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讨论荣格在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上的位置，这些问题无论对心理学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直到不久前，心理学一直企图象物理学和生理学那样成为一门实验科学。这说明心理学家一直企图通过在实验室中可以人为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来理解人的精神现象和行为。通过系统地变换这些条件，就可以测出：要造成某种类型的行为，最重要的变量是什么。科学心理学旨在建立起关于人的行为的一般规律，而这些规律将以数学的方式加以表达。
但就在心理学家致力于建立起一种科学心理学的同时，精神病学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枝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精神病学的任务，是治疗那些患有精神疾患的人。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许多向精神病医生寻求帮助的人，严格地说都不能算是精神病人。他们不过是感到苦闷、烦恼、焦虑不安而已。医药和手术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
在这里，精神病医生需要的，是关于人的心灵的知识（而在医学的其它领域，需要的则是关于人的身体的知识）。科学心理学没有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它不能帮助精神病医生理解人的心灵，而这一点恰好又正是精神病医生在医疗实践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精神病医生不得不亲自来充当心理学家。
他们不是通过实验室的实验，而是从他们自己的精神病诊所里搜集有关人的行为和人格的资料。他们对病人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观察、分析和质询，然后据此作出推论和解释，再对照进一步的观察加以检验。在以这种方式对大量病人进行分析治疗以后，他们逐渐形成了许多同人的整个精神有关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逐步整理为一整套心理学理论。
可见，一方面存在着一种从实验室中发展起来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种从情神病医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心理学。近年来，这两种心理学已开始互相结合，共向形成一种统一的心理学。精神病医生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得出的那些结论和方案正在实验室中经受检验，而科学心理学的那些理论又被应用到临床治疗中加以检验。当然，要把那些从精神病医生的诊疗所中形成的理论纳入实验室中，或者，要把那些从实验室中形成的思想纳入到精神病诊疗所里，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关心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的整个精神，他总觉得实验心理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一孤立的心理过程如知觉、学习或记忆，并且不是着眼于特殊的个人而是着眼于统计学上的平均数字。实验心理学家则攻击心理治疗者们的理论太不科学，是建立在少数“病人”身上的主观臆断。至于荣格的理论，则更是难以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由于荣格对某些神秘现象特别感兴趣，所以经常被指责为神秘主义。他在一九三0年所写的下面这段话中，对这种指责作出了回答：“神秘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复兴——西方文明之光因此而变得黯淡。我现在所说的当然不是指我们的高等学府以及这些高等学府中的头面人物。但是，作为一个同普通人打交道的医生，我知道，我们的大学已经不再是传播光明的地方。人们普遍地厌倦了极其狭窄的专题研究，仄倦了唯理主义和唯智主义。人们想要听见的是这样一种真理，这种真理不是束缚限制而是开拓扩展，不是隐蔽遮掩而是启发照亮他们的心灵：这种真理不是象水一样不留痕迹地从他们身边流过，而是一直深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这种渴望和寻找，往往可能把许多人引上歧路。”
尽管荣格早年也曾在实验室中工作过，然而他的心理学知识主要仍来自对病人的治疗和与病人的接触中。荣格说，“我首先是一个医生，一个实际从事精神治疗的人。我的心理学理论建立在我每天进行的艰苦的职业活动中，建立在我从这些活动中获得的丰富经验上。”（《荣格文集》，卷六，13页）
除了从事治疗活动外，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和知识也还来自其它外部渠道和途径。这些外部来源包括对其它文化的考察，包括对宗教的比较研究，和对神话、象征、炼金术以及神秘主义的研究。然而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所有这些外部材料都属于第二手材料。“心理结构的理论不是来自童话和神话，而是植根于医学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植根于在这一领域中进行的经验主义的观察之中。它只是间接地通过比较象征的研究，在远离普通医疗实践的领域中获得了进一步证实而已。”（《荣格文集》，卷九，一分册，239页）他认为在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比较解剖学、以及别的学科中所运用的比较方法，是最好的科学研究方法。但荣格并不认为人们应该为某种方法所束缚，就如不应该为任何理论所束缚一样。他说：“理论在心理学中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不错，我们确实需要某些观察点和出发点，以便获得某种定向和启发：然而它们只应该被看作是纯粹辅助性的，随时可以扔在一边的概念。对于人的精神，我们迄今知之甚少。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在这些领域中已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以致可以形成一种总的理论框架，那么，这将是十分荒唐怪诞的事情。迄今为止，我们甚至还没有能确定人的精神现象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围，我们又怎么能够去梦想建立一整套体系和理论呢？当然，理论是掩盖无知和缺乏经验的最好的遮羞布，但它所导致的后果——偏执、浅薄、科学上的宗派主义和门户之见——却是十分令人不偷快的。”（《荣格文集》，卷十七，7页）荣格不仅在对人的精神的经验主义观察中并不固执和坚持任何一种方法，就是在精神治疗活动中，他也并不提倡任何一种绝对正确排斥异己的方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难说什么是标准的荣格式治疗方法。无论什么方法，只要适合于他正在治疗的病人，他就立刻加以采用。有时候他采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有时候他采用阿德勒的方法，有时候他采用他自己发明的方法。他自己发明的方法包括释梦、积极想象（病人全神贯注于形成意象）、绘画、象征的放大，以及语词联想。此外，他还根据病人情况的变化来确定每周同这个病人谈话的次数。只要可能，他总是尽量减少看病人的次数，尽量鼓励病人逐步自己承担起对自己进行分析的责任。这种灵活善变和大度胸怀，是荣格作为精神病治疗者和作为人的精神的探险者所具有的一种高贵品质。他不希望分析心理学变成一套僵化的教条主义原理和方法。“我们越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处，就越是产生这样的信念，这就是，人性的多样性和多元性需要我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富于最大的灵活性和丰富性，这样才能适应人的精神深处的丰富性和灵活性。”（《荣格文集》，卷十六，9页）
为什么荣格派精神分析家和心理治疗者至今仍不占多数，原因之一很可能正是由于荣格心理学“在观点和方法上的灵活性和丰富性”。由荣格建立起来的这些治疗方法包含着对人、对人性的丰富知识：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荣格式的心理治疗者必须具有关于人和人性的“普遍知识”，这样他才能够正确地理解每一个病人。我们深信，正因为荣格心理学是这样复杂深邃，具有这么多的用途、这么大的包容性，以及如此众多的不同方法，所以它是极其重要极有价值的。
（摘自《荣格心理学入门》霍尔等著，冯川译。转载请注明转自微信公众号：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