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行作为古人对五的崇拜而抽象出的一种思维方式，经过战国时期邹衍的“五德终始”“四时教令”学说对五行的运用与渗透，逐步使五行具备了相生、相克、相复等内涵，并与四时相联系发展成为四时五行。五行自形成之始，就对中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五脏、五味、五脉等对中医理论框架的影响，到五脏五味补泻、补母泻子、泻南补北等理论内核的影响，以五行为基础完成了对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的渗透，形成了以五行为主导思维的五行医学，其内容散乱分布在《黄帝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中，经过隋唐两宋的沉淀，至金元易水学派达到顶峰。本文借助文献、史学等研究方法，对五行医学不同时期的存在状态进行系统概述，同时也为厘清中医同一概念存在不同解读的原因提供方法论借鉴。
一、天地五行阶段
《国语·周语》言：“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汉书·律历志》亦言：“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日，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也。”战国末至西汉初期，在古人对天地崇拜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天六地五之学，第一次界定了阴阳为天，五行为地的属性，同时以天六地五为框架，对中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五脏六腑，五运六气等。而在此基础上的五行是五行进入中医的最初形态，在应用上以分类思想为主，在属性上为地气属阴。《尚书·洪范》是最早对此五行进行总结的文献，其言：“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其界定了五行的特性，并且以五行为 基 础 来 演 化 五 行 的 生 属 关 系，如 “水 曰 润下……润下作咸”，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的“水生咸”如出一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形成了较完备的五行分类框架图式，如风 －木 －筋 －肝 －苍 －角 －呼 －握 －目 －酸 －怒，将六气、五行、五体、五脏、五色、五音、五声、五动、五窍、五味、五志等相联系，是五行进入中医并形成五行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也是五行医学最初的模式。并且，以此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以五行（五脏）为中心的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联系的媒介［1］。
1.1
诊法观
受五行思维影响，中医形成了以五为基础的五脉、五色、五病思维，构筑了色脉相参，脉证相合的诊法观。在脉诊方面，古人首先构筑了弦、毛、钩、石、代五脉体系，并且由于此时五行尚未与阴阳结合，五行（五脏）尚没有虚实的认识，因此，古人通过胃气的多少进行疾病的诊断。此脉诊体系以《素问·平人气象论》为代表，如“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2］。在五色诊方面，首先就是对五色的界定，此时色诊同脉诊，更多的是区分平色与病色的区别，如《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言的：“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2］。由于受天地思维影响，色应天，脉应地，而常结合在一起进行使用，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言：“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素问·移精变气论》言：“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2］。而在色脉的结合上，更多的在于色、脉是否一致，如《素问·五脏生成》言：“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2］。在症状诊断方面，此时以五脏病归类症状为主，不进行虚实的区分，也即此时只区分病与不病，尚处于疾病诊断的初级层次，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2］三者结合，古人可以通过五脉、五色以诊断五脏之病，形成五色 －五脉 －五病的诊断体系。
1.2
五味观
