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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讽刺大师萧伯纳曾这样调侃道：“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前的一千年，中国唐代诗人杜牧所作的《阿房宫赋》中，也有过类似的语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由此看来，大道理似乎每个人都懂，可懂得道理却并不能避免教训的再次出现，也无法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重演。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舞台上，出现了许多与本篇文章主人公命运极其相似的人物。他们智慧超群，手段凌厉，在大厦将倾，社稷倒悬之际也曾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可当成功来临之时，也到了其事业或生命的终止之时。面对这种不公平，他们往往会无奈地感慨上这么一句：鸟兽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为什么总有一些德才兼备，为历史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荣誉和奖励，还要受尽命运的诅咒和惩罚呢？难道老天真的会妒忌英才？难道只有“傻人”才会有“傻福”？难道聪明人只能落得个机关算尽下场？本篇文章将以明代末年，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一段往事来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做一番深入的探讨，期待诸位专家老师的批评与指正。
萨尔浒之战结束后，整个辽东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曾经在军事体量，战术技能，政治外交，局部经济能力上都远远超过后金的明辽东镇，经此次大战失败后，便从之前积极主动寻求进攻的一方转而成为了被动防守的一方，而获得萨尔浒之役胜利的后金八旗骑兵们经过三个月的修整，则开始对明军发动了全面的反击。他们首先拿下了开原、铁岭两个辽东镇北部的重要战略城市，之后向北征服了女真的叶赫部，更北的东海女真部，再之后向西进攻漠南蒙古诸部。此时东北亚的主人，已被后金人取而代之了。
萨尔浒之役失败后的几十年，八旗的战线
从整个辽东镇的防御体系来看，它仿佛是明王朝伸向亚洲东北部的一条手臂。一方面，它依靠中原内陆向此源源不断输送的人力物力来维持边防稳定（在军屯制崩坏以后），另一方面，它又以外交军事经济等多种方式来拉拢调控与周边各方势力的关系，让他们成为保护这条手臂的外部屏障。在后金人崛起之前，这一策略主要是针对蒙古高原上的鞑靼人，然而迟钝的明政府显然没有制定一套应急预案，那就是：当另外一支强大的势力崛起时，这样的政策应该做如何的调整？在缺乏大的战略思想指导时，明政府在辽东的防御政策总是显得左支右绌，当年战功赫赫的辽东镇守李成梁，更像是一个救火队员，哪里有乱子去哪里！制定萨尔浒战役计划的明政府内阁，更像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蹩脚匠人。
萨尔浒战役之前的辽东镇
与中国之前两千多年来的大部分高层统治者们一样，明帝国的皇帝和内阁也大多习惯忽略大战略上的漏洞和制度上的弊端，他们似乎更加迷恋、执拗于祖宗家法。为此，辽东镇岌岌可危的局势并没有让他们从制度战略上去调整与女真诸部的关系，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李成梁、杨镐、熊廷弼、袁应泰、袁崇焕和孙承宗等人的身上。尽管有些读者会对我上面开列的这个名单感到陌生，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名单上的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占着那个职位行使那份权力。而即使是这些大明王朝不可多得的精英们，也无法挽救辽东镇的危机。在袁崇焕被杀后的第十三年，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泱泱中华亿万黎民，刚刚淡忘了蒙元马鞭在身上留下的刺痛，却又要再一次承受女真人马鞭的抽打了！
杨镐萨尔浒之役后的前三个月
