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昏君、乱君、暴君辈出的历史背景与家庭原因

南朝昏君、乱君、暴君与昏乱暴兼具之君出现如此频仍，必有原因。也就是南朝本身与当时皇家的大环境，才能将环境的因素找出，得以充分解释这种现象。
就南北朝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而言，东汉末年天下开始大乱，接下来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都属于乱世。在此期间，政治局势变幻无常，战争与动乱持续，加上佛教的传入与流行，汉朝数百年来赖以维系政权合理、社会有序与文化平稳的儒家思想没落，导致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的约束力都明显降低。这个时代的人更因为身处朝不保夕的环境，容易产生得过且过、享乐为先的世纪末情绪。皇帝与皇族因拥有政治力量与经济资源，更容易把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永远自以为是，行为当然失控，而且会达到离谱的地步。从南北朝的大环境看，这是显而易见的理由。

然而即使社会大环境如此，如果南朝皇室家族本身具有某些自我控制的机制与能力，则可能偶而出现一些昏君、暴君，还不至于使昏君、乱君、暴君与既昏且乱且暴之君充满这段历史，成为常态。何况当时皇室之中虽然我行我素之辈是主流，却也并非没有守礼崇法、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成员，所以对南朝历代的皇室家族必须另加分析，才能找出各个皇室家族小环境的影响。
这项分析应从南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开始，因为国家的规模由他们创立，皇室家族的养成与教育方式也是由他们决定的。

南朝各代开国之君的资料如下表：

从此表可以看出宋、齐、陈三朝的开国之君，雷同性极高。他们都是以武将或边郡太守起家，原来的职务就是争战或守边，熟悉军事，又在前朝后期的混乱中打过滚，能深切体会政治斗争的三昧。这些条件使他们在混乱中逐渐累积实力，壮大自己，又经过多年的征战与谋划，才能大权在握，篡位成功。但也因此，他们必须全神贯注，出生入死，身心压力极大，其劳累倍于常人还不止。
这三位开国之君中，刘裕与陈霸先都是平民或低层世族出身，既无家族传承来的地位亦无家学，从小必须以习武从军为奋斗创业之路。萧道成虽然出身侨姓世族的兰陵萧氏，但他的父亲就孔武有力，一直担任边区地方长官，不断与北朝及原住民作战，萧道成十几岁就追随父亲作战，也以武功起家。
这三位开国之君从青少年起，一直忙于争战、夺权与篡位，要长期面对艰苦的拼搏与变幻不定的环境，始终难以顾及家中子弟的教育。等到他们即位为帝，建立新朝时，年纪都已不小，作为开国之君，面对着内部百废待举，叛乱随时爆发，外部北朝虎视眈眈的局面，还必须努力从公。可以想见登基以后，其健康必因长年征战与操劳而迅速恶化，故这三位创业君主在位时间都很短。
古人结婚甚早，南朝宋、齐、陈三代开国之君即位时，不但他们的子辈已经成年，孙辈都可能已经成年，例如萧道成于479年篡宋称帝，当时他的儿子40岁，孙子22岁，曾孙7岁，儿、孙的人格早已定型，连曾孙的人格都在不断塑形中。此时开国之君即使有心加强教育，也为时已晚，纵然他们希望以自己为榜样，变化后代的气质，但因在位时间不够长，难免落空。这样的皇室家庭实在难以培养出像样的皇族后辈，所以南朝的这三朝，即使第二代的君主尚能勉强守成，第三代以后，家族的腐坏立即加速进行，可说无法避免。
南朝昏君、乱君与暴君辈出，不断胡作妄为，充塞历史，实有皇室家庭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家教太差。所谓家教不止于智育、体育与美育，作为绝对威权政府的储备继承人，德育与群育更为重要，而这二者恰巧是南朝皇室家族最欠缺的。南朝的昏君、乱君、暴君中不乏喜好读书、文笔佳美、体能过人、手艺巧妙者已如前述，但这些能力发挥起来，只是使他们更昏、更乱、更暴。
至于萧梁一朝，皇室出身兰陵萧氏，其开国之君梁武帝自幼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私德颇佳，加以得到皇位时38岁，属于中年，后又笃信佛教，在位时间尤其长久，故梁朝皇室家教在南朝中名列第一。梁武帝长久在位，榜样长久存在，也使其后的梁朝君主家教较为优良，而且多成年即位，性格已告稳定，才不至于出现类似其他三朝的青少年昏暴之君。
萧梁的君主若有问题，不是因为家教太差、不学无术，而是有其他因素。例如梁元帝性格忌刻，行事极端，是因为从小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而影响到其心理，但他好读书，学识、文才甚佳，与宋、齐的青少年君主昏暴得不知所云又有不同。
南北朝宫廷与社会风气的改善，从北周始见端倪，但仍不时有昏君、暴君出现，如北周宣帝、隋炀帝等。直至唐朝，传统儒家的礼法仍然尚未完全恢复，社会的约束力仍颇为宽松，才会出现武则天可以称帝的情况。

昏君、乱君、暴君辈出的社会原因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代，有其特殊的社会结构与运作方式，所以南朝昏君、乱君与暴君辈出，还有一个消极性的社会原因。
在民主政治没有到来之前，政治领袖不必担心定期改选，却仍然得接受臣子的劝谏与社会的风评。古代书写工具、交通、通信都不发达，总人口识字率低，对君主的劝谏与风评，主要来自知识分子阶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认定的使命，然而南朝却显得例外。
自东晋以来，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来源是世家大族，然而魏晋以降，世家大族以九品中正制为靠山，世代高官，东晋时更在南方“封山占泽”，将原属公有的山地与湖泊强占为私有，大面积营造私家庄园，已经在南方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样百年以后，到南朝时，世家大族早已高高在上，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已无人能够动摇。南朝开始于刘裕登基，刘裕篡晋时，世家大族普遍漠不关心，这正表示当时他们的地位已告稳固，只要刘裕承认这种地位，则东晋的死活与他们何干？从此开始的南朝，世家大族仅仅对维系本身世袭的优越地位在意，对于朝代更替，由谁出任皇帝，皇帝的表现如何等，其实并不关心；他们对于皇室家族也不甚看得起，甚至抱有不屑与之为伍的心态。
整个南朝都是世族称霸社会、主导一切的时代，也就是因为世族的地位牢不可破，他们在朝廷没有必要对昏君、乱君、暴君提出谏诤，在地方也没有必要发表风评，在此种状况下，南朝皇室成员遂成为不受政治谏诤与社会风评牵制的一群人。一旦缺少家教，失去自我约束的力量，南朝君主就必然成为不受任何社会与文化规范制约的狂徒，那些少年即位的皇帝，当然成为大权在握的顽童与狂童，也就身兼昏君、乱君与暴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