五味理论是五行思维指导下的五脏疾病治疗理论，五味理论的变迁与五行（五脏）理论的变迁相适应，是五行医学必不可少的基本理论。在对五味的认识上，最初受五行分类框架图式的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木生酸，酸生肝”“火生苦，苦生心”“土生甘，甘生脾”“金生辛，辛生肺”“水生咸，咸生肾”［2］，其从五行生成的角度认为五行是五味的来源，五味是五脏的来源，而对应于人体则形成了五味所入的理论，“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指某味入胃之后先入某脏，并且从《灵枢·五味》来看，此时的五味所入理论的五味，特指五谷、五果、五菜、五畜的五味正味，并非偏性较大的药物之味。在此基础上，古人可以通过五脉、五色、五病的体察确定某一脏病，而施以具有相应五味的五谷、五果、五菜、五畜，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如《灵枢·五味》言：“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是通过五色诊断五病而施以相应的性味；“脾病者，宜食秔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通过五病的诊断而施以五谷、五果等的治疗。《素问·汤液醪醴论》言：“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２］，并且从本篇开头黄帝所言的“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可知上古、中古所服的汤液正为五谷汤液，当今之世，才以偏性较大的毒药来治疗疾病，因此在五行医学初成体系的战国末、西汉初的时期，其主要以五谷、五果、五菜、五畜来治疗疾病，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3
疾病观
《黄帝内经》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医学文献的集合著作，因此，我们尚能从《黄帝内经》中找寻到五行医学早期与疾病相关的文献。在五脏病方面，以《素问·刺热》的五脏热病、《素问·咳论》的五脏咳病、《素问·风论》的五脏风病、《素问·痹论》的五脏痹病、《素问·痿论》的五脏痿病等为代表，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一个特定的疾病以五脏来进行分类。并且，随着古人对五脏病认识的深入，慢慢形成了五体—五脏疾病传变，《素问·痹论》言：“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五脏—六腑之间的传变，《素问·咳论》言：“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五脏之间、六腑之间的传变，《素问·气厥论》言：“肾移寒于脾……脾移寒于肝……肺移热于肾……膀胱移热于小肠”［2］。至此，古人以五行分类思想为主导，构筑起了以五行为基础的诊断 －治疗 －疾病均完备的五行医学体系。
二、三才五行阶段
此阶段的五行医学以《难经》为基础，为天六地五到四时五行的过渡阶段，已经纳入阴阳四时思想，却未完全摆脱天地思维对五行的影响，并且已经引入五行相生、相克、相复等内涵，注重上、中、下三个层次的三才五行医学体系。此阶段的五行医学，应该在西汉中期左右。根据甘肃天水出土的《天水放马滩秦简·五行》所记载的：“火生寅，壮午，老戌；金生巳，壮酉，老丑；水生申，壮子，老辰；木生亥，壮卯，老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可知，在此时期就已经存在五行相生及初步的五行旺、相、休、囚、死的认识。根据在山东出土的西汉时期《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记载的：“土苦木，乃生金以报木；木苦金，乃生火以报金；金苦火，乃生水以报火；火苦水，乃生土以报水；水苦土，乃生木以报土。毋以其子孙攻其大父”可知，早在《春秋繁露》之前，五行相克、五行相复就已经成形。由此可知，在西汉中期，《难经》完全可以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相复的所有内容。从另一方面讲，《难经》的五行尚未完全与四时结合，仍受天地阴阳所影响，而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期，正是四时与五行相互融合的过渡阶段，如西汉中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盖庐》所言：“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彼兴以木，吾击之以金，此用五行胜也；春击其右，夏击其里，秋击其左，冬击其表。此谓倍生击死，此四时之胜也”。比《张家山汉墓竹简·盖庐》稍早的《孔家坡汉墓简牍》亦言：“令火胜金，令水胜火，令土胜水，令木胜土，令金胜木，是谓五胜者以占强弱；春以徼秋，夏以徼冬，秋以徼春，冬以徼夏，是谓四时”。可见，此时四时已慢慢有了五行的思想，却并未完成完全的融合，依然五行、四时单列，分别论述。因此，相对于四时五行的完整模式，《难经》所代表的五行体系有其独特的特点。
2.1
诊法观
