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稻作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对龙的崇拜了。上古时期，中国各个族群都流行对动物的崇尚，比如有的崇虎，有的崇鸟，有的崇鱼，有的崇熊，有的崇象，有的崇蛇，还有的部落或氏族则以其他动物作为族徽或标识。各族群崇尚的这些动物，有的与狩猎或捕鱼有关，有的与居住生存环境（山林、平原或江湖沼泽）相关，还有的则与农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古人的想象中，龙是司理雨水的神虫，所以与南方水稻的播种栽培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龙了。汉代许慎《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参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5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2版。）说的就是春天稻谷播种之时龙要登天降雨，到秋天稻谷丰收之后龙才潜渊冬眠。在先民的心目中，龙是由多种动物特征拼凑起来的一个神奇角色，其主要特征则是各种水族为主体的，如扬子鳄、蛇、龟、鱼等，都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动物，还有象鼻、牛耳、鹿角、马鬛、虎掌、鹰爪等也是南方常见动物的特征。而将这些诸多动物特征组合在一起，不仅说明了上古不同族群的融合，也进一步塑造和增强了龙的神奇性质。后来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龙的影响不断扩大，也就成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炎黄各族的共同崇拜象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龙的崇拜是随着稻作文化由南而北的传播而形成的，并在传播和流传中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后来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龙的影响不断扩大，也就成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炎黄各族的共同崇拜象征。在秦汉统一中国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龙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与民俗中的经典，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各个阶层的尊崇，在宗教、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充当了重要角色。传世文献中就有大量关于龙的记载。《山海经》中就记述了神奇的应龙为黄帝所使而杀蚩尤与夸父，并记述了奇异的烛龙、鸟身龙首神、人面龙身神等。《山海经》中还有许多关于乘两龙的记述，例如《山海经·海外南经》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等等。《楚辞·离骚》中也有“乘玉虬”、“驾飞龙”的叙述。这些记述说明，上溯黄帝时已有龙的神话传说，在夏代已经形成了龙的观念形态，并已成为华夏各部族共信共仰的崇拜物。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与《楚辞》主要是蜀人与楚人的著述，记述了很多古代龙的神话传说，也由此可见龙的由来与南方稻作文化系统的重要关系。社会发展到了夏商时期，龙形图像已不再单纯是远古时代的一种图腾标志，而演变成了巫师和古代帝王之类权威人物沟通人神之间关系的神物象征，之后则进一步演化成为代表人间社会至尊皇帝的神化形象。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在中国历史上，龙对中国政治权威的崛起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龙在各民族人们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在众多的图腾神中，龙成为至上神，受到最高的崇拜。在《山海经》等众多古籍中，都记载了丰富多彩的关于龙的神话传说，其中有人骑龙，腾空升天，主要表达了古人希望借外界的神力以达神化境界的目的，认为龙是最具这种神力的役物。《山海经》中着重记述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乘龙”观念，不仅显示了先民们对龙图腾神的崇拜，更体现了沟通天地的愿望和乘龙自由往来于天地之间的想象。河南濮阳蚌塑龙遗迹考古发现揭示，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已出现了蚌塑龙，由白色的蚌壳精心摆塑而成，龙头如兽，长吻与鳄颇为相似，颈部弯曲，作昂首爬行状，整个形态与后世龙颇为接近。有学者经过科学测试后认为，蚌塑龙具有明显的鳄类特征，应是南方先民崇拜观念的产物。在湖北焦墩遗址也发现了用卵石摆组成的巨龙图像，时间距今五千到六千年之间。五千多年前的辽宁和内蒙红山文化遗址则发现了玉猪龙和玉龙，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也出土了龙首玉镯，距今四千五百多年的山西陶寺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盘中发现有彩绘的盘龙图像。这些众多的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中国先民对龙的图像以及乘龙的观念由来已久。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型玉琮上浮雕的“神人兽面纹”，亦是先民乘骑神兽通天观念的形象化表述。