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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传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

他一心巴望老乡杀身成仁。公元1279年4月,一个人闻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只将过江西。他风急火燎,连明彻夜,赶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这篇旷世奇文空前绝后,千古未闻。其洋洋洒洒近两千字,有理有据,鞭辟入里,才华横溢,情感饱满。其字字句句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文丞相应当死,应该死!其核心只有一个:希望文丞相尽快自裁,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立地成佛。

为了达到“劝死”之目的,他又不厌其烦、不辞劳苦地,手抄《生祭文》数十上百份(若在有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的当下,弄出成千上万份也是有可能的),沿文天祥北上的必经之路的,赣州至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地,在邮局、船码头、宾馆旅店、民房墙壁、山坡等张贴一路。

张贴了一路还怕文天祥看不见,又处心积虑地将此文誊写成“字大如掌”的大字报,并且“揭之高砌”。同时,派人在各处高声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

由于元兵看守很严,他当面给文天祥朗读祭文的计划落了空。他还不死心,就在文天祥将要经过赣州时,他专门在码头设了祭坛,哭天抹泪地大烧纸钱。完了还不过瘾,又尾随押解文天祥的队伍,赶到南昌码头,又把“赣江码头的故事”重新上演了一遍……

风急火燎赶作祭文、不辞劳苦誊写、张贴“大字报”,又四处生祭的人不是别个,而是文天祥的小老乡、老部下——王炎午。

王炎午,江西安福人。本名王应梅,与文天祥同乡,但较其小16岁。南宋灭亡后,号称炎宋,改名炎午。咸淳甲戌年(1274年),在他还是太学生的时候,南宋朝已经到了危亡之秋。临安沦陷前夕,他只身前往拜访同乡文天祥。文天祥见到老乡来投,马上授予其军事参谋之职。

跟随文天祥干了一段时间后,王炎午可能感觉到蒙古人的兵锋是挡不住的、南宋王朝覆亡是迟早的事。便在军队人员紧缺之际,到文天祥的中军大帐中,言辞恳切地说:“我父亲去世了还没有埋葬,母亲又重病卧床不起,需要我去伺候。”说完,便“开小差”打道回府了,直到文天祥被俘。

当时不少南宋遗民,都期望文天祥能再次逃出元军魔掌,好领导南宋爱国人士的抗元斗争。但王炎午知道,文天祥再也没有机会像先前一样逃跑了。于是他就心急火燎,连明彻夜,搜肠刮肚,挖空心思地,写下了著名的《生祭文丞相文》。

人家早就准备舍生取义。“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祥兴二年(1279年),文天祥被押送途中过零丁洋时,做《过零丁洋》。只读这一首诗,我们就能知道,文天祥早在过零丁洋之时,就已经立下了死誓。事实也是如此:文天祥在押送元都的途中,两次自杀未遂,绝食8日不死。

文天祥,江西吉州(今江西省吉安)人,生于1236年6月,初名云孙。20岁中选吉州(吉安)贡士,改名天祥,并随父前往南宋首都临安应试。在殿试中提出的改革方案,切中时弊,被宋理宗亲拔为第一。先后任湖南提点刑狱,赣州知州等。

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南宋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听闻“广告”,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勤王。1276年任第一(右)丞相,期间被派往元军营谈判被扣留。押解中在镇江逃出,流亡至通州(今江苏南通)坚持抗元。

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带领残兵且战且退。退到南海之滨的海丰县五坡岭,被突然出现的张弘范军队抓获。

后来,元世祖忽必烈派降元的、原南宋副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便怒不可遏,予以喝退;忽又让也已降元的南宋大皇帝赵显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说:“圣驾请回!”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甚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三年。

其实,王炎午他们的担忧是多余的。文天祥被押解到元大都后,元朝当局三番五次要招降文天祥,都被他严词拒绝。哪怕是忽必烈屈尊降贵亲自劝说,文天祥也是宁折不弯。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在狱中,他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且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他深知女儿的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他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也不能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了。因为,王炎午之流已经逼得他非走绝路不可。

当时忽必烈多次搜求,有才能的南宋官员。王积翁(降元南宋官员)说:“南宋人中没有谁比得上文天祥的。”于是王积翁被派遣去传达圣旨并劝降,文天祥说:“国家亡了,我只能一死报国。倘若因为宽赦,能以道士回归故乡,他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个顾问还可。”王积翁想与宋官谢昌元等十人一起,请释放文天祥为道士,叛徒留梦炎不同意:“文天祥放出后,又在江南号召抗元,置我十人于何地?”此事最终作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文天祥是英雄也是人,面对妻女,面对生死,他应该和普通人一样,想让家人幸福、渴望生存。一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个顾问还可”,当知文天祥并非一味向死不向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82年12月初九,大元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就义的消息,早早聚集在街道两旁。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举止安详。行刑前,文天祥问明了方向,随即向着南方拜了几拜。监斩官问:“文丞相有什么话要说?回奏尚可免死。”文天祥不再说话,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终年47岁。

消息传开后,王炎午之流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在他们的强烈呼吁下,他们敬重的文丞相终于做了烈士。于是他再次充分发挥自己做祭文的才华,又写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开头便说:“相国文公再被执时,予尝为文生祭之。已而庐陵张千载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哭望奠。”这简直是有些得意呀。意思是说当初我生祭丞相,希望你不要活下来,你现在果然当了烈士。太好了!一名高官被敌国俘虏后,自杀明志或慷慨就义,当然值得敬仰。但如果他像冯道、洪承畴那样“投诚”对手而活下来,也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其他人尤其是其旧部,不营救也就罢了,又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催促、逼迫他去当烈士呢?王炎午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也就是因为生祭文天祥,逼着老首长当烈士!

强烈呼吁文天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带头人王炎午,想必、也应该在“心意已了、大事已结”后,紧随英雄而去吧。然而,他在此之后虽不仕元,却也贪生苟活了四十多年,直到七十三岁寿终正寝,高寿而亡——这没有道理。用现在的大白话说“一心攒撮别人死,自己却独自活,太说不过去!”我们不禁要问:在文天祥就义之后的42年里,你苟活的可心安理得?

在某些人的精神世界里,两种人是必须以死守节的,即被俘虏的官兵和被玷辱的女子。不死,他(她)自己和大家都“羞愧难当”。他们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对于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是及时自杀。然而令人最为气愤的就是,希望被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不在此仁义道德之范畴。他们的任务只是,给他(她)们的死鼓劲加油,给英雄和烈女写赞歌、树牌坊。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当文天祥数次自裁的时候,当他在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王炎午之流既没有想办法营救(哪怕是谈判),也没有组织人力拼死抗争。只是写一通慷慨激昂的《生祭文》,还到处张贴,极力呼吁、激励人家去死。他们不忧心文丞相的健康、不担心他的生命,而是担心他不死!话句话说,文丞相之死,有很大一部分是王炎午之流逼迫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是人生最最宝贵的。任何人的的生死,都应当由他自己抉择,其他任何人,无论用多么圣洁的理想或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资格和权利。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对基本生命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又己不为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大人牺牲——这没道理,太没道理!

作者简介:

翟传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家协会、中国金融作家协会、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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