在天六地五基础上所发展而成的五行医学体系，是后续五行医学发展演变的基石，因此，下面的论述亦是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讨论。在脉诊方面，一是对整体脉进行了浮、中、沉与寸、关、尺的分别。《难经》时期，由于受天地思维的影响，古人对人体的认识尚受天地空间的影响，上中下三才思维，影响了寸口脉寸、关、尺的形成，并且《难经》也把《黄帝内经》遍身诊法的三部九候，变为了寸口脉寸关尺为三部，浮中沉为九候。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的通过寸口脉体察五脏疾病，古人将人体五脏心肺在上为阳，肝肾在下为阴，脾在中州，也即《难经·四难》所言的“心肺俱浮，肾肝俱沉，脾在中州”，并进一步划分：“三菽之重，肺部也；六菽之重，心部也；九菽之重，脾部也；十二菽之重，肝部也；按之至骨，肾部也”，并且，亦以五行相生思想为主导，完成了五脏与寸口六部的对应。二是发展了脉诊对五脏疾病的诊察。《难经》继承了五脉直接诊察五脏病的思想，不过，在脉法的选择上有了质的变化，可以从整体、轻重、分部三种方法进行诊察。但是，在对平脉与病脉的判断上却不再单单凭借胃气的多少，其在《难经·十六难》中言：“是其病，有内外证”，并举例说明：“假令得肝脉，其外证善洁，面青，善怒；其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满，闭淋、溲便难，转筋”。在切到五脏脉后，通过判断病人是否有相应的内外证，来判断病人是否属于该脉象所体现的脏病。并且《难经》作者在《难经·二十一难》重新强调了这一观点，其言：“人形病，脉不病，非有不病者也”。同时，由于《难经》引入了相生相克思想，开始由对某一行的关注，转变为对五行之间相互关系的关注，也即《难经》特有的五邪思想，《难经·五十难》言：“从后来者为虚邪，从前来者为实邪，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者为微邪，自病者为正邪”。以心为例，从肝传到心为虚，邪，心脏自病者为正邪，从脾得之为实邪，从肺得之为微邪，从肾得之为贼邪。以五邪思想为主导，在原有五脏脉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兼脉，来诊察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此思想以《难经·十难》为代表：“假令心脉急甚，肝邪干心也；心脉大甚，心邪自干心也；心脉缓甚，脾邪干心也；心脉涩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脉沉甚者，肾邪干心也”。因此，相对于五行医学的最初模式，天地思维的进一步影响，形成了脉诊分部与分层的认识，相生、相克的完善，形成了五邪思想指导下的相兼脉理论。
在色诊上，此时色脉相参有三种情况：①色脉相应：假令色青，其脉当弦而急；②色脉相胜：假令色青，其脉浮短而涩，若大而缓为相胜；③色脉相生：假令色青，浮大而散，若小而滑为相生。色脉相应为不病，相胜即死，相生病自已。同时，在此基础上《难经》增加了尺肤、五声、五臭、五味的诊断，原理与色诊相同，此不再赘述。
2.2
治疗观
相生、相克的引入，对五行的治疗方法产生了较大影响。五邪思想为《难经》所主导的五脏致病观，以五邪思想为指导，大致可分以下三种治疗方法：①自病者为正邪。针对此种情况《难经》言：“不虚不实，以经取之者，是正经自生病，不中他邪也，当自取其经，故言以经取之”。②从后来者为虚邪，从前来者为实邪。纵观《难经》，除了《难经·十五难》能够对五脏脉进行太过、不及的诊断外，《难经》并无直接诊断五脏脉虚实的方法。《难经》的五行脉，以直接诊断五脏脉与五邪思想指导下的相兼脉为主，因此，《难经》的虚实是通过虚邪、实邪来定义的，不同于《黄帝内经》的“邪气盛为实，精气夺则虚”。理解了这一区别，我们就不难理解《难经·六十九难》所言的：“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治法了。以心为例，从肝来者为虚邪，因此虚则补其母，从脾来者为实邪，因此实则泻其子，也即祛除其他脏器对本脏的影响。在治疗方面，《难经》仅有针刺治疗方法，而没有药物治疗，《难经·七十九难》言：“迎而夺之者，泻其子也；随而济之者，补其母也。假令心病，泻手心主俞，是谓迎而夺之者也；补手心主井，是谓随而济之者也”。有关此方面的机理及其他治疗方法，参见易水学派阶段。③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者微邪。以相克思想为主导的五脏疾病，《难经》给的治法为泻南补北。《难经·七十五难》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难经·七十五难》言：“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可见“泻南补北”更多关注的是“西方虚不能平木”，而不是“东方实”。并且从《难经·七十五难》前面的内容来看，其言：“木欲实，金当平之”，也足以证明，木实的原因在于“西方虚”。同时根据《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言的“土苦木，乃生金以报木”，亦可知木实克土，当补金以克木，因此，金虚补其子，旺水以克火，同时泻南方以加重对火的削弱力量，以达到金实的目的。此治法也正对了《难经·七十五难》所言的“金欲实，火当平之”，因此，欲得金实，当泻火而不得使火平金也。