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驭龙图”，更是乘龙引魂升天的生动写照。到了殷商时期，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龙形图像就更多了，不仅有玉石琢制的各种龙形，而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青铜器物上，并被记录在了甲骨文和金文中。到了汉代，在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有许多仙人乘龙和驭龙驾车在天空飞行的神奇画面，显然也是先秦神人乘龙观念的流传。总之，在先民的观念中，龙是一种奇异的神物，既是图腾形象又是共同信仰的崇拜物，同时还是沟通人神之间关系的象征。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帛画”汉代画像砖驭龙升天图（四川新都出土）我们知道，古代文献中有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记载，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就记载黄帝娶西陵之女嫘祖为正妃，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女，《帝王世纪》、《世本》、《大戴礼·帝系篇》等也有类似记载，《山海经·海内经》也有“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的传说。蜀山氏与嫘祖都是最早养蚕者，而且都是最早崇奉龙的部族。之后大禹兴起于西羌，曾在蜀地导山治水，然后创建了夏王朝，古代蜀人和华夏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看，古蜀时代也很早就有了龙的图像，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之中，就有青铜柱形器上长有羊的弯角和胡须作昂首啸吼状的神龙，还有铜龙头形饰件以及青铜龙虎尊上以高浮雕铸成的游龙。而在纹饰上，则有大量的夔龙纹，大型青铜立人像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端额间高竖有势欲腾飞的夔龙状装饰物。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神树上那条姿态矫健造型生动的神龙了，神龙攀缘在神树上，尾在上头朝下，仿佛自天而降，充分显示了沟通天地的神奇含义。《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述有乘龙而行的众神，能自由往来于天上人间，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神龙便生动地体现了这个寓意。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青铜爬龙柱形器关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山海经》中就有神树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九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可知传说中的建木，就是一棵盘根错节极其茂盛的通天神树。建木位于什么地方呢？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宾客学者编撰的《淮南子·墜地训》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都广就是成都平原，是古蜀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王朝的建都立国之地。称为建木的通天神树，就出自于古蜀王国的都广之野。《山海经·海内经》中所说的九丘，很可能是古蜀时代与蜀族结盟的西南各部族所居之处。所谓“众帝所自上下”，就是人神可以通过建木而往来于天上人间。由此可知，三星堆青铜神树显然就是传说中通天神树的生动写照了。请看攀缘在三星堆神树上自天而降的那条神龙，它那游动的身躯，飞扬的羽翅，有力的爪牙，圆睁的大眼，显得多么夸张而又神奇。这是古蜀时代能工巧匠们精心塑造的一条潇洒奔放的神龙，一条充满了想象力具有丰富内涵的神龙，一条为人间社会带来美好希望的神龙。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无论是造型的精美和形态的高大，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龙都是独一无二的，堪称是青铜时代的杰作。古代蜀人对神树与神龙的崇拜，在后来的汉代画像石上仍有描绘。譬如四川新津崖墓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就刻画了神树与腾龙图，画面令人惊叹，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四川新津东汉崖墓出土汉代画像石上的神树与腾龙图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中不仅有众多关于龙的传说，还有多处提到了蛇，《山海经·海内经》就说黑水青水之间的若木附近“有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山海经·海内南经》也说“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山海经》中所说的赤蛇与黄蛇显然也是神奇之物，或者就是神龙的化身，揭示了古代先民对龙与蛇的崇拜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提到的是，《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山海经·海内经》也说“有巴遂山，……有黑蛇，青首，食象”，此外《山海经·北山经》《山海经·北次三经》等篇章中都有关于大蛇的记载。