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胄判案不买唐太宗账

戴胄是唐太宗时期的著名大臣，明习律令，品性坚贞刚正，颇有治事之才。戴胄曾多次犯颜直谏，依据法律匡正皇帝的判决，折狱能析秋毫，言若泉涌，太宗更加倚重他。贞观七年戴胄去世，太宗为之辍朝举哀，因其宅舍简陋容不下祭丧，下诏为之立庙。房玄龄、魏征与他关系友善，每到其生前所居之处，辄流涕不已。
　　贞观元年，戴胄与唐太宗之辩被天下传为佳话。当时，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急于建立自己的干部队伍，于是大张旗鼓，在全国招贤纳士。一时间，多年不得志的人，包括原来在隋朝做官者无不趋之若鹜。然而，选拔官吏的部门压力很大，因为他们无法一一核查每个人填报的履历真伪。情况反映上来后，唐太宗专门发布敕令，内容是自敕令发布之日起，伪造资历或官阶者自首免死，如果不自首，被查出来或被他人告发，一经核实，杀无赦。
　　敕令发布不久，有人举报徐州司户（即主管民事的官员）柳雄伪造在隋朝的做官经历，蒙蔽朝廷才做了现在的官。有人劝柳雄自首，他却抱着侥幸的心理回答说：“伪造官阶的人肯定不只我一人，朝廷岂能一一查实？”最终竟不肯自首。自首期过后，大理寺查实柳雄伪造官阶罪名属实，按照太宗敕令，大理寺卿将柳雄判处死罪。
　　这时，戴胄作为次长官大理寺少卿，坚决反对这样的判决，并按照大唐的基本律法判柳雄为流刑。案子呈上去后，唐太宗怒不可遏，下令法官去执行死刑。戴胄坚守法律，反复与唐太宗争辩，达四五次之多。
　　唐太宗对戴胄说：“朕刚刚发布敕令，不自首者处死。你却断为流刑，这不是让朕失信于天下吗？难道你受了柳雄的贿赂要卖狱？”戴胄毫无退让，跟唐太宗争论说：“臣为天下人捍卫律法，不敢有一毫之私，更不能玷污法律。陛下既然把案件交给大理寺审理，就要按照我大唐律法来判。柳雄伪造官阶，没有死罪，应该断以流刑。”唐太宗更加气愤地说：“你遵守律法，将朕置于何处？我这个做天子的还有什么颜面？皇帝还有什么权威？”戴胄回答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言者，当时喜怒之所自发。陛下因为有人在选官时舞弊作假，就发一朝之忿，而发敕令杀人，这将置大唐国法于何地？陛下收回成命，表面上有损皇帝权威，实际上这才是让律法为天下臣民所信守，彰显国家的大信啊！”
　　戴胄一番话，浇灭了唐太宗的一朝之忿。唐太宗承认自己的做法不妥，对戴胄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柳雄最后被判处流刑。
　　《唐律》有《辄引制敕断罪》一条，实际解决了“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该法律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辄引”是擅自引用。制和敕，是皇帝的命令。如果法官在审判时擅自引用皇帝的制、敕，而这些制、敕只是临时处分、不为永格，即没有载入法典中，这种情况下导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这条规定表面上是约束司法人员，实际是约束皇帝的个人行为不能超越国家的根本大法：皇帝因为某件事下达指示，司法官员就援引作为判案的依据，这是禁止的，因为这样的“皇言”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如果援引导致罪有出入，要以故失论，属于主观故意，要加重惩罚。
　　戴胄对法律坚守的事例，还涉及一个大人物——对唐代立法做出突出贡献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与唐太宗李世民是布衣之交，在玄武门之变中起到关键作用，加之其妹又是皇后，故地位尤为尊崇。史书记载，唐太宗时常召长孙无忌到寝宫议事，对其礼遇为其他群臣所不及。贞观元年，长孙无忌拜为左仆射即宰相。
　　一次，长孙无忌奉召入宫议事，由于事出急迫，竟然忘记把随身携带的佩刀解下来，而是直接进入东上阁门。等办完事出门，监门校尉才发觉。这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太大了，一时人们议论纷纷。唐太宗只好按程序把案子交给臣僚议罪。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校尉失察，罪当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殿，应徒二年，罚铜二十斤以折罪。唐太宗认为所议恰当，想要采纳。但大理寺少卿戴胄不同意，他反驳说：“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牵连而致犯法，不应该重判。如果援引他们二人所犯的是过失犯罪，那么从情理上来看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而对他们判处的结果却是生与死之间，这完全不同，臣非常冒昧，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因戴胄固守原议，一再犯颜谏阻，唐太宗最后赦免了监门校尉的死罪。
　　回过来看，长孙无忌“不解佩刀而误入阁”案，因为长孙无忌身份贵重，所以不能完全按照法律条文来判决，而要由只有皇帝才能行使的“八议”予以特别处理。《唐律》在解释“议”字时指出：议者，原情议罪者，谓原其本情，议其犯罪。因而戴胄提出，唐太宗可以援引“八议”之条，赦免死罪。但监门校尉职位低贱，不属于“八议”适用的范围，因此，完全按照法律条文来判处的话，就是死刑。这样就出现了问题：监门校尉与长孙无忌所犯罪行完全一样，而且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所误在前，即牵连犯罪，但判决却有生死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在情理上又行不通。于是，才出现了文中的判决结果。（2015年5月18日《北京日报》林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