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元代三戏台】
--- 魏村戏台·东羊戏台·王曲戏台 ---
以前玩门票的时候，有个情节记忆很深刻，就是第四批“国保”公布的时候。因为我专收“国保”票，而第四批“国保”正是在我玩门票最狂热的时候公布的，所以对这个名录很记忆犹新，其中就有“牛王庙戏台”。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虽然人们对“文物古迹”的认识，已经不再仅限于认为“文物”就是故宫、晋祠了，但是以一座戏台的名义跻身“国保”，牛王庙戏台是第一个。以至于到现在，一说起戏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牛王庙戏台。其实，在晋国数以千计的古戏台中，牛王庙戏台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甚至都不算最好的，但是却给人深刻的印象，不光是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后，还真的收集到了牛王庙戏台的门票，当时的那份喜悦无法言明。不过，很惊奇的是，同时还收到另一枚戏台的门票---
东羊后土庙。一看这两张门票的设计风格就一模一样，一看就是一套的。因此也知道了，在临汾，除了牛王庙戏台很牛之外，在它身边，还有同时代的另外两座戏台---
王曲东岳庙戏台和东羊后土庙戏台。
后来，在不断的寻访木结构古建筑，同时大量的查阅资料“备课”时，就知道了在晋国数以千计的古戏台中，同为元代木结构的戏台，还有很多。截止到现在，已经列入历次“国保”名录中的就有7座。除此以外，我所知的还有2座，而不为人知的就不知道还有几座了。
2015年春节刚过，就与“老扁”相约晋南寻访，2月22号是正月初四，春节鞭炮的火药味正浓时，大约下午两点，我们在停靠于太谷西站的高铁上组成了小分队，南下尧都平阳，大约三点半到达临汾西站。
他虽然是千里迢迢而来，但我只在与临汾近在咫尺的晋中，但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达尧都。走出出站口，我两都没喘一口气，立即挥手拦住了计程车，直奔王曲而去。站在王曲东岳庙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初春的天依然很短，傍晚的光线已经稍显昏暗。
之后，我们按照王曲、东羊、魏村三戏台的分布顺序，马不停蹄，人不离车的一路挥洒，等走出魏村牛王庙时，已是下午六点二十分。计程车把我们带回平阳时，尧都已经华灯闪烁了。
临汾这三座戏台，牛王庙戏台是领头者，其他两座是跟着它出名。在“国保”名录中，牛王庙戏台是直接点名了戏台主体，且又最早跻身“国保”，故而先声夺人。
而王曲东岳庙和东羊后土庙，虽然其戏台也是“国保”价值的核心，但却都是以庙的名号进入“国保”的。
这三处“国保”其实都不是孤立的戏台，都有庙宇做主体，如果从建筑布局意义上来讲，戏台只是庙宇的附属（尽管是很重要的附属部分），而且东羊后土庙中还有明代的彩塑，庙宇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甚至，即便没有元代戏台，庙宇本身也差不多够“国保”之格了。
但是，因为这三座戏台太著名了，相形之下，人们更愿意直接以戏台称之，而完全忽略了庙宇主体。
随着晋国更多的高古木结构建筑被陆续发现，而且快速进入“国保”，除这三座戏台以外，还有更多的同类戏台，其中甚至还有更早的金代高平二郎庙戏台。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元代戏台莫名其妙地多分布在晋南，虽然这些戏台多以庙宇的名义闻名，但发烧友也知道它们的文物价值核心是戏台，比如古垛后土庙、翼城乔泽庙和四圣宫、石楼东岳庙和殿山圣母庙等，在“国保”中还有些时代模棱两可，只是被确定为稍晚的明代戏台，还有新绛稷益庙、稷山法王庙。特别是稷山法王庙戏台，构造精湛，早期遗风浓厚，虽然经过清代加建副阶，但其主体形态与牛王庙戏台几无二致。
在未进入“国保”的戏台中，还有永济的三官庙元代戏台，和建于洪武元年的河津樊村戏台，以及绛县董封戏台，都十分古朴。
