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明末清初耶稣会在中国的发展，留给今天的我们哪些启示？
本文关键词：汤若望、利玛窦、西学东渐、合作与对立
1622年，汤若望来华。
汤若望是德意志人，是一名传教士，耶稣会中的一员，在中国生活了47年，历经明清两朝，还被康熙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1619年，汤若望和教友来到了澳门，他们来到中国后，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利玛窦出生于1552年的意大利，也是耶稣会的成员。他先是与教友一起去印度传教，由于当时的明朝还保持海禁政策，因此传教士只能停留在澳门而无法进入中国内陆。1582年，利玛窦来到了澳门，他在学习了中国汉字后，顿时对其产生了兴趣。1583年，他和罗明坚一起进入了中国内陆，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随后，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经过了几次尝试，利玛窦和罗明坚没能建立起新的驻地，罗明坚被教皇召回，罗马安排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而利玛窦和麦安东神父继续留在肇庆。利玛窦自称来自“天竺”，这让当时的中国人一度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说：“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为了更顺利地传教，利玛窦等传教士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几经辗转之后，利玛窦于1600年抵达了北京，由于他学贯中外，内心对中国文化的接纳程度较高，因此受到了士大夫们的青睐。到了1605年的时候，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其中不乏一些当朝权贵，其中最有名的还属“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徐光启是今上海人，死后葬回了故乡，后来逐渐变成了徐家汇。1607 年，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1610年，利玛窦去世，享年59岁。这名传教士，内心怀着虔诚的心来到了中国，虽说他的最终目的是传教，但无形中也将西方的一些思想带来了中国。他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所谓“西学东渐”，在他的到来之后才逐渐形成。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现今的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利玛窦在传教的时候，并非一根筋，他充分考虑了中国文化的适应性，为了避免教义中内容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基督教更加易于理解和投人所好，他把基督教演绎成一种能够兼容儒家传统的伦理体系——删去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童贞女之子身份，特别是“人人平等”等内容。他的这种做法虽然让中国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但与传统的天主教产生了分歧，许多传教士，比如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人，甚至罗马教皇都对他略感失望。利玛窦将天主教带到了中国，据说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面对清军压境的时候，皈依了天主教，并写信给罗马教皇求援助。这封信一直保留在梵蒂冈，大家有兴趣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按当时的《圣教史略》记载，汤若望也是鼓励崇祯皇帝信奉天主教的人士。他曾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上书皇帝，劝他信奉天主教。崇祯因而信奉天主教，便诏谕臣下，凡是名字中有“天”字者，都要改掉，以尊敬天主，可见他对教会的虔诚。不过，后来崇祯帝的殉国使教会的事业戛然而止。但是，一些传教士却认为利玛窦的这种策略有违传统天主教的初衷，怎能加入中国元素呢？这不就让信仰不纯正了吗？于是，他们采取积极的手段，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反感与排斥。1616年，沈榷到了南京任职的时候，曾写信给万历皇帝，信中极力批判天主教的教义和教徒，认为他们对皇帝和中国的文化都很不尊重。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种种理由，列举了一系列证据，完全否定了天主教，甚至说天主教的历法破坏了中国人的道德秩序。这造成了当时很多传教士被捕，史称“南京教案”，三年后，即1621年，沈榷被撤职，天主教又重新恢复了活动。1623年，汤若望来到了北京，效仿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他还写了一本书来介绍伽利略的望远镜，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崇祯末期，为了抵抗清军，崇祯下令让汤若望来造大炮。汤若望被逼上梁山，凭着对火炮的知识、聪明才智、钻研精神和想象力，他居然成功地造出了20尊大炮。崇祯皇帝为此大喜：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然而，这些汤大炮已然没有扭转明朝的国运，不过对于汤若望来讲，这次经历让他完成了《火攻挈要》著作。1644年，清军入关，进入北京城，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接下来，就是汤若望在清朝时期的事了，无非就是传教、修订历法、将近代欧洲最前沿的思想在中国传播，只可惜，中国没有这样的土壤，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好奇宝宝，觉得很好玩，很新奇，纯粹就是开开眼而已，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反省与思想。同时期在华的知名耶稣会成员，除了利玛窦和汤若望外，还有南怀仁。当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事迹，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离开欧洲，在各地传教，很多都与当地的文化习俗融合在一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迎合当地风俗的传教持续时间更久也更成功，而那些一根筋的传教士基本就很快消亡了。传教过程充满了危险与艰辛，各地对基督教的接纳程度也并非一层不变，而是充满了曲折，被当地政府下令打压、驱逐传教士等行为也经常发生。其实这在21世纪依然有警示性的作用，中国企业要走出国门，在国外生根发展，就要学习早年基督传教士们在中国以及东亚的策略，要学会入乡随俗，因地适宜。当然，就算如此，也肯定会遭遇很多阻碍，但只要方法对，未来依旧可期。千万不要抱着“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或者“我是伟大的，你们都是卑贱的”这样的心态，别看这种话说出来可以满足自己的情绪，填充自己的虚荣心，但长久以往，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的往往是自己。对于身处在国内，而不经常出国的朋友，这种心态也要尽量摒弃。回顾历史，没有一个文明是在自我陶醉中被周边人所敬仰和尊敬的，罗马帝国、汉帝国、隋唐帝国以及宋帝国，都是开放包容的，就算是较为刚愎自用的明帝国和清帝国，也并非我们所想的完全“闭关锁国”。因此，我认为，那些口口声声标榜中国文明至高无上，且对其他文化加以贬低、无视甚至否定的人，本质上是对中国文明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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