熊廷弼是怎么来到辽东镇当上一把手的呢？这个话还要从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说起，宽甸六堡现在的位置大约分布在今天的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一带。这里东邻鸭绿江，与朝鲜隔河而望。南可以顺流而下，直抵辽东半岛东海岸线，控制渤海与黄海的主要航运通道。而宽甸六堡所防护的区域，本身也是一片肥沃的农耕产业基地，这里汉族定居人口到了万历四十三时，已经达到了六万四千户，见《明史·李成梁传》。按照保守估算，如果每户家庭五口人的话，那么在宽甸六堡移耕的汉族人口将超过30万人。而之后的萨尔浒之役，如果宽甸仍然牢牢控制在明政府的手中，那至少东路军刘铤和南路军李如柏的部队向前突进就更有底气，后勤补给能得到更有效更快速的支持，后金政权在萨尔浒一战中很可能腹背受敌而遭遇惨败。
绿色标记点为后金首府
但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并将此地赠送给了努尔哈赤。不只是收缩了自身的防御缓冲区，撤后了军事要塞的防御前线，也等于将后金人的势力引入了更接近辽东镇腹心的东北平原区，他们以宽甸为发展基地，一方面断绝了朝鲜与明政府的钳制策略，又可掌控鸭绿江到黄海，渤海的海上贸易通道，控制两国的商业贸易往来和物资输送，直接威胁了辽东半岛几个重要卫城的生存基础。后金人利用宽甸这块肥沃的农耕地，囤积军粮，储备物资，自此开始了他们的崛起之路。日本历史学者稻叶君山曾假设说：“如果明政府不放弃宽甸六堡，而以此为基地强压女真诸部，则后果定当不至于此”！
到了万历三十六年，明政府委派熊廷弼以辽东巡按御史的身份调查李成梁弃地案，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熊廷弼弹劾李成梁八项大罪，均是指责李成梁弃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具体后果正如我前文所说。这些指控在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也是就十一年之后，一一被熊廷弼不幸而言中：萨尔浒之役的惨败，后金从此成为了东北亚的主人。直到这个时候明政府才想起，原来熊廷弼说的真有道理，他们心里肯定在懊恼地想着：咱们早应该听他的话，不然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正因为此，熊廷弼才踏上了经略辽东的凶险征程。
可能与明政府预计的不一样，也和熊廷弼上任前的期许值有着很大的偏差。当他还没走到山海关前的时候，开原、铁岭城已双双被女真人攻破。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我之前把整个辽东镇比作明帝国军事防御体系的一条手臂，如果把大明都城比作脖子脑袋的话，那山海关就是肩膀，沈阳辽阳就是肘关节，而开原铁岭就是手腕。这只手腕西可以控制漠南蒙古诸部，东何以联络努尔哈赤的劲敌叶赫女真部。这三方势力合纵连横，从整个军事战略和政治博弈上来看，都可以对后金政权产生十足的威胁。因此，开原、铁岭不能丢，一旦失去，辽东镇就动了根本，沈阳、辽阳将处于十面埋伏之地，防御尚且招架不及，更别提反击了。
开原铁岭丢失后的局势
熊廷弼到任辽东经略岗位时，沈阳已经从之前的大后方变成了对抗后金的军事前线。辽东镇的手腕已被砍去，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如何保住肘关节。读者心里都清楚，当时明政府内部文官之间互相攻击的风气十分恶劣，派系斗争趋向白热化。熊廷弼作为圈内人，自然是比我们更加明白，他给万历皇帝的信中提出要求：朝廷文官不管说什么，皇帝你得相信我，听我的。要是有人在您面前打我小报告，给我穿小鞋，你统统不用搭理，那么我就能在辽东放手去干，并圆满完成您交代的任务。此时的万历皇帝大概也是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急，特赐尚方宝剑。让熊廷弼执掌辽东生杀大权。
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熊廷弼首先整肃军纪。斩杀弃城逃跑和贪腐的武将，招抚向南逃亡的难民回来，免除税收、鼓励开垦。兴修军事寨堡和再开屯田。他再次联合蒙古人，整肃马市。之前蒙古人常常贿赂明朝官员，用劣质马与中原进行物资交换，熊廷弼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进行了调整。利用计策不但让马市正常交易，还得到了蒙古人的衷心爱戴，而行使这项计策的人，正是引起以后世态发生巨变的王化贞，这个人我们一会再谈，此处暂按不表。除了联合蒙古人，熊廷弼再次联络上了朝鲜和女真其他诸部的残余势力，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分化瓦解努尔哈赤建立的女真政权。经过短短一年的励精图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努尔哈赤的骑兵已经无法再从熊廷弼的辽东身上占到便宜了，而辽东军甚至还在局部展开了小规模反击并取得胜利。