总之，有资料称晋国的“三千座戏台”中，高古精品尽在晋南。所以，这个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很多人据此作出“（晋南）临汾是中国戏剧艺术的发源地和摇篮”。
相比之下，晋中晋北虽然同样戏台密布，但元代以前的戏台实凤毛麟角，已知的仅有平遥先师庙戏台和汾阳龙天庙戏台。
值得一提的是，平遥卜宜村先师庙戏台的形制极其罕见，它带有原装副阶，形象极其古拙，十分容易引诱人们想起宋代的原始戏台“勾栏瓦舍”来。其形制与已知的所有戏台都不一样，是已知早期戏台中的独例，尽管它还不是“国保”，还不为人知。
这些戏台，似乎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时代规律，除以上被确定为明代的戏台外，其余的金元戏台，尽管它们的具体构造稍有差别，但其外观形态是一致的“亭阁式”。看来这种戏台形制可能有时代性。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也似乎与戏台有关联的构筑物---
献亭（殿），在“献祭敬神”中当然也包括献歌献舞。因此，献亭的原始性质与戏台有着脱不了的干系。
在晋南特别是晋东南，这种与上述早期戏台形制完全相同的四柱亭阁式献亭，十分繁多。其分布范围也延伸到了晋中，比如太原窦大夫祠献亭、灵石晋祠庙和后土庙的献亭等，而且这些献亭的时代，莫名其妙地也都是元代。
以临汾元代三戏台为代表的这些早期戏台，还有一个显眼的规律，就是它们全部附属于道教民俗庙宇中，没有一个附属于佛寺（石楼“殿山寺”只是一个俗名，此庙是后土圣母庙）。
这个事情也有些意思，如此众多的实例，也不好说是“偶然”---
附属于佛寺的早期戏台正好都毁了，而残存下来的正好都是附属于道教民俗庙宇的？
因此，可能在早期（元代以前）的时候，佛寺中确实是不建戏台的。只是到了明清时期，佛教世俗化“堕落”，就不管这些了，佛寺中也照样建戏台，热闹为算，大概是这样，反正晋中区域内，佛寺中建有戏台的不可胜数。
现存的这些早期戏台，其具体的构造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抬梁式，一种是“无梁式”。虽然发烧友站在戏台上抬眼一看，它们梁架都是精美的“八卦井”形式，但是它们的构造是不一样的。只是因为戏台面积小，木结构操作性更大，更容易体现主观意志下“力与美的交融”，所以装饰的更富丽堂皇。
临汾元代三戏台中，王曲东岳庙戏台就是抬梁式构造，两条四椽栿通搭前后檐，然后明间及两山以劄牵串联，形成“井框”。晋中的两座元代戏台也是这种形制。
而牛王庙戏台和东羊后土庙戏台，则属于无梁式构造，即先利用抹角栿把大架分割成“小井框”。这样层层分割，层层装饰，形成“八卦井”。
同是“无梁式”构造的细节上，也有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使用抹角栿。抹角栿分割在木结构中，是“无梁式”构造最普遍而有效的方式，经抹角栿“切角”，大框架的面积就会急剧缩小，因而便于取消大梁形成“无梁殿”。
抹角栿的使用，从现存实例来看，最早出现在宋代，比如，在龙门寺大殿、北吉祥寺正殿、石掌玉皇庙正殿中，转角铺作的里转都有抹角栿。但是这些抹角栿的用材与其他构件不成比例，即便单独考核，也显得很细小，一看就是后来维修加装的。
所以，从大致能明确判断原装的木结构中，最晚至宋、金时期，承托襻间枋的都是大角梁（及左右相邻的补间铺作）的后尾。而抹角栿的使用，至少是成熟且普遍的使用就是元代，这也是元代开始的“无梁减柱”的重要形制改进，有了抹角栿的切割，才能更有效地达到“无梁”效果。
这一点，在戏台上也有明显反映，比如金代王报二郎庙戏台，就没有抹角栿，而牛王庙戏台就使用了它，这也是金元木结构重要的分界线之一。
东羊后土庙，是临汾这三个元代庙宇中价值最高的，因为魏村牛王庙和王曲东岳庙的文物价值核心，主要集中在其元代戏台上。而东羊后土庙除了拥有元代题记（只比牛王庙戏台稍晚几年）明确的戏台外，其正殿内还有一堂明代彩塑和壁画，虽然其规模不算大，但也精工细作，艺术价值突出。放在晋国也许没什么，若放之全国，也足够“国保”之格了。