同时，《难经》亦在此思维指导下产生了治未病思想，《难经·七十七难》言：“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脾，故先实其脾气”。以相克思想所主导的治未病思维，在《灵枢·五味》中有相应的预防方法：“肝色青，宜食甘，?米饭、牛肉、枣、葵皆甘”，同时受此思想主导，又产生了五禁思想：“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在《难经》之外，《黄帝内经》亦有对此治法的发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南北朝时期的《删繁方》将此思想发挥为：“劳则补子”。从其治法的思想内涵来看，《脏气法时论》的“至其所生而愈”，更多是形式上的相生，而内在机理，则是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土苦木，乃生金以报木”相复治疗思想的继承，土虚补其子金以克木而达到土实的目的，而结合《难经》来看，依然不出泻南补北治法的范畴。此外，《黄帝内经》亦形成了建立在相克基础上的五味应用法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酸伤筋，辛胜酸；苦伤气，咸胜苦；甘伤肉，酸胜甘；辛伤皮毛，苦胜辛；咸伤血，甘胜咸”，《黄帝内经》对药物性味对人体的影响以及疾病的治疗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2.3
疾病观
《难经》对疾病的认识，一是在五脏病的基础上，增加了五邪致病观；一是对五脏病的传变开始借助相生、相克思想，并丰富了五体传变思想。在五脏病方面，首先是在五脏病的基础上增加了内、外证（见上文），其次是五邪，《难经·四十九难》言：“心病中风（肝）得之，当赤色，其病身热，胁下满痛，其脉而弦；心病伤暑（心）得之，当恶臭，其病身热而烦，心痛，其脉浮大而散；心病饮食劳倦得之，当喜苦味，其病身热而体重嗜卧，四肢不收，其脉浮大而缓；心病伤寒（肺）得之，当谵言妄语，其病身热，洒洒恶寒，甚则喘咳，其脉浮大而涩；心病中湿（肾）得之，当喜汗出不可止，其病身热而小腹痛，足胫寒而逆，其脉沉濡而大。此五邪之法也。”在疾病传变方面，《难经》总结了三种比较成熟的传变途径：①七传者，传其所胜也。《难经·五十六难》在论述五脏之积形成时言：“肺病传于肝，肝当传脾，脾季夏适王，王者不受邪，肝复欲还肺，肺不肯受，故留结为积”，《素问·玉机真脏论》言：“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病入舍于肺……弗治，肺 即 传 而 行 之 肝 …… 弗 治，肝 传 之脾……弗治，脾传之肾……弗治，肾传之心……”②间脏者，传其子也。《难经·五十三难》言：“假令心病传脾，脾传肺，肺传肾，肾传肝，肝传心，是母子相传，竟而复始，如环无端，故曰生也。”③ 损至传。《难经·十四难》言：“一损损于皮毛……二损损于血脉……三损损于肌肉……四损损于筋……五损损于骨。反此者至脉之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此外，在疾病的传变方面，《黄帝内经》亦有大量的论述，既有五脏疾病传变的早期形式，如《素问·标本病传论》言：“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胁支痛，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也有较为成熟的总结性言论，如《素问·玉机真脏论》言：“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并且，也论述了五脏疾病传变的特殊情况，如《素问·玉机真脏论》言：“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
三、四时五行阶段
与四时结合的四时五行，是《黄帝内经》五行的主要形式。《黄帝内经》中无论是四季增加长夏变成五季，还是四季末各十八日为土的做法，都是为了完成四时与五行的结合而做的准备工作。五行与四时的结合，使五行特性、相生、相克等思想有了可以借鉴的物候指征，五行的思想可以通过观察四季来进行丰富，使五行更具灵活性与实用性。如 《管子·四时》言：“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管子·幼官》言：“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霜；行夏政，阉”。并且通过对四季的观察也使相生相克的意义脱离机械论而成为自然法则，如《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言：“天地之物，乘其泰而生，厌于其胜而死，四时之变是也。故冬之水气东加于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生于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过秋，秋之所生不得过夏”，并将相生、相克总结为：“比相生而间相胜也”。而从另一角度来讲，四时是阴阳的代称，《墨子·辞过》言：“四时也，则曰阴阳”，五行与四时的结合，也是五行阴阳化的标志，一方面五行可以与太少阴阳相对，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言：“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使脏器与四时相联系；另一方面，五行也借助阴阳而有了五行虚实的概念。四时五行以四时为纽带也为阴阳医学与五行医学结合并最终形成大论医学奠定了基础。
