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海上花》里头一上来就是一位王老爷在怄气，一个现实生活里吆五喝六的人物甘心情愿在长三堂子里受女人气，似乎还颇以此为乐。其实在古代中国，男人从来不缺女人，尤其是成功的士大夫或文人，几乎个个三妻四妾。他们上妓院去的真正目的并非一夜缱绻，而是去觅获一种平等的男女关系。换言之，妓院对古代中国男人来说好比是学习和实践谈恋爱的场所。在尊卑有序的家庭内部，他们是不可能获致这种快乐的。也许与我们想的恰相反，妓院中的嫖客与妓女就买卖关系而言或许并不平等，但就临时性的角色扮演而言，嫖客反倒是自觉抛却现实身份，单纯享受普通男女之间的互动乐趣。
长期以来，我们对青楼文化的研究多处于一种不自知的意识形态之中，总是假定青楼女苦大仇深、任人玩弄，而相应的出于雇主地位的嫖客皆不知廉耻、道德败坏。固然不能说全错。但这种简单化、充斥着廉价道德审判的眼光，其实将丰富繁杂的青楼文化变得极其无味无聊，更要紧的是完全忽视青楼作为中国古代上层社会极为重要的公共社交场所的实际作用。读这样的古代娼妓史或青楼文化研究，恍如读一册古代中国妇女压迫史或是拯救女性的空洞口号大荟萃，看到的既是侧脸亦非真容。
事实上，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职业，娼妓的存在，除了人性天生的蔽障之外，亦有其与诸多社会领域的勾连原因在。单单从性的角度去观察这一现象既是最直接往往亦是最粗糙的方法，尝试着从关于娼妓的话语、讨论娼妓的群体各自所抱持的目的以及对娼妓的不同态度反映出社会变迁以及其中的权力结构关系，或许才能洞见全相。
日本中国汉学学者斋藤茂先生的《妓女与文人》即尝试从“妓女的起源”、“妓女的技艺和日常状况”、“名妓与文人”、“妓院与小说、戏剧”、“新文化与妓女、妓院”等六大方面对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两大社会群体之关系做了一次小小的梳理。
按《说文解字》所释，“妓，妇人小物也”，意指卑下微贱的女人，而“妓”字右边的“支”亦含有“技能”之意，好比“娼”字来源于“倡”，原指放声歌唱之人，故“妓”和“娼”其实都指的是“具有歌舞技艺的妇人”。由歌舞技艺逐渐发展到在宴饮上应酬接待，进而侍奉主人或客人同床共枕，妓女的形象转变概如上述。
自春秋时代始，妓女即存在于中国社会诸多方面，大致可分为宫妓、家妓、营妓、官妓、民妓五大类型。除纯粹的身体交易外，古代妓女必须学习各种技艺，尤以琴棋书画、歌舞诗词为重。古代社会，上等家庭的妇女耽玩丝竹，或恐有伤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有时同样会被认为有损妇道，至于绘图吟诗、织锦刺绣，大多作为颐养气性的方式而被允许，若诗词中相思之作太多，亦少为人首肯。但妓女不如此，单凭身体交易的只是低等妓女，只有具备出众的才学技能者方能获致青眼。作为特殊的风月场所，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的拘囿在此全无作用，男子在这里找的并非另一个妻子，而是迥异妻子之外的一种女性。可以聊天嬉闹、唱曲歌舞、饮酒对诗，在这种相对解放的空间摆脱封建礼教对男人的同样束缚。
虽然妓女接触社会上各色人等，但无疑，她们和文人的交往流传最多。文人群体自古就有，汉代时期是“宫廷倡优文人”、南北朝时期为“皇家贵族文人”，直到唐代后半期开始延续到北宋以后，“官僚文人”才正式“将作为公职个官僚生活和个人私生活区分开来”，称得上是真正的“文人”。作者对“文人”身份在这一分期的转变的揭示极为正确，同时，作为比较成型的、逐渐摆脱权力宰制的妓女群体也大致自唐代始，是故我们如今会读到较之前朝要多得多的关于唐代文人和娼妓的奇闻轶事。不过或仅是戋戋一册小书，作者未再行抉发。想深一层，此前的魏晋南北朝是以门第作为组织基干和权力组合的社会，唐代的社会阶层关系虽仍以此为主体，但权力组合开始改变，世族门第逐渐分化，原先那种集血缘族群、权力政治团体、知识阶层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世族，渐次将政治社会权力交付给从平民阶层中攀升上来的知识分子。知识阶层，自中唐后，业已彻底成为一个文人阶层。一方面依附王权，具备巨大的政经权力，另一方面因其掌握运用文字语言的特殊能力，占据话语权，导致文人群体的思考和风尚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构成一文学社会。在这等环境下，习得诸多文人技艺的妓女群体，自然会靠近攀附文人群体，将他们的好恶赞弹视为颇要紧的评价。文人的一句赞词、一首题赠，不仅是对妓女容貌才艺的点评，甚至是风月场的身价指南。如文人品花，开蕊榜，拟花国群英于士林鼎甲，即可见出文人观念对于青楼的渗透何其严重了。
不过文人和妓女的互动关系并非仅仅是前者影响后者。很多方面，妓女对于文人的影响同样重要深远。