其实，东羊后土庙原本是东岳庙，后来正殿被毁（基址尚存），只剩后殿，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正殿---
圣母殿，才被乡人改做后土圣母庙。这个后殿当初只是供奉泰山圣母，即碧霞元君的。后来重修时，才加祀了后土圣母和女娲娘娘。
我们到达东羊后土庙时，正殿正在修缮中，彩塑有些被重重包裹，有些被包装起来放倒了，殿内脚手架密布，所以也没进殿里，只从门缝里看了看。
除了元代戏台和明代彩塑以外，东羊后土庙内还有一个比较稀罕的物件---
“大顺永昌碑”。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俺们家“大顺”的遗物，上一次是在盂县西盂北村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赫然躺着一块“李自成碑”。据说，盂县还有5块“李自成碑”，但是一直未得空去找看。
“大顺永昌碑”题为《后土神宫碣记》，最后落款为“大顺国永昌元年岁在甲申中秋望日”。碑中没说几句“正经话”，整碑都是功德题名。稀罕的就是它这个大顺年号而已。说到“甲申”，有些人就会想起曾经有一本小册子《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说永昌皇帝的。
当初我太祖武皇帝就是思忖俺们家老李的功败垂成，有感而发“我们找到了跳出李自成怪圈的办法”，可惜他就是随便说说，奴役别人和霸道的“快感”甚于一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
俺们家老李，其实是个苦命人，也不是坏人。最初他还是大明一个基层小吏，搁现在就是个“快递小哥”。但是他运气不好，没干多久，就赶上朱由检搞转型，然后被下岗了。饥寒交迫之下，老李只好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从公元1629年到公元1643年，经过长达十五年的流窜作案，李哥总算集聚了不菲的资本。于是，他在襄阳自称“新顺王”，公元1644年正月，似乎属于俺们老李家的新朝诞生了：老李建号称帝，定都长安，改年号“永昌”。这就是“永昌碑”的来历。
虽然俺们家老李自己很能打，人品也不错，不嫖不赌，也不骄奢淫逸，但是他的领盗水平一般，而且他手里的这雄兵百万，上将千员，多是流窜收罗，强拉硬拽，火并同行所得，只能“推动历史的车轮”，而不管“方向”，奸淫掳掠。
所以尽管进展迅速，仅仅建国三个月后，便于当年四月灭掉了大明。他就是从长安出发，纵穿晋国，打到了北京。由于相比之下，这时候他已经实力雄厚，行军也不慌不忙了，所以晋国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很多，这些“永昌碑”也是明证。
崇祯17年（公元1644年）三月二十九日，尽管老李的姿态很低，夹紧了尾巴要求与大明天子谈判，其条件仅仅是“封秦王，主宰西北”。然而，莫名其妙的是，面对兵临城下的百万大军，和如此无底线的“要价”，朱由检竟然拒绝了“和平谈判”，大明只好没了......
按照所谓的“人心向背”的历史观，大明的灭亡似乎是罪有应得，问题是，大顺就好吗？我不知道别地儿，晋中一带传说，老李进了北京城，天天过大年，吃饺子。
他自己不近女色，所谓的奢侈也就这么点，但他的小弟们可不是。当得知吴三桂吴哥投降了又翻悔，他找刘宗敏说“老弟！你去看看三桂咋回事？”
刘宗敏对皇帝圣旨的答复居然是“大哥您自己去吧！我这边还忙着呢。”
他忙啥？忙着拷打大明旧官捞钱，忙着欺凌宫女....
吴哥降而复叛，就是因为他。他不光淫掠了吴哥小老婆陈圆圆，而且把吴哥他爹给整死了。你看看老李这皇帝做的，看看“不纳粮”的大顺......
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其实是清代人编造的，吴哥的脑子没被驴踢，他是走到半路上，听说自己的父亲被整死了，才看清了这个喊着“不纳粮”的大顺的真面目。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回马找到了多尔衮“衮哥，实在对不起，我这些年老打你。”
衮哥哈哈大笑“三哥说哪里话！我不介意。咱们还是去干老李吧.....”