3.1
诊法观
在四时五行的指导下，脉诊开始与四时相联系，《素问·脉要精微论》言：“春日浮，夏日在肤，秋日下肤，冬日在骨”。当然，最重要是《素问·玉机真脏论》对五脏脉进行了太过、不及的区分，使五脏脉可以直接通过脉诊判断虚实，是五行医学的又一次完善。《素问·玉机真脏论》言：“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此处亦是对五脏平脉与病脉的区分；“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此处则是《素问·玉机真脏论》对五脏脉的发展，在原有五脏脉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五脏脉太过、不及的诊断，并在此基础上，对五脏病证进行虚实的划分，《素问·玉机真脏论》言：“太过则令人善怒，忽忽眩冒而巅疾；其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紸满”。除《黄帝内经·素问》之外，《脉经》亦记载了三种在四时五行指导下产生的脉诊方法：①五脏虚实寸口分部诊法：《脉经·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言：“心实：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实者；心虚：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虚者”；②四时五邪脉：《难经》在五邪指导下产生的相兼脉，在四时五行思想的指导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如“春肝木旺，其脉弦细而长，名曰平脉也；反得浮涩而短者，是肺之乘肝，为贼邪；反得洪大而散者，是心之乘肝，为实邪；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肾之乘肝，为虚邪；反得大而缓，是脾之乘肝，为微邪”，此时的五邪脉不再以相兼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应见某脉而不见某脉来进行界定；③四时相反脉：《脉经·诊四时相反脉证》言：“春，肝脉当先至而反不至，肾脉先至，是谓肾反肝也”。《中藏经》是以五脏虚实为主导的五行医学体系集大成者。五脏虚实的五行体系对中医学的影响深远，该体系上溯至《黄帝内经》，中承于《脉经》，完成于《中藏经》，其后南北朝谢士泰的《删繁方》、唐朝胡愔的《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唐朝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均采用五脏虚实补泻的模式来进行脏腑疾病的论述。
3.2
治疗观
与诊法相对应，四时五行观下的治法亦有了明确的补泻概念。不同于五谷单纯的补与预防疾病，药物则是通过对人体气机的调整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在此方面，《素问·脏气法时论》是典型代表。《素问·脏气法时论》首先界定了五脏的特性：“肝欲散，心欲软，脾欲缓，肺欲收，肾欲坚”，其次界定了五味的功用：“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因此针对五脏就有了“肝：辛补酸泻；心咸补甘泻；脾，甘补苦泻；肺，酸补辛泻；肾，苦补咸泻”，通过对五味的调和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同时，此补泻观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如六气相胜，每一脏的盛气，均以其相克脏气的补味为君药，如“厥阴之胜，治以甘清”，肝胜补脾；六气相复，则直接用复气相对应脏气的泻味进行治疗，如“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亦有与《素问·脏气法时论》文字相仿，而补泻性味不同者，当为对五脏疾病不同认识而形成的不同补泻方法，《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言：“肺：辛补苦泻；心：苦补甘泻；肝：酸 补 辛 泻；脾：甘 补 苦 泻；肾：咸 补 苦泻”；《服气精义论》言：“肝：咸补苦泻；心：酸补甘泻；脾：苦补辛泻；肺：甘补咸泻；肾：辛补酸泻”，其以“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来定补泻性味。同时，受两汉以后方书整理的热潮，南北朝、隋唐、两宋医家开始创制五脏补泻方，以钱乙为例，其所创制的五脏泻方有泻青丸、泻白散、导赤丸、泻黄散；五脏补方有安神丸，益黄散，阿胶散，地黄丸。五行医学的方书体系，为五行医学积累了大量的实用方剂。
