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北宋末年的最后一任皇帝，我们对于他的艺术造诣十分热忱，然而对于他的登基加冕，我们却不为熟悉。历史上真实的宋徽宗并非我们从影视剧中认识到的那个昏庸至极、玩弄泼墨的皇帝，至少在其争储的时候，他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晰，头脑十分敏锐的政治青年。
宋徽宗的皇位由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宋徽宗基本与皇位无缘。由于在他之前的宋哲宗，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的哥哥，更加巧合的是哲宗一个儿子都没有。因此哲宗去世给大宋留下的是兄终弟及的复杂继承局面，这种情况对于包括宋徽宗在内的每一个哲宗的兄弟来说都有了走向继承大统的可能。
但即使如此，按照长幼顺序来看端王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也是排不到第一位的。最有竞争力的第九子赵佖，按年龄来论比他大。而第十三子赵似与哲宗是同母，都是朱太妃所生。
可以说宋徽宗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名分优势向皇位发起冲击，然而长期以来依靠他对一个人的殷勤侍奉和站队讨好，在他最需要政治强援的时候给予他雪中送炭，并送其最终站在了权力的最高峰，这个人就是向太后。
向太后支持宋徽宗，一方面是因为宋徽宗从小对于向太后及其身边人的有意讨好和利益关系上的结盟；另一方面向太后也是出于借扶持宋徽宗登基打压朱太妃的政治势力和话语权的考量。
针对继承人选，朱太妃支持她的儿子简王赵偲来继承皇位。朱太妃虽然政治地位比向太后低一级，但在后宫当中的待遇、规格已与向太后无异。哲宗时期长年的垂帘听政给她创造了一个培植党羽亲信的平台，其中最重要的外朝盟友就是章惇。
在哲宗亲政的八年当中，有六年是由章惇担任首席宰相。这六年中许多触及到统治阶级核心利益的问题都是依靠朱太妃和章惇的密切合作来化解，因此在当下最为关键的继承问题上，章惇自然要继续保持和朱太妃在人选上的利益抉择。
然而向太后在了解到朱太妃和章惇的政治意向后先下手为强，迅速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命令她自己的后宫卫戍军队马上进行皇城警备，以防不测。二是立即召集朝议。
依照宋朝祖制，在面临皇位继承人特殊局面时要由全体在京大臣的集体表决。章惇作为执政多年的宰相自然在争取百官的利益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但向太后的精明之处在于，她并没有给予章惇足够的游说整理时间，开会时间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向太后这个后宫最高领的手里。
因此她在哲宗逝世的第二天凌晨迅速召集会议，用时间延缓敌方形成政治的绝对优势，向太后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占据了制高点。
在朝议上章惇作为首席宰相率先发言，他依据祖制律例，以血缘关系近者为先的原则，直接提出应立简王赵似。针对于此，向太后牢牢抓住诸皇子的庶出身份上，认为既然都是庶出，就无血缘亲近有别。
对此章惇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祖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话对着向太后说是有问题的。向太后反问章惇：“你说有嫡立嫡，那么谁是嫡？如果你说简王是嫡的话，那本宫是什么人？你想把本宫置于何地？”
本来没有任何嫡子身份的困扰却因为章惇无意坚持而被向太后抓住了话柄——朱太妃的儿子是嫡则意味着朱太妃是正宫。
这时向太后才顺势把她心目当中的人选端王推出了，并借先帝的一段遗言增加政治分量。
“皇弟端王某，先帝之子，朕之爱弟也，仁孝恭俭，闻于天下，宜授神器，以昭前人之光，可于柩前即皇帝位。”
可这个遗言其实是向太后指令大臣编写下来的，执笔者就是后来的奸臣蔡京。而向太后的高超之处在于正因为除她之外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听过，也就无法做到质证，而她作为当朝太后任何对于她的质疑在立法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由此可见向太后的胆魄之大。
事情进行到了这个节奏，向太后牢牢把握住了先帝遗言这个道德上的王牌。
在场的所有大臣都能够清晰地把握到朱太妃和向太后的政治力量风向标，于是向太后避开了与章惇的正面交锋，把眼光扫向了其他大臣，争取最后的一锤定音。
头脑极为聪明的官员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副相曾布，作为同僚班子成员，他不但拆了章惇的台，而且这个时候还狠狠地捅了他一刀。而另一位作为章惇长期以来的政治盟友副宰相蔡卞，在衡量了面前的局势和双方的分量后也迅速表示支持太后拥立端王为帝。以三相为代表的中枢班子成员有两人站在了向太后的一方，则百官也就没有什么意见可循。
在整个拥立宋徽宗的事件经过上，向太后周密的部属以及清晰的政治思路可以说是宋徽宗走向权力之巅的关键。
但政治向来是一场无声的交易，虽然向太后支持宋徽宗有其自身利益上的考量，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宋徽宗自身对于向太后长年累月的付出。
毕竟向太后支持谁也是支持，政治上老辣的她为何偏偏支持一个只会作画的宋徽宗呢？只能说宋徽宗是一个有毅力好隐忍的好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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