在大金辫子军和吴哥残明的联军打击下，“不纳粮的大顺”迅速土崩瓦解。
老李带着残兵败将沿原路返回长安，但是衮哥和三桂哥他妈的不是朱由检，他们穷追猛打，不给大顺喘息之机。
公元1645年五月，老李一片狼狈，逃到了湖北通城九宫山。有一天傍晚，他在疲惫之余，并未带一兵一卒，独自一人到山间小路上晃悠。
他没在意，背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的马....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人，举着䦆头就向他劈来。惊慌之下，他躲闪不及被砸倒在地。
那人看他倒了，并未理会他，直接牵着他的马就走。老李毕竟是军人出身，警觉性潜意识支配他爬起来，举刀冲向那人。
可惜，那家伙并不是一个人，他爹也在现场，看到此景顺势又给了老李一䦆头，永昌皇帝驾崩！
爷俩平白得了一匹好马，管他三七二十一，高高兴兴回家。直到第二天下午，人们才发现永昌皇帝的遗体，于是抬到村里。爷俩也出来看热闹，咋回事，咋回事？钻进人群一看，嗨！这不是昨晚被我们撂倒的匪兵吗？
在场的乡长听见这话，严肃地说“他是你两打死的？”
“是啊！我们看见他有一匹好马，他不给，就弄出了人命.....”
“你们确定？”乡长问。
“确定！”
“好！来人啊！”乡长一喊，把爷俩吓一跳“不...不...不是说土匪吗？还得偿命啊......”
“再奖励他们一头牛！”乡长说完，背着手邀功去了。
后来，我们的教科书说，永昌皇帝是被“地主武装”杀死的......
满打满算，老李从即位（他在襄阳称帝，却定都长安，又跑到北京登基）到被地主武装打死，总共折腾了一年多，还不如流窜作案耗的时间长，所以“李自成碑”的落款全部定格在“永昌元年”。
而这一年，又是大明崇祯十七年，又是大清顺治元年。
虽然东羊后土庙价值超群，但是牛王庙戏台更为人所熟知。因为它是第一座被发现的早期戏台，因此情急之下，直接以“戏台”的名号跻身“国保”，而不管牛王庙的存在了。其实，牛王庙本身虽然比不上东羊后土庙的价值，但也还不错。
而且更主要的是，牛王庙戏台它有明确的题记，可以作为对比同时代、同类文物的标尺，在当时，它是独一份。尽管它的题记有些“混乱”，两条石柱分别都有题记，左边柱题为“蒙大元国至元二十（1283）年”，右边柱却题为“维大元国至治元（1321）年”，两条题记相差了三十八年，好在还都在“大元国”时限内。
按说，晋南和晋东南的寺庙上，有这个独特的传统，就是使用石柱，并在石柱上镌刻题记，晋中、晋北都没有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对木结构断代极其重要，虽然从理论上说，题记也只是旁证，但它为你提供一个大致的历史坐标，其价值仍不容忽视。
但是，这个事情有时也麻烦，因为石柱本身是可移动的，而且它又是贵重构件，成本很高，即便寺庙毁了，它也有可能完好，而被重复使用。
还有一点，就是它不是在一根石柱上题记，而是每根石柱上都题。如果这些题记一样的话，倒也罢了。而实际上，这些题记往往不一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乡宁圣寿寺钟楼的四根石柱上，分别题记着金、明、清、民国四条。
牛王庙戏台也正是这样，幸亏它的两条题记都在一个历史阶段，依据木结构实物的具体构制，即便以最晚的题记来说，它距今也七百年了。
当然，尽管牛王庙戏台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但即便后来又涌现出了不少的戏台“英雄”，牛王庙戏台仍然是最有价值的。
如果两条题记相差太多，隔了代，那可能是后人重修时表功的，就像上面说的圣寿寺钟楼的民国题记，因为那个楼根本就不是民国形制。
而不好识别的就是这种“同朝不同代”的差别，不好判断。不过，牛王庙戏台上这两条题记相隔的这三十八年中，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件---
大德地震。
元大德七（1303）年八月的地震，震级达八级，震中虽在洪洞，却与牛王庙戏台近在咫尺，牛王庙戏台正位于洪洞临汾的交界上。所以，至元二十（1283）年的牛王庙戏台被震塌了，就像我说的，但它的石柱没废，还能用，因此至治元（1321）年重建时又被用上了。这是比较公认的说法。
大眼看上去，这个解释似乎天衣无缝。问题是，到康熙三十四（1695）年四月，倒霉的平阳大地，又发生了一次地震，也是八级。而且这一次的震中，就是平阳......