四、大论五行阶段
在天六地五思维的指导下，六气与五运的结合催生了大论医学体系，纵观《黄帝内经》七篇大论的内容，其在重视以阴阳为主的升降理论同时，处处凸显了五行思维的重要性。在七篇大论中，有三篇（《素问·五运行大论》《素问·气交变大论》《素问·五常政大论》）是以五行思维为主导进行论述的，其余多为阴阳、五行兼有。其中《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论述的司天、在泉、邪气反胜、相胜、相复等治法，皆是以五行思维为主导的。因此，《黄帝内经》七篇大论当是五行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4.1
诊法观
大论医学的诊断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脉诊：《素问·至真要大论》记载：“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②症状：在症状诊断方面，既有五运太过导致所克脏器受病的记载，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言：“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也有五运不及，导致克己之脏器偏盛，并最终出现复气的记载，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言：“岁木不及，燥乃大行……复则炎暑流火”。其对疾病的认识，在《素问·至真要大论》当中亦有明确的体现，如：“岁厥阴在泉，风淫所胜，则地气不明，平野昧，草乃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在此处症状的描述中，主要有肝、脾、胃三脏症状，正是对其相克关系的体现。③色诊：《素问·气交变大论》言：“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以脾为例，若脾太过则以脾色与心色为主；若脾不足，则以脾色与肝色为主。整体来看，以上诊法亦是对五行医学诊法的综合。
4.2
治疗观
大论的治法以《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述治法为主，同时，后世亦有对大论医学治法的发挥，下面从两方面来进行论述。《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治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①司天在泉：“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此两项治疗原则，正是对司天、在泉治法的总结。在在泉的治法当中，君药均以治字开头；在司天的治法当中，君药均以平字开头。有关此点，后世医家亦较早就对此进行过总结，如陈无择在《三因极—病证方论》中说：“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平天气也；下淫于内，所胜治之，治地气也。故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此之谓也”。清代医家高士宗在其著作《黄帝素问直解·卷之八·至真要大论第七十四篇》中亦言：“上淫于下，谓司天之气，淫胜其在下之运气；外淫于内，谓在泉之气，淫胜其在内之运气”。因此，司天、在泉君药均以所胜之味，平治其淫胜之气。
②邪气反胜：邪气反胜是极具规律性的治法，如：“风司于地，清反胜之，治以酸温”，酸泻风，温暖清，其余五气及司天六气均符合此治法。但后世多数观点认为，此处应该是为肝虚金盛，酸温应该是补肝而设，根据笔者考察，此处应该为风清共盛，君药为泻二者邪气而设，理由如下：以“风司于地，清反胜之”为例，风司于地为厥阴在泉，清反胜之亦属于六气范畴，因此邪气反胜是以六气为主的治法；《素问·六微旨大论》言：“何谓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可见，大论对邪的定义为“物之极由乎变”，所以，“风司于地，清反胜之”，为风邪亢盛而致清气胜，为风清共盛；《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亦有两种六气或五运同时存在的论述，如“寒湿之气，持于气交”“清热之气，持于气交”等。综上，笔者认为邪气反胜当为两种邪气均胜的治法。
③相胜：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对“六气之胜，何以候之”的记载，“清气大来，燥之胜，风木受邪，肝病生焉”，可以看出，六气之胜，是外之六气克内之五脏的病程，因此，相胜的治法，君药均以所克之脏所主之味为主。