《楚辞·天问》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路史·后记》罗苹注云“所谓巴蛇，在江岳间”。为什么将巴与蛇联系在一起？学者们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很可能是因为古代巴地蛇多，常见有蟒蛇出没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巴国也是栽种水稻的区域，所以崇蛇与稻作农业相关，都是属于长江流域和南方文化系统的特有现象。巴和蜀由于地缘相近，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古蜀杜宇时代大力发展蜀国的稻作农业，使蜀国经济变得非常繁荣，当时的巴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可见巴和蜀在稻作农业生产与文化崇尚方面，都有很多相同的特点。巴和蜀都崇拜蛇，对此就是很好的印证。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铜蛇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盘蛇位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便同时出土有青铜神龙与青铜蛇，与《山海经》中的记述可以相互印证，我们由此可知神龙与灵蛇的密切关系可谓由来已久。龙的形态其实主要就是由蛇转化而来的，之后才又融入了其他动物的特征。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多件残断的铜蛇，腹部有鳞甲纹饰，蛇头与背上有镂空的刀形羽翅，蛇头宽大上昂，蛇眼呈圆形凸起，尺寸长大犹如蟒蛇，形态十分生动。同时出土的还有蟠曲状的蛇形器，上有黑彩绘成的纹饰。不仅三星堆出土有铜蛇，成都金沙遗址亦出土有多件石盘蛇，云南出土的滇文化青铜器上也常有蛇的形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很可能与当时昌盛的稻作农业有关。蛇是世界各地较为多见的爬行动物，在气候温暖、水源丰富的南方稻作地区尤为常见，《山海经·海外东经》等就有“食稻啖蛇”、“食稻使蛇”、操蛇与践蛇等记述，《山海经·北山经》还有“其神皆人面蛇身”等说法，这些记述中既有常见之蛇，也有神化了的或作为图腾象征的蛇。所谓操蛇，使蛇、珥蛇、践蛇之类，可能都是古代先民们带有巫术色彩的祭祀方式，反映的可能是巫师将蛇(可能是活蛇，也可能是石蛇、铜蛇)作为法器道具用于祭祀仪式的情景。祭祀的内容可能与禳除灾害祈求丰产等有关，许多稻作地区的古老部族可能都有这一习俗。汉代石棺上的伏羲女娲图（四川郫县出土）有学者认为，长江流域稻作地带的先民们自古就存在蛇崇拜，由此产生了伏羲和女娲的神话，伏羲和女娲的形象就是人头蛇身。这一古老的现象可能远早于龙在南方地区的出现，龙就是蛇图腾的神化，是在蛇的基形上形成的。古代先民对蛇的敬畏和崇奉，与蛇的一些自然属性可能也有较大的关系。譬如蛇有很强的生存能力，蛇能通过蜕皮而获得生命的再生，蛇的繁殖能力也很强，两蛇交媾的时间往往很长，先民很可能正是由此而联想到了子孙的繁衍和五谷的丰登。伏羲女娲蛇身交缠在一起便体现了交媾繁衍的寓意，人面蛇身也就成了人类祖神的象征。其次是蛇的脱壳化身与蜿蜒游动的形态常给先民以神秘的联想，往往将天空中的闪电、虹霓、风云雨水与蛇联系在一起，如南方客家人就有将闪电称为“火蛇”的遗俗。再者是蛇在古代并非都是先民们的亲近之物，特别是毒蛇往往造成对人畜的伤害，从而引起古人对蛇的戒备与提防，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形成了对蛇的敬畏，加上原始思维中对蛇的联想和神化，从而使蛇成了崇奉的象征。对蛇的敬畏崇拜在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区域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比如古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等地都流传有蛇的神话传说和对蛇神的崇拜信仰。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对蛇的崇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蛇的神化，崇尚的极致便是将蛇演变成了龙。随着时间的推移，龙的地位便后来居上了。《山海经》中既有许多“乘龙”之说，又有大量“践蛇”的记述，反映的便是龙蛇信仰并存的现象。古蜀青铜文化中就有龙和蛇，滇文化中也有蛇，都和稻作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国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稻作文化，不仅衍生了对龙蛇的崇拜，还直接影响到了很多民俗的形成。在南方地区的传统民俗中，就有很多对龙的娱乐崇尚，譬如舞龙灯，其中有丰富多样的各种形式近百种之多（如草龙、水龙、火龙、布龙、纸龙、花龙、醉龙、竹叶龙、荷花龙、板凳龙、扁担龙、滚地龙、焰火龙等）。各地舞龙灯的民俗，因为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而多姿多彩各有特点，但主题内涵则大同小异，都和稻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巴蜀地区的舞龙灯，也是由来已久，有着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以龙舟、龙灯为代表的民间节庆活动，不仅表现了古人的信仰崇尚，具有敬神、娱神的目的与寓意，希望天人合一风调雨顺，同时也企盼国泰民安繁荣富裕，既活跃了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增添了各族民众的欢乐与团聚。这些民俗都具有较浓的人文特点，将传说与民俗融合在了一起，弘扬了美好的愿望与正能量，代代相传，充满活力，已成为重要的非遗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