一道符咒。所谓新物理学，主要是指上世纪初出现的两个“论”：相对论，量子论。不要以为这两大理论只是物理圈的事，它们其实是两大精神原子弹，不仅把经典物理学大厦炸得千疮百孔，也引爆了人类思想的革命，比如，时间与空间，比如，因与果的关系——时空会弯曲，因果会倒置。读书时我觉得物理学是最硬邦邦的一堆公式导出的因果关系，没有力的作用休想桌上的杯子移动丝毫，但现在，我想我要从科幻作品中去理解物理学了。
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又怎会干起仗来了呢？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固然令人赞叹。可是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告诉我，它还不是那真实的东西。这个理论说了许多，但一点儿也没有真正使我们更加接近‘上帝’的秘密。无论如何，我都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他说的“掷骰子”指的是量子力学定律内在的随机性。“随机性”可以理解为神出鬼没，无法推理测定。爱因斯坦难以接受这样的定性：“我认为这种想法完全不可容忍，说什么一个电子受到辐射时，会选择它自己的自由意志，不仅是它跳出（一个固体）的时刻，而且还有它的方向。如果情况竟是这样的话，我宁可做一个鞋匠，或者甚至做一个赌场里的雇员，也不愿做一个物理学家。”二十年后，他的态度仍然强硬：“你相信掷骰子的上帝，而我相信客观存在的世界中的完备的定律和秩序，我正试图用完全自然的思辩方式去把握这个世界。”量子论后来的故事却越来越离奇，只能以思想实验来比喻说明了。思想实验这个事情古代中国也算是有人做过，庄子在《天下篇》中，就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来论证物质的无限可分。当今世界最雅俗共赏的思想实验是“薛定谔的猫”，是薛定谔设计的一个思想实验，目的是对“人类意识具有特殊的独特地位”说法进行的嘲讽。划重点：嘲讽，或者说反讽（尽管薛定谔的猫闻名于现如今的物理课堂内外，但很少有人记得薛定谔引入这个实验是为了批判而非解释量子力学）：一只猫被关在一个密闭的盒子里，盒子里有一些放射性物质。一旦放射性物质衰变，其设置会砸碎毒药瓶，将猫毒死。反之，衰变未发生，猫便能活下来。按照量子论支持者的解释，在打开盒子看猫之前，这只猫非生非死，而是处在典型的量子态——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 它的意思是，在量子力学中，一个粒子会是因为人的观察而呈现，观察的行为永远改变了被观察物。薛定谔在此暗示，人类的意识决定了波函数坍缩（即猫的死活状态明确），这个观点是荒谬的，爱因斯坦也这么认为，这是他上帝不抛骰子的说法由来。但玻尔的反驳是：“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怎么做。”再接下来，物理学似乎进入了玄学或哲学：平行宇宙、没有原因的无中生有、幽灵影像……既然微观世界的粒子可以随机出现与消失无法测定，那么，平行宇宙就是对既死又活的薛定谔之猫的最好解释。而且平行宇宙一旦分离，从物理上讲就完全分家互不相通了，死猫与活猫都有可能存在。要想还原，就得把过程倒回去，相当于让时间倒转，这很像是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把打碎的鸡蛋再恢复原状。好吧，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只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信集对吧？如果真的有“平行宇宙”，爱因斯坦与玻恩会是怎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倒是希望另有一个我，在NASA工作。上海文化
Shanghai Culture New Criticism
2019年 拾壹月号
汤拥华 天真的与感伤的人性观察者——小白论
宇 秀 古文明幽暗处的景象——朱大可和他的《古事记》
林 舟 因为疏离而如此贴近——小海诗歌综论
柳宗宣 他在编织自己的作品——李昌鹏的诗
王子瓜 朱朱的力量之诗
刘阳鹤 当倪湛舸遭遇思辨实在论
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 梁小静 译 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的诗歌
李海英 现代俄耳甫斯情结：伟大的尘世之诗尚待写就——史蒂文斯何以成为史蒂文斯
张亦辉 叙述五家
文 敏 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与物理学
《上海文化》（文学批评版）双月刊
关注当代中国文学，接通古今中西视野
重视批评文体特质，延续同仁刊物理念
主 编 吴 亮
地 址 上海市巨鹿路675号（200040）
电 话 021-54039116
电子邮箱 xinpiping@163.com
每期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60元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国内邮发代号 4-785
出版日期 单月20日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