④相复：从“厥阴之复，治以酸寒；太阴之复，治以苦热”来看，相复的君药，均为泻复气之药，所以，相复治法，为泻复气之法。但根据大论的整体论述来看，相复应是在相胜的基础上来进行论述的，所以，《至真要大论》言：“有胜则有复”，因此，复气泻后，胜气显现，则应以相胜治法治疗。另外，从大论治法的“四气”来看，风温而用凉，火热而用寒，湿平而用热，辛凉而用温，寒寒而用热，正符合了易水李东垣所言的：“补泻在味，随时换气”。通过对大论发展史的考察，在大论的临床应用方面，虽有《圣济总录》的不厌其繁，详列六十年运气方剂，而从实用性与后世继承性上讲，陈无择的十首五运方，与六首六气方组成的运气十六方，是后世不借用《素问·至真要大论》即可借鉴的典范。陈无择在其《三因极—病证方论》中总结的五运十方为：六壬：苓术汤，六戊：麦门冬汤，六甲：附子山茱萸汤，六庚：牛膝木瓜汤，六丙：川连茯苓汤，六丁：苁蓉牛膝汤，六癸：黄芪茯神汤，六已：白术厚朴汤，六乙：紫菀汤，六辛：五味子汤，有关此十方，陈无择并未说明组方原理，只述治证；六气方为：辰戌之岁，太阳司天，太阴在泉：治法，用甘温以平水，酸苦以补火，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方用静顺汤；卯酉之岁，阳明司天，少阴在泉：治法，用咸寒以抑火，辛甘以助金，汗之，清之，散之，安其运气，方用审平汤；寅申之岁，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治法，宜咸寒平其上，辛温治其内，宜酸渗之，泄之，渍之，发之，方用升明汤；丑未之岁，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治法，用酸以平其上，甘温治其下，以苦燥之，温之，甚则发之，泄之，赞其阳火，令御其寒，方用备化汤；子午之岁，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治法，宜咸以平其上，苦热以治其内，咸以软之，苦以发之，酸以收之，方用正阳汤；巳亥之岁，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治法，宜用辛凉平其上，咸寒调其下，畏火之气，无妄犯之，方用敷和汤。
五、易水学派阶段
《黄帝内经》《难经》《脉经》《中藏经》构筑了五行医学的基本理论，形成了以天地五行为基础的分类五行体系，以三才五行为基础的生克五行体系，以四时五行为基础的虚实五行体系。经过南北朝、隋唐、两宋的沉淀，至金元易水学派对此前五行医学进行总结，汇聚以上三种五行体系，形成独特的五行医学，达到了五行医学的顶峰。
5.1
诊法观
易水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明经、别脉、识证、处方”的基本诊治原则，因此在继承经典基础上的别脉、识证是易水学派的主要诊断方法。在脉诊方面，易水学派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继承体现在：①轻重脉法，《医学启源》曰：“肝脉本部在筋，若出筋上，见于皮肤血脉之间者，是其浮也；入于筋下，见于骨上，是其沉也”；②局部脉，《医学启源》曰：“左关，肝与胆脉之所生也”；③相合脉，《此事难知》曰：“假令洪、弦相合，洪客也，弦主也，子能令母实也；弦、洪相合，弦，客也，洪，主也，母能令子虚也”。发展体现在，其将五邪脉应用到局部脉诊，并成为易水学派的主要脉诊形式，如《脾胃论》言：“脾胃右关所主，其脉缓；如得弦脉，风邪所伤；洪脉，热邪所伤；缓脉，本经太过，湿邪所伤；涩脉，燥热所伤；沉细脉，寒邪所伤”。在识证方面，易水学派有三大特色：①五脏病分标本，《医学启源》记载：“肺，本病：诸气 郁，诸痿，喘呕，气短，咳嗽，上逆，咳唾脓血，不得卧，小便数而欠，遗失不禁；标病：洒淅寒热，伤风自干，肩背痛冷，臂前廉痛”；②脾之五邪病，李东垣构筑了以脾胃为中心的内伤学说后，以五邪思想为主导形成了脾胃自病，暑之脾胃病，肺之脾胃病，肾之脾胃病的证候群，丰富了五邪学说；③生克论病，在《脾胃论》中，李东垣亦以“至而不至，是为不及，所胜妄行，所生受病，所不胜乘之也”为基础，以脾胃为中心，分别论述其不及、所生、所胜、所不胜受病的情况，为疾病的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5.2
治疗观
在治疗层面，易水学派在药物、性味补泻、子母补泻、泻南补北等方面均有发展，以张元素的《脏腑标本药式》为代表，对五脏疾病的治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为五行医学的集大成者，论述如下。
药物法象与性味补泻 易水学派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的：“味为阴，味厚为纯阴，味薄为阴中之阳；气为阳，气厚为纯阳，气薄为阳中之阴。”将药物的气与味根据厚薄进行了阴阳的划分，将味分为纯阴、阴中之阳；将气分为纯阳、阳中之阴。同时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将辛甘淡归为阳味，酸苦咸归为阴味。在此基础上，将药物的气与味相结合，对药物进行了五类划分：①风升生：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②热浮长：气之厚者，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③湿化成中央：戊土其本气平，其兼气温凉寒热，在人以胃应之；己土其本味淡，其兼味辛甘咸苦，在人以脾应之；④燥降收：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寒凉是也；⑤寒沉藏：味之厚者，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此套药物理论是五味药物理论之后的又一在五行指导下形成的药物理论体系，并且对药物的气与味进行了整合，对药物的认识更加全面具体。易水学派也在五味补泻的基础上增加了四气补泻，如：“肝胆：味辛补酸泻；气温补凉泻”。关于药物气味的运用，易水学派亦有其独到的见解，如《脾胃论》言：“凡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补泻在味，随时换气”，强调了五脏的补泻主要在五味的运用，而四气要随不同的脏气而进行转换，以脾虚火旺为例，火旺以甘泻之，寒亦能清火，但由于脾胃本弱，故只用甘温而不用甘寒。