本书指出，随着两大群体的交往日密，传统诗歌对于妓女的描写与关注也日益增多。如果说早期诗歌中的妓女形象大多是作为一种美丽的直观体现而供人描摹，那自唐代始，妓女形象渐趋丰满，更多文人会在诗作中透露与妓女的恋情。如元稹在江陵贬职期间，与乐妓杨琼相识，十多年后，还不忘这段旧情，在苏州“过琼叙旧”，随后又在浙东和诗述情。他的好友白居易与妓女的交往更是不可胜数，据粗略统计，见诸白氏自己诗文的各类女妓即有樊素、小玉、小蛮、阿软等十数人，直到晚年，白居易尚有多名女妓侍候，最后因病才不得不放她们离去。由此可见，虽仍旧存在社会等级的差异，但不少文人已经“以亲密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妓女”，并将她们视为“能够共同分享体验和感动的心灵伴侣”。唐代后期开始，文人往往通过书写妓女被命运翻弄的故事，如著名的《琵琶行》，来表达自身对于仕途艰险、人心叵测的畏惧慨叹，这种超越身份的关切同情也无疑证明了文人和妓女间的关系愈加亲密。由此，中国文学中向来不发达的“恋爱诗”也有了大进步，能作诗的妓女与文人互相唱和，导致向妓女直接表达感情的诗作大量出现，《全唐诗》共收49430首诗，就中有关妓女的即占2000多首。开个玩笑，妓女不仅教会文人怎么谈恋爱，也教会他们怎么写情诗。
另一大妓女对文人的影响表现即是本书点出的妓女与妓院实在是当时“新文化的享受和传播者”
在出版印刷业发达的明代之前，妓院是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尤其是以歌谣为主的音乐文化。当下研究音乐文化者颇不乏人，但少有关注音乐与性文化之关系者。其实在风月场所，除了酒食，最重要的即是歌谣乐曲，这点从古时的青楼到今日的KTV，可称一脉相承。歌声悠扬，曲调暧昧，这是风月场最自然的催情剂，客人点唱，既能助兴，亦可减少初见面的本能尴尬。同时，有心人若将青楼中传唱歌曲的内容与主题细加比较，最可见出一时代、一阶级的民众心态与生活，比起那些断烂朝报要客观动人得多。如近代以前的青楼多唱文学性较强的曲子，重词采与怀抱寄托，因其面对的是一整个士绅文人阶层，近代以降延及今日，风月场唱的歌，即不再与文学有关，更多表现风尘浪荡、情事凄迷、人情浮沉之感，主题和风格自文人气的黛玉葬花一转为靡靡之音的男痴女怨。而出自唐朝薛用弱《集异记》的“旗亭画壁”的故事，说的就是王之涣、高适、王昌龄三人以妓女演唱各自作品多少来判断三人作品流传程度，妓女好比是各大流行歌曲榜单的主持人。
再如“词”的流播与兴起，词与音乐酒令关系极大，古代最具代表性的词作者，温庭筠、柳永、周邦彦，皆有大量以妓院为背景的词作，同时，作为表达男女之情最显著的一种文学样式，妓院中更易见到真实而生动的男女情事，这点或是现实生活远远不能提供给创作者的。词作者们依凭自己在妓院中的眼目所及，通过词的纾缓委曲将男女情事中最为幽微难测的心理一一呈示出来。在这种互激互荡中，不仅延展出中国文学的新天地，更无形中垦拓出向来匮乏的对于男女之情的厘析与把握，此前受礼教拘束的男欢女爱终于在词这一文学表达中稍稍获得释放，因此妓女对词的发展做出了极为深远的贡献，她们不单是欣赏者，也是创作者，而妓院则提供了词的创作环境和词人难得的生活经验。至于如《卖油郎》、《杜十娘》之类小说，则迥异此前传统说部，不再执着于神魔鬼怪，妓女形象愈加增多，到了《金瓶梅》、《海上花列传》，妓院更是重要的故事背景。
再一要点是，妓院，尤其是明清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古代中国消费文化和交际空间的显著标志。如江南地区城镇经济活跃，商贸繁盛，人群猥杂，文人、乡宦、名妓、侠客等社会各阶层人世皆多有过访，自然促进奢侈消费场所的建立，明人有言“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由此亦刺激消费文化和时尚文化的勃兴，加之交通便捷，举凡江南种种靡丽豪奢深为时人所仿效，明代杭州人张瀚即言：“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作为社会财富有限的消耗场所，妓院对于刺激传统中国商业发展和时尚更易显然有着重要作用。而时常出入其间的士绅阶层，遂亦免不了借此作为谈判商议重要话题之地，如果说茶馆作为中下层人民沟通有无的信息平台，那妓院的私密性则有利上层士绅在此探讨各类政经话题。若看《海上花》即知并非每个男人来此地皆为肉帛之欢的，相反很大一部分是看重此地的交际功能。
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在古代，妓院和妓女恰恰既是文人群体必不可少的传播者，她们与文人的来往不仅提供了花样百出的写作素材，更无形中成为文人试验新作品、体验新感情的创作基地，才学出众的妓女更是难得的作品赏鉴人，而南来北往的流通性更凸显出妓院作为交际空间的价值——妓院原来是个好学校。
着青衫的文人多才慧亦多温情，留连于平康之地，偎红倚翠，听玉人吹箫，看歌舞楼台，或有纯然的放荡不羁，更多的却是一种“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的落寞。理想不得实现，唯有在秦楼楚馆中求慰藉。若碰上知情识趣的女子，兴起的不仅是男欢女爱，更是同为落魄人的惺惺相惜。就此而言，文人痴迷妓女，痴迷的不是妓女本身，而是想从她们身上填补自己对于现实与感情的失望不平。斋藤茂先生的《妓女与文人》轻薄小巧，对于两大群体之关系的重要处大致都一一点到，思理清晰，新见亦有，唯在细部的深入与材料的补充上尚难称周至，有待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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