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一年前那些望风而逃的武将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有才的人，脾气也大。此话一点不假。熊廷弼就是这么个暴脾气的实干家。他认为辽东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一方面是依赖辽人守辽土的政策出了纰漏，为此四处征调外地军丁前来驻防。另外就是文官武将管理太过松散，没有纪律，导致贪腐成风。所以，他上任后，不仅把许多在朝廷里有后台有背景的地方官员给得罪的不轻，也把当地的辽人给搞毛了。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熊廷弼的暴脾气，君子当然能够雅怀，但小人却不见得了。
不知道看过我之前文章的读者还记不记一个叫冯三元的御史，就是那个首鼠两端，一会投靠郑贵妃，一会投靠东林党，在梃击案里跳上跳下的小人。这一次他又动起了熊廷弼的心思，在他弹劾熊廷弼所有的罪状中，甚至加上了这样一句要命的话：经臣（指辽东经略熊廷弼）之虑，别有自谋（这是要拥兵自重吗）！后来明政府委派朱童蒙去辽东调查，结果发现所有弹劾罪状都是子虚乌有之事。经过这个事，我们也不妨换位思考一下，这个为辽东镇各项事宜操碎心，受尽委屈，担尽风险的熊廷弼，又是一个耿直刚烈的人，如何能抵受这样的不白之冤？正如一个清清白白做人，面对天地无愧于心的君子，却总是有人往他脸上泼脏水，放在谁心里又觉得好受呢？熊廷弼在自己的辩罪书里说：我经略辽东之前，只带了几千人来到沈阳。当时开原、铁岭都已失守，连沈阳都有一半人南下逃亡了。经过我一年的努力，现在边疆情势稳定，逃散的人都已经回来。但现在辽东除去老弱病残，所有可以战斗的兵马不足三万，但朝廷却屡次要求我进攻，我不攻，则说我拥兵自重。我现在心累了，只想告老还乡，还请领导批准！
熊廷弼的这次卸任，对他自己来说：可能算是出了一口气，但对于整个明帝国的辽东镇来说，将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熊廷弼的继任者袁应泰，一反熊廷弼之前的策略，他用宽松平缓的政策来治理辽东，首先是纵容蒙古人入城居住，接济他们，其次重用当地人守卫辽东城池寨堡。这导致了当时许多奸细内应混迹在沈阳、辽阳城中。一些当地军士虽然驻守在险要的军堡要塞，但通过家庭关系向后金输送情报换取赏银，使得整个辽东在努尔哈赤的眼中成为了一个小透明。天启元年 （1621年）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帅兵进逼沈阳，三月二十一日攻克辽阳。短短十天，整个辽河以东尽数落入后金人之手，袁应泰战死殉国。
熊廷弼时代辽东局势之变化1234
为了挽救败局，明政府再次启用熊廷弼前来辽东镇负责相关事宜。但这一次，熊廷弼的领导已经不是万历皇帝，内阁首辅方从哲也被东林党排挤出局。这个有着楚党背景的辽东经略，已经没有条件再一次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了。第二次上岗后，他的同事王化贞作为辽东巡抚，实际掌控者该地区的所有军政大权，但他却是个积极的主战派，而熊廷弼则是保守的防御派。两人意见不和，各行其是。结果王化贞的进攻部署受到了女真人的无情打击，十万军马丧失殆尽。而熊廷弼对此却无能为力，坐看大好河山沦丧在昏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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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都还远远没有结束，逮到机会的东林党立即弹劾熊廷弼，因为他是辽东的最高长官，应该要负直接的责任，理论上似乎也说的通。但实际上，朝廷上下甚至是我们这些局外人都能看得出他们的用心，就是要将大明朝变成他东林党人的天下罢了。历史上记载：熊廷弼是被魏忠贤阉党所杀，但仍然有明眼人能狗看出，熊廷弼之死，乃是东林党做局，阉党操刀而已。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但江湖如此凶险，究竟是为哪般？难道是这惶惶人心？历史的教训总是令人触目惊心，但我们又总在伤疤未好之前，就重新犯起了老毛病。熊廷弼之后，袁崇焕的悲剧又将上演，袁崇焕之后，以至于到了今天，还上演多少类似的无奈悲剧，我已经无法进行统计。但一个人的恩怨，一群人的恩怨，需要牺牲一个国家的利益，万千将士的生命来解决吗？那些有才有德但是暴脾气的人，真的就不能容于这个世间吗？本文与诸公同鉴，欢迎您的批评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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