子母补泻与泻南补北 易水学派是对“实邪、虚邪”定虚实应用最好的医家。李东垣在《此事难知》曾言：“假令水在木之分，是从后来，从后来者为虚邪；假令火在木之分，是从前来，从前来者为实邪”。李东垣亦言：“凡言虚实，皆当于子母中求责之”。因此，李东垣是根据本脏与子母的关系来定虚实的，其在《脾胃论》中曾有详细的例子，“至而不至者，谓从后来者为虚邪，心与小肠来乘脾也”，可见，李东垣是在四时循环的基础上，以至而不至、未至而至来进行虚实的划分，也是虚邪、实邪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其在《汤液本草·标本阴阳论》对补母泻子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假令肝受心火之邪，是从前来者为实邪，当泻其子，火也。然非真泻其火，十二经中各有金木水火土，当木之分，泻其火也。既肝受火邪，先于肝经五穴中泻荥火，行间穴是也。后治其标者，于心经五穴内泻荥火，少府穴是也。以药论之，入肝经药为之引，用泻心火药为君，是治实邪之病也”，肝受心火之邪，为母受子邪为实，针刺泻肝经、心经荥穴；药物于肝经中泻心火。“假令肝受肾邪，是从后来者，为虚邪，虚则当补其母。既受水邪，当先于肾经涌泉穴，补木，是先治其标。后于肝经曲泉穴中泻水，是后治其本。此先治其标者，推其至理，亦是先治其本也。以药论之，入肾经药为引用，补肝经药为君是也。”肝受肾邪，为子受母邪为虚邪，针刺补木泻水，药物于肾中补木。至于泻南补北治法，《洁古老人注王叔和脉诀》言：“热则生风者，乃子能令母实，谓木中有火，使金不能治木，是金有惧火之意，故云热则生风。是南方火实，则西方金虚。法当泻南方火，补北方水。火减则金气得盛，木自虚而风自止矣。”此处的木实缘于火犯于木，火在木之分，金惧火而不敢至，因此，泻南方火，补北方水，使火减而风自消。
《脏腑标本药式》《脏腑标本药式》是易水学派五行医学的范本，其总结了五脏具体治法及用药，对规范五脏病的证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肺为例，本病，气实泻之：①泻子；②除湿；③泻火；④通滞。气虚补之：①补母；②润燥；③敛肺。本病清之，清金；本寒温之：温肺；标寒散之，解表。《脏腑标本药式》与易水学派对五行理论的总结，共同使五行医学达到了巅峰，其所制定的药物性味补泻，升降浮沉补泻以及相应的药物，不仅为后世五行医家所继承，亦受到阴阳医家的重视，对后世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总结
易水学派之后，五行医学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整理五行医学的病证资料及治疗方剂汇成五行专书，如滑寿的《撄宁生补泻心要》，钱雷汇编脏腑理论与方剂而成的《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清代尤乘的《脏腑性鉴》等。二是随着明代炼丹之道的兴起，术数渐渐进入医学，以傅青主、陈士铎两大医家为代表，其主导五行“生不全生，克不全克”，药物以“角、、宫、商、羽”进行分类，脏腑注重肝脾肾，注重以人事类比五行来理解脏腑之间的关系，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对于易水学派善用益气、风药，傅青主、陈士铎尤重对阴精的补充，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其理论主体亦不出以上 ４类，故不再论述。由《黄帝内经》朴素的分类五行医学体系，到《难经》的生克五行，再到《中藏经》的五行虚实体系，至易水学派对五行医学进行总结，其间发展及应用从未中断，且历来为众医家所重视。相对于阴阳医学，五行医学有其独特的特点，以五脏为基础，善治内伤，在疾病预防、整体调理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但由于五行医学涉及内容较多，且不同五行思维指导下的五行体系相互混杂、互相矛盾，给解读加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历来为医家重视而难有突破。笔者试以五行思想为主线，通过对五行思想演变的把握来划分不同时期的五行医学体系，使相互混杂的五行概念进行归类，使五行医学有了较为合理的解读。纵观整合医学史，宋以前，五行医学相较于阴阳医学为胜，而宋以后，由于仲景伤寒之学应用广泛，阴阳医学的地位渐渐上升，而五行医学渐渐被人遗忘，易水学派亦未能挽回其昔日的地位。但五行医学的价值是不容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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