同样是八级地震，同样处在震中，刚建好二十年的牛王庙戏台就倒了，而已经三百七十多岁的同一座戏台却安然无恙。不能说绝对没这个可能，但这个可能性太小了。
所以，两条题记为何相隔三十八年，不大好搞得清了。
有意思的是，虽然相隔了三十八年，但是竖立这两条石柱的是同一个主持人（都维那）郭仲臣。
更有意思的是，石匠的名字居然叫“赵君王”。记得有次看到什么资料上，借这个石匠的名字整事，说是石匠是“怀念大宋”而故意刻的这个名字。哈哈，这都杜撰出花来了。要知道，平阳可不是江南，江南的宋元是连着的，而平阳的宋元之间，还隔着长达120年的大金国呢，这石匠不如直接怀念尧天舜日......
另外，那条早期题记“蒙大元国....”起句不通顺，太拗口。从铁木真开始，到公元1265年，他们是叫“大蒙古”。公元1264年12月，忽必烈已经改国名“大元”，此时的平阳早已是大元国腹地，到起建牛王庙戏台的1283年，已经二十年了，怎么会在“大元”前面再刻一个“蒙”字，啥意思？不得而知。
“大元国”的题记不可胜数，从未有这种语法，至少我是没见过。这条早期题记有没有可能是古人故意做作，后补刻的？
临汾当地有很多研究戏剧艺术的行家们，对临汾的这些早期戏台也颇为关注，出版了不少论述。其中，关于早期戏台的外观形制的演变，他们都认为和“看戏”有关。
比如，这些元代戏台的外观有个很大的共同点---
由于这些戏台的木结构形制太过简单，几乎全部是“四柱亭阁式”（实质上，从建筑形制来说，它就是个亭子）。因此多数是三面开敞，只有后部砌墙，于是他们认为这是早期戏台的一个“看戏”特征---
所谓的“三面观”。
到明代以后，戏台都建成了房子的形制，不再是亭子的样子，看戏也只能在前面观看，他们称之为“一面观”。这个事情，我觉得和“看戏”没什么关系，也不算什么时代特征。从三面开敞，到只有前面开台口，应该是戏台建筑的自然演进，和看戏无关。
但现存的金、元、明、清历代戏台实物，又确实有这么一个演变轨迹。刚开始酬神祭祀，所献只是“轻歌曼舞”，甚至可能就是一两个演员在表演，无所谓几面观。随着戏剧发展越来越丰富繁杂，演员人数和锣鼓铙钹家伙什也越来越多，台上不再是一两个人表演了。这个时候，即便戏台四面开敞，站在旁边你也看不清，更不用说后面了，因此干脆砌墙掩护，人也好坐，家伙什也好放。相应的，戏台面积也越来越大，亭子也就变成了房子。这是戏台随着戏剧的丰富而第次进化的，和看戏没什么关系。
这个事情，从现存戏台实例也能得到证明，金代的王报二郎庙戏台也是三面都砌着墙，看戏只能从前面看；即便是元代戏台中，其实也就牛王庙戏台、四圣宫戏台和乔泽庙戏台是“三面观”，其他的也都三面砌墙。所以，这个外观形制没有时代特征。
何况，中国木结构建筑有个绝对特点，就是“墙倒屋不塌”---
木结构框架和墙壁没什么关系。墙壁可以随时改换形制，开敞的也可以砌墙堵上，墙壁堵着的，也可以拆开敞亮。而墙壁本身根本没什么时代性，没人知道是啥时候改建的。
事实上，临汾的这三座代表性元代戏台中，只有王曲东岳庙戏台还是清代改建以后的样子，元代的戏台前面加建了台口，原来的戏台变成了后台。东羊后土庙戏台原来也是这样子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重修时，把清代的附加拆掉了，恢复了所谓的“原样”。其实，完全没这个必要，清代的改造也是“历史的遗迹”，留着它才真正是我们看到的“原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